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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4日 星期六

北族傳統常居不易而非隨時變異

2021年12月04日撰稿
最近治理北族名號,心有所感,茲將意想連綴乙則,題旨:北族傳統常居不易而非隨時變異。

從小到大,但凡閱讀我等華族所撰篇什,多認為北族的文化傳統較不固定,隨著時間向後推移,北族的社會慣習會產生很多變化,大改古人之風尚。持此議者,其根底多從下列幾處出發:
(1)北族無文字,尤其是匈奴、鮮卑,無文字導致後人無法參引前人的書面紀錄,只能由口碑傳言之中來理解自身的傳承為何物。言說的過程很容易出錯形成突變,或者是因為老輩凋零無人言說,從而讓古代的文化因子斷流。

(2)北族人口基數少,又喜歡四處抄剠,也常為異族所征役,極大程度地混入了外族人口,附帶就容易讓外部文化因子滲入北族文化之中。加之北族遊牧文化質樸、簡單、野蠻,面對高度文明的中國文化、回教文化或羅馬文化,北族由野蠻轉向典雅來模仿、學習或轉變,自是事理自然。

(3)北族的經濟型態為純游牧,隨畜轉移,遷徙無常。此種非定居的生活,沒有辦法攜帶大量的動產和不動產,只能攜帶精品的美玉、寶石、綢緞、車駕。這使得北族無法定著於一地,經之營之,發展出定型化的文化態樣。過度遷徙的遊牧生活是北族傳統無法固定下來的另一大干擾,高強度、大規模的全社群移動本來就有讓文化傳統無法恆久的物理制約。

不過,前述的理由雖看似堅實,且瀰漫於眾目所及的一切學術載籍,然而,卻未必就是真相。我人可以從下面的幾樁事例來踏查,北族的文化傳統應該是非常穩固、變異極少才對:
(1)北族的京師,從古至今,只有固定1處,即顎爾渾河谷。
比諸漢人,漢人的京師已然3變,分別為:關中、河洛、北京。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京師位置的變動來講,則漢人遠甚於北族。參:〈【筆記】北族京師(1)〉等系列文。

北族除非遭遇嚴重的外部軍事壓力,必須完全放棄本土舉國逃生,否則不會輕言拋卻以顎爾渾河谷為京師的執念。北匈奴西遷(含Hun)、突厥西走(含土耳其),都是無奈之下的產物。

另外,鮮卑人入主漠北後,毅然拋棄顎爾渾河谷,轉居中原,此看似與北族舊習徹底割斷。但鑒於鮮卑人的汗室乃出自中原三代夏后氏,本即非純粹的北族,故可置之不予深論。

(2)北族的名號,從古至今,其發音甚為穩固。即使從匈奴語傳入鮮卑語、突厥語、土耳其語,相關的名號在發音的差別上僅是方言差距而已;北族甚至連傳承自遠古華夏的名號,如單于、羲和(葉護)、伯,都一直維持著相當固定的發音。相照之下,漢語的發音變化,上古、中古、現代的差別頗鉅,可謂是3種不統的語言了;上古漢語確實具有印歐語族的特徵,擁有3時(過去、現在、未來)1式(命令)的文法,古字的發音也非1字1音而是有著前(後)綴輔音,而中古的白話文如元代漢語又哪裡能用現代的白話文去讀通呢?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語音的變動來講,則漢人亦遠甚於北族。參:〈莫何考(1):喀喇汗王朝博格拉汗名號蠡測〉等系列文。

(3)北族的國號,從古至今,只有4種:人(*kam)、中央(*broŋ)、大河(*idilk)、天(*traːŋril),發音亦甚穩固。匈奴(*flōŋ-naɦ,其中*flōŋ為*broŋ的音轉)、柔然(*apar),係援用傳統國號「中央(*broŋ)」。突厥(Turk)、土耳其(Turk),係援用傳統國號「大河(*idilk)」。丁零(居於北亞極北森林地帶,為匈奴分支)、2世紀黑海北岸χονυι部匈奴、4世紀Χιονivται(希奧尼部)匈奴,係援用傳統國號「天(*traːŋril)」。夏代有扈(*kam)氏、周代玁(*kam)狁,係援用傳統國號「人(*kam)」。

和北族放在一起,華族在國號(朝代號)的選用上就充塞著變化性,中國各個王朝都會自行選用朝代號,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明……等等,華族朝代號的數量遠遠超過4個,並且愈往後面愈會出現超越傳統舊朝代號的新事件(明),這在北族來說確屬不可思議。參:〈匈奴國族名號4種釋義〉、〈2世紀黑海北岸χονυι部匈奴、4世紀Χιονivται(希奧尼部)匈奴當係以「天」為國族號

(4)北族的內部管理結構,從古至今,只有1個基本型,即分翼制。
當部族人口少的時候,北族都集中為1部。人口漸增,就分為2部,互為犄角。再多則分成3部,作為軍事衝突時的左、中、右3翼部隊,3部是分翼制的基本型態。勢力更形龐大之後,仍會採行多部分翼制度,部數可達7~8部。然無論分出再多的部、翼,仍然是分翼制,而非其他的體制,這點和中國時常保持著郡縣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內部管理結構的變動來講,漢人常保郡縣制與北族習用分翼制,其固定的程度是一模一樣的。參:蕭愛民《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兩翼制度研究》,2007年12月,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67414

既然誤區已得解開,那麼,便須繼續解決下一個謎團。在北族游牧營生、無文字城廓、易受外誘外擾的情況下,北族文化傳統竟然是高度固定性的,此情景究竟是何由致之?靜案,其原因,大率有幾:
(1)北族人口基數甚少:
匈奴人口不過漢朝一大郡,為數約1百多萬左右,後繼的鮮卑、突厥、土耳其,當他們生活在漠北、西域、河中等地的時候,限於惡劣的生態環境和游牧的經濟模式,人口數自然不會太過膨脹,各處合計也差不多接近數百多萬之譜。此和古代的中國(西漢盛時約2,000萬人口)、波斯、羅馬等人口大國相比,自是少了許多。文化的突變率,各種族既然同為人類,自然是相似的。那麼,人口基數少的種族,乘以相同的突變概率,其結果自然是變化性更低,很容易維持穩固的文化傳統。反倒是人口基數多的種族,更見文化突變、文化內部自我興革的情況才對,從而讓其文化傳統顯得喜新厭舊,較不穩定。

(2)北族口傳背誦應極嚴謹:
沒有文字的匈奴人、突厥人,他們在傳播政令的時候,以及傳承歷史文化的時候,多半是以口傳、言語的方式在做交流。如果口誦時漫不經心,自當大量流失文化慣習。然而,鑒於北族在京師、名號、分翼……等方面,擁有著恆久的樣貌,我們可以認為北族的文化傳統是固定的,並未捐喪。由而可以反推北族人在口誦時的心態和操作細節應當極度嚴謹,能夠做到歷代人都維持著相同的說唱內容和故事主題。這種精細程度可能跟他們有利用一些神祕學的手法有關,或者是口誦群體的職業化與標準化有關。

(3)北族騎馬導致通訊交流頗為發達:
北族採取游牧經濟,馬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騎馬、駕車的速度是比徒步來得快多了。廣大的漠北草原、西域和河中地區,地理平坦、阻礙頗少,加之採行車馬運輸,使得整個廣大區域的同一北族都可以有著高效的通訊方式和接觸頻率。在人口基數少、常態定期聚會(龍庭大會、分部聚會、舉族軍訓)、車馬運輸頻率高的條件之下,整個北族內部可說是共享高密度的溝通頻次,遂讓他們凝聚為單一的社群,其文化傳統縱使有一些外來干擾或內部突變,也極易獲得相互糾錯,出現趨同校正回歸原樣。因此,也許北族容易接納先進的商品,但要他們貿然變改京師的位置則是絕不可能的。

簡單地說,北族傳統文化具有高度的固定性,至少反映在:
(1)京師位置固定於顎爾渾河谷。
(2)各色國號與名號的發音,古狄、匈奴、柔然、突厥都保持固定,僅有方言差異。
(3)國族政制係以3部分翼制為基本型,為民政、軍政一體化的高效結構。
以上種種,實與中原漢族、現代歐美日學術主流所知所見,大相徑庭。

2020年11月25日 星期三

揣測幾條匈奴語的聲律

2020年11月25日撰稿
尚待校補
匈奴語的聲律,目前我個人推測,可能有如下幾條規則。

一、*tr->*dr-/*t- 聲律
繼受:*tr-(統一匈奴語)> *dr-(南匈奴語)
借詞:*tr-(統一匈奴語)> *t-(突厥/回紇/蒙古語)
*tr->*dr-/*t- 聲律:「起首子音在早期為*tr-,到了後期有在南方(華北地區)變化為*dr-、在北方(塞北)變化為*t-的現象。」

我於〈天字的匈奴語發音(附:單于的字義蠡測)〉文內,曾經整理過「天」字在北族語言中的繼受或借用情形:
(1)統一匈奴語:rtraːŋril(漢朝),可能最前面的r輔音或可去除而作traːŋril
(2)南匈奴語:draːŋril(晉朝)
(3)突厥語:täŋri、tängri、tärim(唐朝),隋唐之際的文獻對音作ḍraŋril
(4)回紇語:tängridä(唐朝),唐中後期文獻對音作:登里邏/囉
(5)蒙古語:tängri(金朝以降),現代漢語常見譯作:騰格里

可以明顯看出,在匈奴語本民族的繼受關係中,前後期有1條聲律:
(1-1)*tr-(統一匈奴語,漢朝,塞北)> *dr-(南匈奴語,晉朝,華北)
這條聲律所反映的變化,約莫是發生在早期匈奴語的南部方言中。
例子就是「天」字:
*traːŋril(統一匈奴語)> *draːŋril(南匈奴語)

另外,在匈奴語借至其他北族語言時,內外之間(同時也有前後時序)則有1條聲律:
(1-2)*tr-(統一匈奴語,塞北)> *t-(突厥/回紇/蒙古語,塞北)
例子一樣是「天」字,語音變化則是:
*traːŋril(統一匈奴語) = *täŋri(l)(突厥/回紇/蒙古語)

二、*( )d( )->( )t( )- 聲律
繼受:*(i)d(i)-(古匈奴/狄語)>?(統一匈奴語)>*(a)t(i)-(西遷匈奴語)
借詞:*(i)d(i)-(古匈奴語/狄語)>?(統一匈奴語)>*(a/i)t(i/u/o)-(突厥語)
*( )d( )->( )t( )- 聲律:「字詞首起元音省略之規則中,為兩個母音所夾的子音,有由前期的d轉換為後期的t之現象。」此聲律有可能會干擾到該子音的前母音跟後母音,不見得能維持住原本i母音的型態,而有可能被干擾為別的母音如a、u或o。

匈奴國族名號4種釋義〉裡已初步抄錄「大河」1字在北族語言中的相關資料,此處再進一步清理一下其繼受或借用情形:
(1)*(i)dilk(*idilk:有易氏,商代古匈奴語,河北 / *dilk:狄族,春秋狄語,華北)
(2)*(a)til或*(i)til(Atil/Itil:阿得水,唐代突厥語,西域)
(3)*(i)Turk(Turk:突厥,唐代突厥語,塞北)

茲再假設Hun王阿提拉(Atilla)的名字也是衍生自「大河」1字,追加進去的話:
(4)*Atil(la):(Atilla:阿提拉,西遷北匈奴語,東歐)

則可以明白得出,在匈奴語本民族的繼受關係中,前後期尚別有1條聲律:
(2-1)(i)d(i)-(古匈奴/狄語)>?(統一匈奴語)>(a)t(i)-(西遷匈奴語)
其例「河」字:
*(i)dilk(古匈奴/狄語)>?(統一匈奴語)>Atil(la)(西遷匈奴語)

從匈奴語借入其他北族語言時,此聲律於內(前)、外(後)之間的變化亦是相同的,一樣為:
(2-2)(i)d(i)-(古匈奴語/狄語)>?(統一匈奴語)>(a/i)t(i/u)-(突厥語)
同樣舉「河」字為例:
*(i)dilk(古匈奴/狄語)>?(統一匈奴語)= Atil/Itil阿得水/Turk突厥族名/Tola河(突厥語)

限於匈奴字的資料太少,以上的聲律僅屬極初步的臆測。未來倘能研究得到更多的匈奴字,合當再行追加比對。

2020年7月12日 星期日

莫何考(7):冒頓單于名號音義再蠡

系列文123456、[7]、89

2020年07月12日撰稿
莫何考(3):冒頓單于名號音義蠡測〉已探討「冒頓」官號的匈奴音、義,分別如下:
(1)匈奴語(上古)發音擬構:*bʱug(h)tun
(2)匈奴語字義:神聖
適來仔細翻閱史著,竊以為前述分析尚有未盡之處,以下試進一步補充之。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218葉提到了突厥字「暾欲谷」和鮮卑字「吐谷渾」這2個看似不同的音譯名稱(唐代漢語對音),實際為同一個北族詞,該詞由2個北族字所組成。該北族詞的原音,見同書:
(1-1)鮮卑語「吐谷渾」
第218葉:吐(ton) + 谷渾(yuquq),或吐谷渾(Toñuquq)
(1-2)突厥語「暾欲谷」
第216葉:暾(ton) + 欲谷(juquq),或第218葉:暾欲谷(Toñuquq)
另外,突厥語有另外一個意義不同的名稱「統葉護」
(2)突厥語「統葉護」
第217葉:統(Ton) + 葉護(Yabgo),此乃吐蕃文獻的對音

可以看出,前述兩組北族詞,明顯共享了第一個字「ton」,至於第2個字則分別選用了各別不同的字。無論是鮮卑人還是突厥人,雙方所共用的字「ton」,其意思可參: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第216葉:「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的《突厥語大辭典》(Dīwān Luɤāt at-Turk)有關第一個兒、女的詞組中,ton是表示“第一個”、“頭生”意思的單詞。克勞森(Sir Gerard Clauson)《十三世紀以前突厥語語源辭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收有tu:n一詞,指出西北阿爾泰地區的突厥系民族語言中保存了這個單詞,婦女的第一個丈夫被稱為tu:n beg。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暾欲谷的暾(ton)就可以這樣在突厥語中尋找語源。Denis Sinor早就指出,古突厥碑銘中的一些詞匯,特別是與姓名、官職及名號有關的重要詞匯,並不來源於突厥語。」

羅新先生對於唐代鮮卑語ton(吐)、唐代突厥語ton(暾)的字義,能否直接比定為13世紀突厥語tu:n(第一個、頭生),略持保留態度。惟靜案,此字顯可再向上比對匈奴語,以及向後比對布加勒爾語和土耳其語:
(1)統一匈奴語「冒頓」
*bʱug(h)tun,拆解為*bʱug(h)(冒)+*tun(頓)
(2)西徙北族,布加勒爾語「冒頓」
vichtun<*bichtun<*bʱug(h) + *tun(布加勒爾<北匈奴<統一匈奴)
(3)西徙北族,土耳其語「冒頓」
mete(土耳其)<tu:n/ton(突厥)<*bʱug(h) + *tun(統一匈奴)

如此,則能夠推定唐代鮮卑語ton(吐)、唐代突厥語ton(暾)的語源為統一匈奴語的tun(頓),該字的意思當即13世紀突厥語的意思「第一個、頭生」。准而得重新校正〈單于考(4):淳維本義蠡測〉乙文中對於匈奴行國元首頭銜「冒頓單于」音、義之理解:
(1)匈奴語「冒頓單于」為4個字的組合:*bʱug(h) + *tun + *djar + *ɢʷa
(2)前2個字為「官號」,表現了冒頓其個人的優良品質:神聖且第一。
這2個匈奴字的字音和字義分別為:
*bʱug(h) (神聖)+ *tun(第一、頭生)
(3)後2個字為「官稱」,表示擔任匈奴行國元首的職務,漢代漢語的對音字為「單于」,上古三代漢語的對音字為「淳維」。
這2個匈奴字的字音和字義分別為:
*djar(眾多) + *ɢʷa (四方),漢代<*djur(眾多) + *ɢʷi(四方),三代

另外,北族字ton(意思是:第一、頭生)在北族各族之間的繼受關係,也得整理如次:
(1)統一匈奴語:*tun
(2)唐代鮮卑語:ton
(3)唐代突厥語:ton
(4)13世紀突厥語:tu:n
(5)15、16世紀的布加勒爾語:*Bichtun的後半段「*tun」
(6)20世紀的現代土耳其語:mete的後半段「te」

上述推定,容或「冒頓單于」的本誼歟?

2019年1月5日 星期六

從匈奴西遷問題開始漫談一些想法(2)

2019年01月05日撰稿
2019年01月06日補充
研究匈奴西遷過程需要大量涉獵相關書籍,所以自覺適來有點匈奴化了,現在滿腦子都期盼能早點見到古匈奴文字的考古報告中譯本。目前我覺得吳安其先生從比較語言學切入所得的分析,頗可印證到「北狄─匈奴」與南島語族方面的遠古史影,亦即華南農業發明事件對現代人類的語言界線的確有著莫大的型塑能力。由於李葆嘉、徐文堪等學者關於比較語言學的研究也與吳安其先生的成果相吻合,所以參考價值非常高。

網路上輾轉流傳著一篇文章:馬利清〈關於匈奴文字的新線索〉,原文出處找不太到,文中引述蒙古科學院(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考古研究所的圖爾巴特(Ts.Turbat)很可能在2009年左右已發掘到匈奴古文字:「近幾年來,蒙古考古學家在蒙古境內發現多處匈奴墓穴,並從中挖掘出約2000多件文物。據《世紀新聞報》報導,蒙古科學院考古學者圖爾巴特說,從匈奴墓穴中挖掘出的文物中有屬於中國東漢時期的銅鏡、弓箭、樺樹皮畫、銅鍋、石硯以及鑲有寶石的裝飾品等。他說,從蒙古布爾干省呼特格溫都爾縣出土的一些珍貴文物來考證,匈奴人當時已有自己的文字,類似於Orhon(鄂爾渾)文的字母。如果消息確切,將是匈奴研究的一個歷史性大突破,我們有望期待未來的匈奴文字、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將邁向一個嶄新的天地。」

網路上還流傳著另一篇文章:馬健〈匈奴考古國際研討會會議紀要〉,同樣出處難尋,文中說明Ts.Turbat曾在2008年參加過一場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2008年10月16至18日,由絲綢之路(SilkRoadFoundation)基金會出資舉辦的"匈奴考古國際研討會"在烏蘭巴托舉行。......本次會議彙集了蒙古、中國、俄羅斯、美國、德國、韓國等國長期從事匈奴時期的一線考古工作者和動物學、遺傳學、體制人類學、社會政治學等領域的專家。會上有近35位學者發言。...... 蒙古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圖爾巴特(Ts.Turbat)從墓葬形制、葬儀出發,通過比較,推測匈奴葬儀可能源於從當地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以來的石板墓文化。」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篇〈安徽南溪古寨:大山裡的"匈奴部落"〉,文章見於「中國文明網」,發表時間為2013年03月18日,原文網址:
該文報導稱:「距安徽池州市東至縣城25公里的花園鄉南溪村,一個群山懷抱的深山峽谷裏,生活著180多戶、780多人,他們是匈奴休屠王後裔,......據記載,村民們的祖先來自蒙古大漠,唐朝末年為躲避黃巢之亂從徽州黃燈(今屯溪)遷居於此,至今已有1135年,傳世60餘代。......村裏還保有很多源自草原匈奴部落的習俗,每年農曆的八月十三和一些重要節日,村民們都會進行祭祀活動,......匈奴人沒有自己的文字,語言依靠一代代的口口相傳,但目前正在漸漸消失。"祖父輩平時說話有2/3是匈奴語,父輩能有1/3,到我這一輩只能說一些常用語,年輕人基本都不會說了。"金長志說。」

匈奴人起源興許與華夏集團不無關聯,即他們很像是從華夏聯盟中分化出來的游離支系,並進而將北亞、內亞和東歐很多部族予以同化或涵化,突厥人大約就是北狄化的新興文化集團。不過突厥人起源包括了2個不同的成分,一是匈奴因素,一是古斯(Gus/Gur/Gar)因素。至於何謂古斯(Gus/Gur/Gar)?這是我眼下面臨最棘手的幾個問題之一。因為古斯一詞,影響到後來北匈奴西遷部族和回紇(Uyghur)部族的幾個次級的部落名稱與群體認同,如Saragur、Kutrigur、Bulgar、Onogur等是。甚至西遼的君主稱號為菊兒汗(Gurkhan)是否也與古斯一字有著不為人知的意義在?為何鐵木真棄用菊兒汗而改選成吉思汗為頭銜?越晚解決古斯問題,就越是耽延解決突厥起源等一系列問題的時間。

波斯薩珊朝起源或亦牽涉到古斯問題,Will Durant(著)、幼獅翻譯中心(編譯)《拜占庭伊斯蘭及猶太文明》(1974年10月,幼獅文化)第222頁敘述薩珊皇朝開國君主Ardashir帝的祖先譜系:「根據波斯的傳說,Sasan是Persepolis城的傳教士;他的兒子Papak是Khur國的小王子;Papak殺死了Peris省的統治者Gozihr,自立為該省之王」,Khur國可能就是古斯國。同書225頁:「Sasanian國王Bahram五世(四二○至四三八年),這個因為打起獵來一無反顧而被稱為Gur─『野驢』─的國王很順利地擊敗這些人;不過在『野驢』死後,這些一面作戰一面繁殖的烏拉阿爾泰人建立了一個帝國,版圖從Caspian延伸到印度河,並以Gurgan為其首都」,Bahram V帝的Gur(野驢)渾號、白匈奴的首都Gurgan城等均來自古斯一字。蒙古人起源問題更為複雜,一般認為蒙古人來自東胡系統。惟此說過於簡單,蒙古人恐怕是一支複合民族,比如說汪古部的領袖是景教貴族。蒙古人初期進據北族京師之地的過程也是在回紇殘部的默許下達成的。也就是說,蒙古人起源問題多少亦須考慮到古斯問題,非常關鍵。

2025年06月30日增補
【伊朗】阿卜杜勒‧侯賽因‧札林庫伯(著)、張鴻年(譯)《波斯帝國史》(2014年01月,崑崙出版社,ISBN:9787802390348),第426葉:「沙普爾已死(公元222年),巴伯康和高切特拉也不在了。這對阿爾達希爾【靜案,波斯帝國安息皇朝末期、薩珊皇朝初期君主】來說是稱王的最好時機。阿爾德旺【靜案,波斯帝國安息皇朝末期統治者】拒絕承認他的王位,但他根本不予理會。......阿爾德旺在對阿爾達希爾的回信中,既表示出輕蔑,也充滿了威脅。他把阿爾達希爾稱為庫爾德人,說他是“在庫爾德人的帳篷裡長大的”。」

2018年11月18日 星期日

單于考(3):單于官稱的變化

系列文《12、[3]、45
參考文《+1

2018年11月18日撰稿
2019年01月26日校補
一、秦末~西漢中期:單于為匈奴一國最高統治者的專屬官稱

單于( djarɢʷa/djarsɢʷa/taːrɢʷa)作為匈奴最高統治者的官稱,至遲已見於頭曼單于。此後,由於匈奴的強盛,單于官稱的聲勢甚且一度凌駕於中國的皇帝尊號。在統一匈奴的體制中,單于官稱專屬於匈奴的最高統治者一人,此為原則;只有在皇族爭立或國家分裂的時期,才會出現數人同時擁有單于官稱的例外情況。

另外,單于官稱也專屬於匈奴一國之元首,其他外國或異族的領袖則不能使用單于尊號。劉學銚《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1999年11月,南天書局,ISBN:9789576385308)第152頁:「按單于之稱,原為匈奴族對君王之稱,其他胡族初並不使用此項稱謂,但自五胡崛起建國之後,單于一詞幾為諸胡族對其君王之通稱」。

二、西漢末期~東漢:單于官稱逐漸華夏化

匈奴分裂以後,由於南匈奴單于需倚賴漢廷的支持才能抵抗北匈奴的軍政壓力,故從南匈奴親漢、附漢開始,單于尊號逐漸受到漢人皇帝制度的影響。最終單于官號被吸納進漢式職官的系統中,由生稱轉為追諡;單于官稱也成為中原中央政府管理外夷的一種華夏化的名號,在單于官稱之上還覆蓋了監護匈奴單于的漢人官銜與皇帝尊號。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48頁:「漢末魏晉政府授予邊境部族首領的單于職務,都沒有單于號。而且魏晉時期各獨立族群的首領自稱單于時,也都沒有標舉單于號,這就是因為在近兩百年的南匈奴歷史上,在世的單于都沒有單于號……單于稱號成為中原政權處理邊境問題的一個手段,因而它事實上成為華夏制度傳統的一部分,而與北族社會內部政治體的發育與成長無關。這樣,華夏文化就最終完成了對於匈奴古老的單于號(官號)傳統的改造和消融。後來北族政體中出現可汗稱號,可汗代替單于而象徵北族政體的元首,原因顯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單于稱號早已華夏化、不再具備草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也許是原因之一。而單于稱號華夏化的過程中,單于號由生前授予到死後獲得,應當是一個重要的標誌。」

三、東漢末~曹魏:單于官稱的虛級化

東漢末魏王曹操架空南匈奴單于,分南匈奴為五部,單于官稱成為僅能表明匈奴君長的身分標誌,不再擁有實權。蕭愛民《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兩翼制度研究》(2007年12月,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67414)第38頁~第39頁:「公元216年(東漢建安二十一年),時為魏王的曹操利用南匈奴呼廚泉單于入朝,留其於鄴城,使左賢王去卑回平陽監督、管理所統轄諸部落。……自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以後的魏晉時期,單于僅為尊號,已沒有實際能控制的地域和部眾。……魏晉時期南匈奴的部眾已接受所在郡縣地方官吏的管理,與漢人一樣編入戶籍,但享受"不輸貢賦"的待遇。」第40葉:「魏晉時期的匈奴人從官職的設立上看好像仍在實行著兩翼制度,實際上已經不存在。因為曹操採取分部為五,每部擇貴族為帥,另選漢人為司馬的措施,是釜底抽薪,表面上匈奴人的那套統治機構仍保留存在,其實只是空架子,僅保留表明其身分的官稱而已。」

四、西晉~五胡十六國:單于官稱的重振與實質貶值

(1)石趙:單于官稱的重振與下降
匈奴人劉淵逐鹿中原之初,先稱單于,再漸次稱王、稱帝,此後前趙、後趙體制內對於單于官稱的地位多所調整,或由皇帝本人兼任大單于,或由皇太子領大單于,導致單于官稱的政治地位高下不定,有時等於皇帝,有時又等於等於丞相(相國)、東宮、王爵、大司馬等皇帝屬官。單于官稱的原所有者──匈奴最高統治者本人雖恢復了實權,但也使得單于官稱的地位嵌入中原秦式皇帝尊號系統中,從而讓單于官稱產生了實質的貶值現象。

劉學銚《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第65頁:「漢匈對君王不同稱謂之習慣,歷兩漢西晉凡三百餘年,未嘗稍改,無論匈奴或其他諸胡,皆認為君王之稱皇帝或天子者,乃漢人之專屬,胡族仍習於其傳統之稱謂──單于,對皇帝一辭尚無染指之心。然而至西晉季世,情勢丕然一變,諸胡族領袖顯然認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稱皇帝號天子,並非漢人之專利,有德者皆能居之,如南匈奴遺裔劉淵,其族人勸其可以取晉室而代之時,劉淵即表示:『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成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可見其時已然突破胡族不得為皇帝或天子之禁忌」

蕭愛民《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兩翼制度研究》第43頁:「劉淵先以單于立國於離石,署置匈奴時期的各種官職……公元304年(晉惠帝永興元年)又即漢王位,置丞相、太尉等中原系統百官。公元308年(晉懷帝永嘉二年)即皇帝位,改元永鳳……此時劉淵一身兼二任,既是皇帝,又是單于,以劉和為皇太子。晚年病危時,以劉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單于已由原為匈奴人的最高統治者變成與漢官大司馬等同的官職。從開始時劉淵只用匈奴舊制,到兼用漢制,說明匈奴舊制已經不適合於統治中原地區,現實迫使他不得不采用漢制,實行胡漢分治,用匈奴舊制治六夷,用漢制理漢人,自己一身兼二任,對於六夷是單于,對於漢人是皇帝。劉聰即位後,繼承其父劉淵的"胡漢分治"政策,仍集皇帝與大單于於一身,又封其弟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示欲傳位於乂。」第44頁:「後來劉聰欲傳位於子劉粲,以之為相國,總百揆,後又省丞相以併相國,以粲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大單于成為與相國(丞相)並列的官職,其地位已降同相國(丞相)。在皇帝之下,相國是主漢人的長官,大單于是主六夷的長官。大單于由原來劉聰自任,至劉粲以相國兼任,則完全成了在皇帝集權下的胡漢分治。劉曜也繼承了"胡漢分治"政策,但與劉聰稍有不同。劉聰即位初期是集皇帝與大單于於一身的,直接統治胡漢各族,晚期才以子粲為大單于,統治六夷。劉曜是以皇帝直接統治各族,以子熙為皇太子,以子劉胤為大單于,置單于臺於渭城,……統治六夷。」

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3頁~第154頁:「劉曜手下石勒於西元三一九年(西晉太興二年)在群臣勸進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及至西元三三○年(後趙建平元年),石勒滅前趙正式稱帝,並以其子石弘為太子,『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自此之後,後趙大單于一職由皇太子出任,……石勒死後,石弘即位,為石虎所逼,弘先拜石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總攝百揆』,……至後趙建武五年(西元三三九年)石虎以石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資治通鑑卷九十六)」

(2)六夷:單于官稱不再專屬於匈奴一國的最高統治者
五胡十六國時期,除了南匈奴石趙系統繼續使用本族文化傳統中的單于官稱,其他胡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們也開始同步使用大單于官稱,此一頭銜不再專屬於匈奴元首。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7頁錄有六夷諸國君主援引大單于官稱的情況,漸趨普遍:
「前燕  西公元307年(晉永嘉三年)慕容廆自稱為鮮卑大單于
前燕  西元327年(晉建武元年)晉元帝以慕容廆為大單于、昌黎公……
前秦  西元350年(晉永和六年)蒲洪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符氏
前秦  西元352年(晉永和八年)符健即帝位,以大單于授其子萇
後秦  西元356年(晉永和十年)姚襄叛晉,自稱大將軍、大單于……
西秦  西元385年(晉太元十年)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
南涼  西元397年(晉隆安三年)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
夏國  西元407年(晉義熙三年)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

同書第158頁:「其時諸胡政權之軍隊成員主要為胡族,而大單于即為傳統胡族之軍事統帥,因此五胡列國時代諸政權之帝王或以其儲貳出任大單于,或自兼此職,其目的在於掌握軍權以維護統治權。……凡以儲貳或帝王昆仲出任大單于者,……不僅為諸胡族之首領,且為帝王之下最高級官員,但仍需聽命於皇帝,如由皇帝自兼大單于,則為具有雙重領袖之意義,治胡族則以大單于,統漢人則以皇帝,此種雙軌方式對於至理多元民族確有其方便之處。」

五、南北朝~宋、遼朝:單于官稱(djarɢʷa)演變為達干(tarqan)官稱、「達刺干」官職

單于官稱不只在西元四世紀逐步擴散到中原,成為五胡、六夷各國元首們都爭相引用的的頭銜。在塞北地區,也進一步影響到了東北亞和中亞的後進諸國。不過這種影響隨著時光移易,使得單于官稱的使用範圍不再限於各國族的元首、繼承人等少數人,更進而擴大到開放授給高階官員群體,致使獲得單于稱號的人數有增多的趨勢。

(1)鮮卑(前燕)的「大單于」官稱
鮮卑人所建的慕容燕,其統治者採行了大單于官稱。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7頁:
「前燕  西公元307年(晉永嘉三年)慕容廆自稱為鮮卑大單于
前燕  西元327年(晉建武元年)晉元帝以慕容廆為大單于、昌黎公
前燕 西元334年(晉咸和九年)晉成帝拜慕容皝為大單于、遼東公」

(2)胡化漢人(北燕)的「大單于」官稱
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6頁:「北燕係在後燕基礎上所建立之政權,其建國者馮跋,雖為長樂信都(今河北冀縣)漢人,但久處諸鮮卑中,『遂同夷俗』(魏書馮跋傳)……馮跋平亂後稱帝,國號仍為燕,改元太平,至其太平三年(西元四一一年),馮跋『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晉書馮跋載記),……按北燕之馮跋雖為漢人,但已染胡俗,在意識形態上亦以胡族自居,因此習慣於以胡俗治胡族,以漢俗(指魏晉政制)治漢人,但終決權責操諸皇帝手中,馮跋之子馮永以漢人而稱『大單于』實為國史中所鮮見者」。

(3)柔然的「塔寒(tarqan)」官稱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第115頁~第116頁:「羅豐先生已正確地指出,達官即達干,是突厥官制中最常見的稱號之一。這個詞在鄂爾渾魯尼碑文中……轉寫形式為t(a)rk(a)n,一般寫作tarqan,或tarkan。Talât Tekin解釋說tarqan是一種高級稱號(a high title)。《北史》記柔然可汗阿那瑰有"兄弟塔寒",此塔寒即tarqan的異譯。」

(4)突厥的「達干(tarqan)」官稱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第183葉:「單于這個詞沒有消失。我們能夠從突厥語、蒙古語,甚至更西面的tarqan、tarxan的來源上找到這個詞。這是具有蒙古語複數形式-t(tarqat)的稱號之一,……這個詞的最早來源無疑是匈奴語。兩者在發音上很對得上。漢語用-n來代替外語的-r是很有規律性的。……唐代突厥語名稱tarqan的漢語對音有多種形式:達干datkan、達官datkwan。後者在漢語中意為"高官"或"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被認為與突厥語tarqan有語源的關係。」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第117頁~第118頁:「我們知道突厥官制中葉護(yabɤu/yabgu)、啜(čor)、梅錄(buyruq)等,都已經凝固成為較為穩定的官稱,這些官稱是從其原始名號的功能中分化、沉澱而來的。但是,大多數名號在分化過程中,會同時承擔官號與官稱兩種功能,既是某種較為穩定的官稱,又繼續其名號美稱的角色,充當修飾官稱的官號。……而在tarqan的個案中,我們也完全找不到它作為官號使用的例證,這說明它早就完成了這一演化過程,淡化了早期美稱與名號的色彩,凝固為一種官職的名稱了。Tarqan的這一演化過程可能開始得很早,至遲到柔然時代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了。」靜案,考量柔然、突厥、回紇的tarqan官稱乃源於匈奴的單于官稱,該字詞的「官稱化」至遲應在匈奴頭曼單于在位時即告完成。

(5)西元七世紀阿富汗嚈噠統治者Nēzak的Tapka/Tapaka稱號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E. G. Pulleyblank著,潘悟雲、徐文堪合譯, 2008年1月,中華書局,ISBN:9787101022254)第183葉:「我們發現在7世紀阿富汗嚈噠(Hephthalite)統治者Nēzak Tarxān的頭像的鑄幣上tarqan這個名稱沒有-n韻尾。在希臘銘文中我們發現了TAPKA或者TAPAKA。可以猜測Nēzak的稱號是突厥人賦於的,然而這個名稱在突厥人到來之前就已經在阿富汗的Hūna人中廣為流傳也是很有可能的」。靜案,由於嚈噠(白匈奴)與統一匈奴有著相當大的文化淵源,所以Tapka/Tapaka稱號可視作匈奴傳統在塞北本土的延續。

(6)回紇的「達干」官稱
楊聖敏《回紇史》(廣西師範大學書版社,ISBN:9787563374519)第78頁講述回紇汗國的官制與政權結構時,提到了達干號:「達干:此名稱可能源自漢語"達官"一詞,但自突厥語音譯成漢語時,則被轉寫成了達干。達干地位頗高,與大將軍相當或在其上,亦為官銜而非實職。……《突厥語大辭典》稱:達干是意為"伯克"的一種官職名。」靜案,前引楊文略需校正,蓋回紇達干號並非源自漢語達官一詞,而係源於匈奴單于官稱,屬於北族的固有傳統。

(7)遼代的「達刺干」官職
單于頭銜轉至遼代初期仍存,成為「達刺干」、「縣達刺干」等官職,並有位階高低之分。綦中明《滿語名號研究》(2017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9787520310444)第87頁:「"達干"在遼代被稱為"達刺干",會同元年(938)十一月,"於是詔以皇都為上京,府噦臨潢,……刺史為節度使,二部梯里巳為司徒,達刺干為副使,麻都不為縣令,縣達刺干為馬步"。此乃遼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後,對遼的官職稱謂進行了改革。由"改達刺干為副使,縣達刺干為馬步"可知,在此之前達干作為官職仍存在,並且還有等級的存在,"達刺干"和"縣達刺干"即是最好的證明。」

六、蒙元~清朝:單于官稱(djarɢʷa)演變為答兒罕(tarqan/darkhan)封號、達魯花赤(darugha-chi)與達魯噶(daruga/daroga)官銜

(1)早期蒙古的「答兒罕(tarqan/darkhan)」封號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第118頁:「tarqan在回鶻汗國以後突厥語世界的遺留,可見諸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的《突厥語大辭典》(Dīwān Luɤāt at-Turk)。蒙元時代的tarqan(《蒙古秘史》作"答兒罕"),已經有了韓儒林先生有關"答兒罕"的精彩研究,茲不贅述。」【參:韓儒林〈蒙古答刺罕考〉、〈蒙古答刺罕考增補〉,收入:《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頁~第50頁】

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2006年5月初版第三刷,聯經,ISBN:9789570808421)第45葉:「第五十一節……忽闌‧把阿禿兒的兒子是也客扯連。他曾是把歹、乞失黎黑兩位荅兒罕的領主。」第46葉註六:「『荅兒罕』darkhan,在現代蒙古語中有兩個同音字。一是銀匠、鐵匠一類的匠。一是指被免除勞役賦稅的功勳。前者與本文無關,後者纔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此一尊稱或來自突厥語。秘史一八七、二一九兩節,有封功臣為『荅兒罕』九次犯罪不罰的記載。陶宗儀於其輟耕錄卷一云:『荅刺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焉。太祖龍飛日,朝廷草創,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戶,次及千戶而已。丞相順德忠獻王哈刺哈孫之曾祖啟昔禮以英材見遇,擢任千戶,賜號荅刺罕。至元壬申,世祖錄勳臣復拜王宿衛官襲號荅刺罕。』……在本世紀中【靜案,20世紀】蒙古封建制度崩潰之前,各旗王公對其勳舊,恆授以darkhan之稱謂,免其賦稅及勞役,於旗中舉行各種隆重典禮時,其坐次恆在現任其原職者席次之上,以示殊榮。滿州興起後,對於最初合謀併力於明的蒙古貴族奧巴台吉Obo’a Taiji之裔,結以姻婭之好,並封為達爾汗darkhan親王,足證此一尊號的地位是相當崇高的。」

(2)蒙元的「達魯花赤(darugha-chi)」官銜
鄭天挺《鄭天挺元史講義》(2009年9月,中華書局,ISBN:9787101070132)第49頁:「達魯花赤darughachi元朝官名,兼問軍政民政,一般官銜之長官均呼為達魯花赤,《元朝秘史》作答嚕合臣。其原義不明。蒙古語darukhu有"壓"與束縛之意,為一動詞;chi字附加,人也。(意謂管理的人?)」

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2006年8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ISBN:9787208063914)第48頁:「至於地方官吏,則名目極為複雜,然最大多數,皆有達魯花赤為之上官;……至元二年二月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充同知,永為定制。"胡祇遹曰:"郡縣之守令,例以歸義效順者就為之,仍選蒙古人一員鈐壓其上,謂之達嚕噶齊。"是達魯花赤原則上只限於蒙古人也。其次則色目人亦有權利得以為之,……漢人之決不能任是職」。

靜案,鄭天挺先生疑達魯花赤darughachi該字源於蒙古語darukhu字,有「壓、束縛」之意。惟考達魯花赤darughachi一字實係源自匈奴語之單于( djarɢʷa)官稱,故「壓、束縛」似為衍義。

(3)明代的「達魯噶(daruga/daroga)」官銜、「答兒罕(darkhan)」封號
【日本】田山茂(著)、潘世憲(譯)《清代蒙古社會制度》(2015年3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ISBN:9787204133482)第48頁~第49頁講述明代蒙古鄂托克(otok/otak)的官員:「達魯噶(daruga、daroga):這是來自元代掌管軍事、民政重要職務的"達魯花赤"的名稱,現代蒙古語意為"首長、首領",如清朝時稱盟長為"齊固勒干奴達羅噶",即"長"之意。旗的最下層單位十戶之長,也稱為"達魯噶"。……在衛拉特時代,"達魯噶"可能是與"收楞額"或"得木齊"併列的"鄂托克"的民政官,十戶即有一"達魯噶",因此,容易與十戶長混同,但"鄂托克"的"達魯噶"與十戶的"達魯噶"是不同的。」

曹永年《明代蒙古史叢考》(2012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ISBN:9787532566099)第280頁~第281頁:「白塔明代題記中多次見"達兒漢"一詞。……達兒漢(或譯答兒罕、達耳漢、打兒罕等等)自成吉思汗以來即是蒙古人中某一部份人的榮譽稱號。他們因為曾經建有功勳,被統治者授予這個頭銜,它標誌著一種特定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蕭大亨《北虜風俗‧戰陣》述之更詳:『……乃虜既歸,仍以纛樹之如前,將所獲一人生束之,斬於纛下,然後會眾論功。……功輕者升為把都兒打兒漢,功重者升為威靜打兒漢,再重者升為骨印打兒漢,最為首功則升至威打兒漢而止。』這些記載表明,明代蒙古的達兒漢,其情況大體與蒙古國和元朝時期相似。符拉基米爾佐夫在論及14─17世紀即明代蒙古阿勒巴圖的上層集團"賽音庫蒙"時說道:"答兒罕,即被豁免賦役的人,屬於這個階層;取得答兒罕即‘自由民’身分的,以賽音庫蒙這類人居多,因為他們在戰爭及其他場合比其他下層階級更易於為封建領主所賞賜。"其實,明朝中期以後,達延汗系的子孫,即那顏貴族封建主取得達兒罕稱號的也不乏其人。」

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校)《蒙古源流》(2016年3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ISBN:9787507838626):第299頁~第300頁:「達延合罕盡行收服右翼(之眾),平定其六萬大國於一統,於主(陵)之八白室前宣告其合罕號也,……凡所效力之人等以大達爾罕之尊號,並賜通行之大紅金印訖。以滿都海徹辰夫人之獨生女圖嚕勒圖公主,賜與札魯特之巴哈遜‧達爾罕‧塔布囊矣。」第302頁註11:「……大達爾罕之尊號:張爾田先生清譯本校注云"案達爾罕有勛勞,免差役之謂。岱達爾罕大達爾罕也。《輟耕錄》答刺罕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勛戚不與焉。"」綦中明《滿語名號研究》第90頁~第91頁:「"答刺罕"或"塔兒罕",在蒙古突厥語中除了"自由人""不受管轄的人"之義,還有聖潔、不可侵犯等義」。

(4)清代的「達魯噶(darga)」官銜、「達爾漢(dartqan)」封號
達力札布《清代蒙古史論稿》(2015年8月,民族出版社,ISBN:9787105138524)第55頁~第56頁:「崇德八年八月,清太宗病死後,外藩王公和官員進香獻賻。……八旗察哈爾大臣,理藩院檔冊詳細記載了他們的旗分。他們分別是:……正藍旗多羅額附戴達爾罕(tӧrü-yin efü dai dartqan),……」又第56頁註五:「喀喇沁蒙古人布爾哈圖,天聰四年封岱達爾漢號,屬蒙古正藍旗。」

【日本】田山茂《清代蒙古社會制度》第105頁講述清代管理一般旗務的官員:「達魯噶(darga):也稱什戶長或什長,是十戶的組長。戰時是十人之長,指揮兵丁,平時則聯繫、處理以十戶為中心的維持治安及執行其他法令、調查戶籍等雜務。無官吏待遇,由佐領從兵丁中選有信譽的人任命後,報札薩克備案。」第109頁講述管理王府事務的官職:「拜生達:也寫作白通達或排生達,蒙古語叫做jasagul in darga,是管理王家事務的最高官吏。主要總攬府內庶務,特別是掌管外交事宜,四等台吉待遇,定額一人。明代(十六世紀後半期)蒙古各兀魯思裡,有些汗曾經組織類似中央政府的機關(jasag)。可能因稱汗的這種政廳為札薩克(jasag),所以把它的長就叫做jasagul in darga,也未可知。一說拜生達是滿州名稱,但如上所述,我想實際上蒙古也早就有了。」

綦中明《滿語名號研究》第90頁~第91頁:「到了清代,"答兒罕"變為"達爾漢",亦作"達爾罕""打兒罕""打喇漢"。滿語darhan(達爾漢)係借自蒙語,義為"神聖的"。能得此賜號者,一般為"平民或奴隸因軍功及其他勛勞而被主人解放之人,此種人可以免除徭役賦稅,並享受一些特權"。……從語義的角度分析,滿語darhan(達爾漢)賜號,僅是繼承了前代"答刺罕"作為名號及免除賦稅的義項,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擯棄了"自由"及"能工巧匠"的義項,語義在縮小。」

七、偽阿瓦爾汗國(Avar)的Targyt/Targüt/Terkhan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1986年,齊魯書社,書號:11206‧114)第189頁附注2(2):「統帥Utigur族的阿瓦爾君主為Anagaios,……擊敗法蘭克人,奪取格庇迪人領地的阿瓦爾君主名Baia-nos……而這位阿瓦爾君主派往拜占庭的使團長名Targitios(-ios是後綴),此名原形應為:Targyt,Targüt,不外是匈奴首領使用過的、但在當時價值業已跌落的"單于"(tan-yu,tar-güt)這一稱號。……796年阿瓦爾新可汗Kaia(Ka-iam)帶著他的Terkhan,到卡爾大帝麾前投降。這Terkhan無疑就是柔然和拓跋鮮卑的高官名Tarkan(塔寒、達官或達幹)。」

八、現代:單于官稱進一步貶值為現代蒙古語中的「酋長(Darga)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第184葉:「匈奴最高統治者的名稱所表示的地位到突厥語中降低了,它僅僅指一個級別較高的官銜,這一點當然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蒙古語daruɤa(比起突厥語中相應的詞,同它們的匈奴詞源保持著更多的一致。因而,這個詞可能是直接從匈奴語中借用的)甚至近一步降低到緊緊意味著擁有一定特權的人。」

靜案,蒲立本所談的daruɤa,意指「擁有一定特權的人」。如果我們善用Google翻譯的網路資源(網址: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hl=zh-TW),還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資訊。輸入中文的「酋長」,翻譯為蒙古文,2018年11月18日查詢到的結果是「Дарга(Darga)」。無論是蒲立本所錄的daruɤa,或者是Google翻譯網站檢得的darga,這個蒙古字(daruɤa/darga)的發音基本上保持了匈奴語單于官稱djarɢʷa的本色,變化很小,可見單于官稱的生命力直到今天都還非常頑強,只是其頭銜價值已連貶再三、無復用武之地了。

2018年9月16日 星期日

軸承時代

2018年09月16日撰稿
2018年09月18日潤稿
我喜歡蘭克史學,凡得單純鋪排史料策展史事者,最為上乘,何復多言?古人著述多不錄出處,但期讀者自行檢校原典,習以為常。不過國故博大精深,西學又淹如瀚海,治上古史時每望興嘆。

一、顓頊系統之王族
查漢室、大月氏、貴霜之王族,均出自伊朗西部。秦代釐訂曆法,命名為顓頊曆,可知對顓頊帝推崇備至。顓頊帝的事蹟為絕地天通,但從秦曆名稱得推估亦與時政利民思想有關。余太山《古族新考》(2012年6月,商務印書館,ISBN:9787100084901)分析:
(1)按之年代,Guti與Tukri要早於小亞的赫梯人。這兩者一起於公元前三千紀末離開波斯西部……Guti和Tukri可以分別和"月氏"和"大夏"勘同(34頁)

校之吳安其《東亞太平洋語言的基本詞及與印歐語的對應》(2016年11月,商務印書館,ISBN:9787100119559)第256頁:「漢民族自稱"漢",是漢代之後的稱呼,春秋時中原民族自稱"夏",或稱"諸夏",是繼承夏商中原傳統文化或認同中原文化諸民族的自稱。藏文中漢人叫rgja < *gra,……壯語武鳴話漢人叫pou4kun1 < bu-kun,……漢語"夏"古音*gras,與藏文紀錄相符合。......壯語武鳴話漢人kun1相當於壯語龍州話的"人"kən2 < *gun。」余太山之說可從。

續抄余太山《古族新考》:
(2)Guti和Tukri在東遷後早已分道揚鑣……遷徙路線:Guti和Tukri(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在東遷的途中,首先到達今中國四川地區,這便是傳說中有虞氏始祖顓頊之由來。三星堆高度發展的青銅文明,與中近東文明有某種聯繫是十分明顯的。(35頁)
(3)有虞氏乃顓頊部落自蜀遷魯之一支(94頁)
(4)有虞氏之一支復自魯遷晉(98頁),有虞氏即高陽氏,最初可能得名於魯北之空桑山(105頁)
(5)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魯西遷至晉南媯水之汭,將"空桑"一名也搬到了晉地,舜亡後,有虞氏逐步遷離晉地(105頁)。其中一支遷往河南,其後裔後來又被封於陳【案:舜子商均的一支,受夏封】(107頁)……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高祖為劉累之後……劉邦與西域大夏人體貌特徵的一致,正說明西域之大夏即吐火羅人的前身主要是以堯部落為宗主、可能包括前陶唐氏在內的部落聯合體(84頁)
(6)在商均受封的同時,另有一支北遷雁門。至遲在公元前3世紀後半葉,這一支有虞氏已經西向伸張其勢力達到阿爾泰山東端(107頁),即月氏人(109頁)
(7)在一支有虞氏北遷的同時,另一支有虞氏則經北地、安定等地西向進入河西,即西虞(110頁),大約在公元前7世紀20年代末,復西遷至伊黎河、楚河流域……在該處組成的部落聯合體被……稱為Issedones;其中,有虞氏可能就是……Gasiani人,允姓之戎和大夏分別為Asii和Tochari。……至遲在公元前6世紀20年代末,Issedones向西擴張至錫爾河北岸,逐走了原居該處的Massagetae人【案:古波斯人稱之為Saka,《漢書》紀載為塞種】(111頁)
(8)由於大月氏人西徙,塞種即包括有虞氏在內的四部組成的部落聯合體放棄伊黎河、楚河流域,除一部分退縮至錫爾河北岸外,餘眾南下蔥嶺,散處帕米爾各地。(111頁)上述散處於帕米爾地區的一些禺氏即有虞氏後來還東向進入塔里木盆地諸綠洲,建立了一些城郭小國【案:高昌、姑師、車師、龜茲等小國】(112頁)
(9)由於大月氏人西徙,塞種即包括有虞氏在內的四部組成的部落聯合體……紛紛離開錫爾河北岸,其中一支渡過阿姆河,侵入並滅亡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成立了……大夏國。(111頁)約10年後,大夏國復被來自伊黎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征服(112頁)
(10)大月氏領有大夏地後……通過所謂"五翕侯"控制東部山區。"五翕侯"均係原大夏國人……後來推翻大月氏……中亞史上盛極一時的貴霜帝國,可以說也是西徙有虞氏建立的(112頁)

二、突厥阿史那系統之王族
再查突厥之王族阿史那(阿史德)氏可能出自鹹海或裡海一帶。芮傳明《內陸歐亞風雲錄》(2013年10月,蘭州大學出版社,ISBN:9787311042813)分析:
(1)有關阿史那氏突厥人的起源,有好幾種說法。……"突厥人是母狼後裔"的傳說在中國古代比較流行【案:此說為西海起源說】(9頁)
(2)然而,另一個也很神奇的傳說則提供了不同於此的線索,這即是……"突厥為夏神、冬神之後裔"的故事【案:此說為北方起源說】(11頁)
(3)或許可歸納阿史那/阿史德突厥人興起之前的部分遷徙地如下:在相當古老的某個時期,阿史那/阿史德氏突厥部落居住在鹹海或裡海地區。嗣後,遭到某個游牧部族的迫逐,遂向東方遷徙,輾轉來到貝加爾湖以北地區(16頁)

三、小結
由於王族的流動方向與屬民的擴散方向並不一致,所以在探討漢民族與突厥民族的形成過程時,須考量到更多更複雜的因素。王族的部分如前引,屬民的部分則須參酌楊聖敏《回紇史》與吳安其、何光岳的著作繼續進行大量分析工作。基本上可推估中亞地區在西元前2100年~西元500年之間,往東對於北亞、東亞、南亞施加過不可估量的影響。此次中亞思潮的向外輻射是第2波,其餘韻就是所謂「軸心時代」的儒學、沙門思潮與基督宣教。

第2波中亞思潮的外溢,我個人稱之為「軸承時代」,為「軸心時代」的真正核心。至於在更遠古之前,還有另一波(第1波)中亞文明的外擴,目前尚未研究清楚,以後再談。

2018年7月22日 星期日

買不起也用不了的土耳其史料

2018年07月22日撰稿
研究大不易,所以就轉作了收藏。本以為藏書算是簡單的差使,沒想到後面還牽扯著非常多的前、後置作業。書錢、書架、書房每一項的成本都讓人吃不消,傷透腦筋,更別提防塵、防蟲、防霉、防酸和防潮了。縮小蒐藏的範圍是個好辦法,不過那只是一開始時候的膚淺想法,等到一鑽下去,既專且精,就又別是一番苦滋味了。

以土耳其為例。如果「只」收藏土耳其歷史方面的書籍,應該不太會需要太多的空間吧。土耳其雖遠在西亞近東,但5年來出版界譯介了些佳作,書量上不多也不少,頗容作為收藏的標的。當中,從三民書局的網站初步來看,我個人覺得不錯的有幾本,如:
(1)吳興東,《土耳其史:歐亞十字路口上的國家》,三民書局,2014年11月,ISBN:9789571459714
(2)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7年11月,ISBN13:9787100138871
(3)朱振宏,《西突厥與隋朝關係史研究(581-617)》,稻鄉,2015年5月,ISBN:9789866078569
(4)徐黎麗,《突厥人變遷史研究》,2008年3月,ISBN:9787105091683
(5)【日本】塩野七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三民書局,2017年3月,ISBN:9789571449845
(6)【土耳其】悉納.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1月,ISBN:9787509798355
(7)王三義,《晚期奧斯曼帝國研究(1792-191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9787516161937
(8)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國家建設和庫爾德問題的演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8月,ISBN:9787520103404

然而,仔細一想,前面那幾本還只是土耳其通史或專題研究的專著而已。若將原始史料納入,那又將是另外一批清單。土耳其歷史大要可以約略概估為:早期突厥、突厥汗國、塞爾柱、鄂圖曼、現代土耳其等5大部分。台灣能夠看到的土耳其史料集中譯本大多集中在早期突厥與突厥汗國兩個時段,像是:
(1)【法國】沙畹,《西突厥史料》,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9月,ISBN:9787552012668。
(2)《東突厥史料》上、下2冊,新文豐,ISBN13:9789571709376
(3)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2冊,中華書局,2004年5月,ISBN:7-101-00184-X/K‧79
(4)吳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全3冊,中華書局,2009年12月,ISBN:9787101063295

要蒐羅塞爾柱土耳其或鄂圖曼土耳其的史料集就難了,非得去添購原文書。那些外文書都是大部頭的套裝,價格不俗,且通路不暢,多是買不起也用不了的一些珍貴材料。不過我的興趣主要在中國上古史,縱使無法收藏,心理上也較沒有過多的負擔。隨手抄錄一批書目,留個紀念:

(1)《奧斯曼帝國歷史的註釋年表 》全6冊
İsmail Hami Danişmend(著),《İzahlı Osmanlı Tarihi Kronolojisi》,DOĞU KÜTÜPHANESİ出版,2011年
人民幣2,999元,土耳其語
(2)《突厥語大辭典》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著),1917年土耳其第一版,奧斯曼帝國時期出版
人民幣19,999元,土耳其語
(3)《奧斯曼帝國醫學文獻歷史》全4冊
Ekmeleddin , Ramazan Şeşen, Gülcan Gündüz, M. Serdar Bekar(著),《Osmanlı Tıbbi Bilimler Literatürü Tarihi》,IRCICA(出版),2008年
人民幣1,899元,土耳其語
(4)《托普卡匹皇宮博物館》全6冊
並河萬里、高橋昭一(著),トプカプ宫殿博物馆全集刊行会(出版),1980年
人民幣2,600元,土耳其語
(5)《奧斯曼帝國紙幣目錄》
出版資訊不詳
孔夫子舊書網網址:http://book.kongfz.com/65769/786009144/
人民幣350元,土耳其語

2018年6月24日 星期日

【筆記】歐俄草原地帶的突厥化

2018年0624日撰稿
歐俄草原地帶的突厥化:欽察化

歐俄草原的突厥化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蒙古征服後的歐俄草原儼然成為金帳汗國的核心區域,然而當地發生的變化卻是突厥化而不是蒙古化。直到莫斯科公國壯大、兼併歐俄地區之後,才轉而斯拉夫化。對於歐俄地區的突厥化,【前蘇聯】格列科夫、雅庫博夫斯基(合著)、余大鈞(譯)的《金帳汗國興衰史》(1985年,商務印書館,統一書號:11017656)書中雖有多處介紹,可惜各段落的文句頗為零散,為求能有較整體的理解,彙抄重整如後:

《金帳汗國興衰史》(以下引文省略書名)256頁:
自古以來,錫爾河流域四周的草原就為游牧部落與一些民族所佔據。九~十世紀時,烏古思人在這裡游牧。十一~十三世紀時,欽察人與康里人是錫爾河流域草原上的主要主人。

12頁~第14頁:
直到十二世紀初,大的政治事件才開始與波羅維赤人或欽察人聯繫起來.....在七河流域,隨著粟特定居民的突厥化,突騎施、烏古思、葛邏祿等游牧民於九~十一世紀發生了值得注意的定居過程。在花拉子模,不僅在其鄰近地區,而且在花拉子模境內,我們可看到烏古思人(突厥蠻)與欽察人發生了同樣的定居化過程。

53頁~第54頁:
不少的蒙古人攜帶全家老小與全部財產、首先是牲畜,進入了朮赤兀魯思,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種遷移是與蒙古人的征服活動緊密聯繫著的,無論如何不能看成為移民運動。蒙古基本群眾仍留在自己的故國蒙古。顯然,在這種情況下,談不上被征服國,即欽察草原的蒙古化……韃靼人在數量上比起欽察草原游牧民基本群眾來要少得多,因此不可能有別的結果。這個突厥化過程是如此迅速、浩大,關於這一點可從下列事實看出,即十四世紀時在朮赤兀魯思(金帳汗國)中開始形成的文學語言不是蒙古語而是突厥語

251頁:
讓我們來回想一下十三世紀後半葉從七河流域移牧到忽氈(列寧納巴德)地區來的蒙古札刺亦兒部以及從那裡移牧到合失合河谷來的八魯刺思部吧。這兩大蒙古部(札刺亦兒與八魯刺思部)從七河流域移牧過來時,其語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突厥化了。進入新的地區後,他們突厥化到如此程度,以致在十四世紀,至少在十四世紀後半葉時他們已將突厥語當作自己的本部落語言。

250頁~第251頁:
十四世紀前半葉用阿拉伯語寫成的埃及作者斡馬里關於十四世紀初迭失惕‧欽察游牧居民的民族成分有十分有價值的記載……在韃靼人到來以前,朮赤兀魯思的廣闊草原上居住著欽察人。當韃靼人進入這裡後,欽察人成了他們的臣民。由於韃靼人是少數,他們同欽察人融合起來,"完全變成了欽察人"。韃靼人(蒙古人)逐漸喪失了自己的蒙古語,許多人用欽察語,即突厥語說話……在欽察草原(不論在頓河、伏爾加河之間的南俄羅斯草原境內,或東面烏拉爾河流域、鹹海、錫爾河下游以北的草原上)到處可看到蒙古部落突厥化的現象。

132頁:
在欽察草原上,在蒙古與欽察游牧民勞動群眾中(到十四世紀時,蒙古人突厥化程度已經很深了)

141頁~第142頁:
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金帳汗國起政治作用的時期並不長;金帳汗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總共不過二百二十五年……在花拉子模,除了這時語言幾乎完全突厥化的花拉子模居民外,還有突厥蠻與欽察人。至於白帳汗國的城市,在那裡除了外來語言成分外,只說突厥語,其中欽察語成分佔優勢。上述二地區(花拉子模及錫爾河下游諸城)不僅經常影響金帳汗國的口頭語,而且也影響到它正在形成中的文字,尤其是它的文學。

225頁:
除定居的農業地區外,朮赤兀魯思還包括居住著大量游牧民(突厥人、突厥化的蒙古人與蒙古人)的廣大草原。

256頁:
錫爾河流域草原……蒙古人入侵後,這裡出現了蒙古諸部;如前所述,到十四~十五世紀時,出現在這裡的蒙古諸部在突厥人的汪洋大海裡改造成了獨特的突厥蒙古人種組織──弘吉刺、忙兀等部。

54頁:
東南歐此後的全部歷史告訴我們,蒙古人(更正確些說,韃靼人)只保留了名稱,卻喪失了他們的語言。似乎,十五世紀在欽察草原已很少有人說蒙古語了。不僅如此,甚至諸汗的公文,著名的金帳汗敕令,也都用十四世紀中亞突厥文學語言寫成(1382年脫脫迷失汗敕令)或用"當地欽察語"(1393年脫脫迷失汗敕令)寫成。

251頁~第252頁:
隨著拔都遠征進入欽察草原以及此後進入欽察草原的蒙古人,包含好幾種部落。但是只有兩大蒙古部落:弘吉刺與忙兀部,在欽察草原上不僅沒有喪失自己的部落統一,而且發展成了相當大的不足。但他們雖保持了自己的統一,卻沒有將自己的蒙古語保持下來,他們的語言突厥化了。後來,到了十五世紀後半葉,忙兀人改稱那海人,他們的汗國被稱作那海汗國。十五世紀八十年代時……他們遷居到了伏爾加河東岸,在那裡游牧,一直到達押亦河。弘吉刺人與忙兀人逐漸加入了突厥游牧社會,他們甚至自認為突厥人。

193頁:
韃靼人不能馴服羅斯國家,因為他們缺乏實現這一目的的組織手段,因為他們人數太少;最末了,還因為他們自己也被突厥(欽察)人同化了。羅斯與金帳汗國此後朝著恰好相反的方向發展著。

2018年5月20日 星期日

歐亞大陸的突厥化

2018年05月20日潤稿
歐亞大陸有一個帶狀的突厥化地帶,非常廣袤。平常我們只是爭執著有無漢化的問題,而忽略了還有突厥化的問題。這裡就來說明一下我的心得。

(1)南西伯利亞的突厥化:丁零化
楊聖敏《回紇史》(廣西師範大學書版社,ISBN:9787563374519)第7頁~第17頁介紹了南西伯利亞人群的突厥化。這場突厥化使得南西伯利亞的兩種古人群被丁零人同化掉。西元前11世紀之前,葉尼塞河以西,北起西伯利亞草原,南達中亞諸草原,原居民是歐羅巴種的人群,採定居的畜牧和農業為主,兼營狩獵。葉尼塞河以東,南達貝加爾湖的原居民則是蒙古利亞種的人群,以漁獵、狩獵為營生方式。這兩種原居民的人口都很稀少。到了西元前11世紀,以鄂爾多斯高原為基地的狄人中的一支──赤狄──的一個分支朝北方遷徙,到達了南西伯利亞地區,將原本的兩種原居民都予以兼併、同化,形成了文化單元統一的丁零人。直到西元前8世紀、前7世紀的時候,才因為地區差異的分化,喪失了文化統一性,分成了東、西兩部不同的丁零人。

(2)中亞的突厥化:回紇化
許序雅《中亞薩曼王朝歷史研究》(商務印書館,ISBN:9787100129442)於導言開宗明義(第1頁),指出中亞突厥化的開端始於薩曼王朝:「國際中亞學界所注目的中亞地區兩大進程,即伊斯蘭化過程和突厥化過程,均發生於薩曼王朝統治時期」;

王治來《中亞通史‧古代卷‧下》(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91679)第54頁的說法略有差異,他認為回紇系的喀喇汗王朝於西元1004年、1005年擊潰了伊朗系的薩曼王朝之後,中亞地區開始了突厥化的時代。魏良弢《 喀喇汗王朝史‧西遼史》(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91563)第122頁也說明喀喇汗王朝進入七河地區之後,本地原居民開始在語言上和生活習慣上突厥化,但是王朝統治族群的回紇人也開始在宗教上伊斯蘭化,兩者互相交互影響著,結果就是西元11世紀的中亞地區出現了種族認同的突厥化。

(3)小亞細亞的突厥化:土耳其化
吳興東《土耳其史》(三民書局,ISBN:9789571437101)第25頁、第31頁敘述了賽爾柱帝國的簡史,從中可以約略看出小亞細亞的突厥化過程。西元1071年,拜占庭帝國與塞爾柱帝國在凡湖北邊展開一場大會戰(馬拉茲吉特大會戰),結果塞爾柱帝國戰勝,遂在極短的時間內佔領了小亞細亞。從此來自中亞的土庫曼(歐烏斯部)侵入小亞細亞中部,先聚集在高原和山區,逐步滲入平原和農村,最終入居城鎮。西元1077年蘇烈曼獲得塞爾柱帝國敕封為「小亞細亞蘇丹」,小亞細亞賽爾柱帝國形成。小亞細亞賽爾柱帝國和其後分裂的諸侯時期,土耳其人仍不斷湧入小亞細亞。1222年蒙古滅亡花拉子模沙,小亞細亞賽爾柱帝國收容逃難西遷的土耳其人(包括後來建立奧斯曼帝國的卡耶部),許多土耳其人湧入小亞細亞東部,小亞細亞的土耳其化於是在西元11世紀到西元13世紀之間,越來越明顯,終至定型。

關於突厥人的流動,還有1本專書寫得很不錯:
徐黎麗(主編)《突厥人變遷史研究》(民族出版社,ISBN:9787105091683)內容有講到後更起的柯爾克孜、烏茲別克、哈薩克、維吾爾、土庫曼、亞塞拜然人的起源過程,由於篇幅過大,在此就先擱筆了。

2018年5月19日 星期六

古基輔羅斯史中文書目

2018年05月19日潤稿
市肆上講授俄國通史的書籍很普遍,不少談到俄國的西伯利亞擴張、東正教與第三羅馬,以及俄國獨有的人文思想(斯拉夫主義、聖愚思想),由於取得較易,此不贅。

相對於中國史的時間跨度長達4000~5000年,俄國的起源明顯晚於西突厥、鮮卑人與可薩突厥擅揚內亞草原的時代,以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俄國上古史顯得像是中國的中世史一樣。這顯示出歐洲泰西史學將世界史切割為上世、中世、近世的3分法是多麼貧乏而武斷。

俄國的建立之初,奠定於3個支柱:
(一)是從印歐語族核心區域繁衍遊逸而出的斯拉夫人,這部分人構成基輔羅斯的中下層國民。

斯拉夫人無疑是基輔羅斯不可獲缺的小螺絲釘們,沒有這些平民百姓則無以有所謂的基輔羅斯。古代斯拉夫人並非凝結成一塊的整體,而是互相攻戰、交互結盟的諸多小部族。限於紛亂的內戰,最終邀請瓦良格人來調停,結果賓主易位,形成了以瓦良格王公為核心的基輔羅斯國家。關於古羅斯人的語言狀況,他們到底在說些什麼?可以參考《俄語語言文化史》(錢曉慧、陳曉慧,ISBN:9787301254004)的介紹。關於古代斯拉夫人的生活區域變遷,則可參酌《俄國歷史地圖》(【英國】馬丁‧吉爾伯特,ISBN:9787515307244)所繪的歷史地圖。

(二)是可薩突厥統治時期所打下的陸路經濟商貿基礎,透過可薩突厥締造的和平環境,由東而西形成了一個人們安居樂業的穩定環境。

桂寶麗《可薩突厥》(ISBN:9787311040277)清楚敘述了高加索、黑海草原的歷史。在基輔國家成立之前,可薩突厥曾為黑海草原的霸主,渠等所締造的遊牧帝國保證了黑海、前高加索、中亞西部的和平,使得四鄰的北歐、拜占庭、中國、阿拉伯等地可以可薩領地為中心進行跨國商貿。可薩突厥以遊牧民族之姿締造了穩健的商業環境,讓黑海地區的河道貿易興盛起來。這正是後來瓦良格人能夠以瓦─希大水道(瓦良格人─希臘人之間的水道商路建設基輔國家的歷史背景。

(三)是北歐人由海路商貿開始,由西而東,逐步完成的政治統一局面,從而締造出基輔羅斯最初的國家雛型與宏偉格局。

古代北歐人擁有強健的活力,向西發展的人被稱為維京人,向東發展的則成為瓦良格人。瓦良格人無疑是俄國形成的關鍵因素,他們在歐俄沿海(波羅地海)由西而東,就像是讓水氣凝結成雨珠的塵埃一樣,瓦良格王公的武力征討讓一盤散沙的斯拉夫人擺脫部族間的內戰與可薩突厥的外力支配。古羅斯國瓦良格王公的歷史記錄在3本編年體史書中,目前都有中譯本,分別為:
(1)《古史紀年(古俄語─漢語對照)》,李錫胤(譯注),ISBN:9787100065276
(2)《往年紀事:勞倫特編年史譯注》,陳仁姮(譯注),ISBN:9789570846690
(3)《伊戈爾出征記(古俄語─漢語對照)》,李錫胤(譯注),ISBN:9787100036153

基輔羅斯的重要性,從歐洲封建主義的探討中可以清晰看出,因為臚列封建主義的類型時,必然會觸及基輔羅斯時期特殊的封建型態。例如《俄國封建主義》(ISBN:7-100-02170-7)的作者就是箇中翹楚,【俄國】H.II.巴甫洛夫─西利萬斯基,渠氏於生前發表的《古羅斯的封建制》和《諸公割據羅斯的封建制》均收錄在此書中。近人更進一步分析古代基輔羅斯國各種歷史議題,佳作有《古羅斯問題研究》(周曉輝、孫連慶,ISBN:9787516161364),這2本書都是揭開古羅斯國神秘歷史面紗最好的禮物。

【筆記】《可薩突厥》讀後

2018年05月19日潤稿
桂寶麗《可薩突厥》(ISBN:9787311040277)寫得很好,清楚地敘述了高加索、黑海草原的一段歷史。在閱讀之前,我仍沿襲一般的看法,認為俄國是因為蒙古統治才野蠻化的。不過若比對可薩史,我現在覺得這個看法應該被推翻,因為可薩突厥正是遊牧民族。

在基輔國家成立之前,黑海草原的霸主,先有薩比爾人(Sabir,Sabi即鮮卑,鮮卑人在西方的一支,r是複數)。後來是西突厥,西突厥的聲勢遠比以往中國史書所紀載的更遠,遠達克里米亞、前高加索(北高加索)。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晚年發生內戰,西突厥分裂,在前高加索與黑海地區留下權力真空。前高加索地區出現了Sabir人勢力重組後的可薩人國家,黑海草原則出現了保加爾帝國(bulger,意思是混合,聯合了許多部落的意思)。

保加爾帝國繼而被可薩突厥擊潰,一部分人移往北方成為伏爾加保加爾汗國,一部分人移往多瑙河建立了保加利亞第一帝國(保加利亞後來斯拉夫化)。可薩突厥初期是靠劫掠來擴張國力的,至此成為黑海、克里米亞、前高加索與西伯利亞西部的大帝國,因此改變政策,轉向商貿立國。他們向各屬部摭取稅負與貢品,利用這些大量的貢品(如毛皮、奴隸等)來進行國際貿易,從中取利。

可薩突厥所締造的遊牧帝國保證了黑海、前高加索、中亞西部的和平,使得四鄰的北歐、拜占庭、中國、阿拉伯等地可以可薩領地為中心進行跨國商貿。可薩突厥以遊牧民族之姿締造了穩健的商業環境,讓黑海地區的河道貿易興盛起來。這正是後來瓦良格人能夠以瓦希大水道(瓦良格-希臘之間的水道商路)建設基輔國家的歷史背景。

所以不妨拋開俄國史學者的既定成見,認為俄國史恐怖伊凡以降的野蠻都是遊牧民族蒙古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其實游牧國家帶給俄國史的不只是壞東西,至少在基輔國家成立之前的可薩突厥帶給黑海地區的是商貿和平環境。甚至早期的基輔城都是由可薩突厥人所建設的小城市,後來才由瓦良格王公進據、擴建成新都。可薩突厥留給俄國史的影響是正面的,此點應予讚許。

可薩突厥晚期也一如西突厥一樣,發生分裂和內戰。屬部馬札兒人脫離可薩而獨立,可薩突厥一部分人也脫離汗國加入馬札兒人(此部分為卡巴爾人,後來成為馬札兒人裡面最驍勇善戰的一部)。由於可薩突厥本部發生了部民脫離,而屬部馬札兒人又是一個得力的精銳部族,可薩人的軍事實力因而大損,最終為各方侵略逐漸消亡。

對於俄國來說,真正應該嚴肅看待的是馬札兒人的遷徙,才是對於俄國歷史最沉重的一章。因為馬札兒人的新家正好卡在斯拉夫人的中間,將斯拉夫人分割成三份,在地理上確立了東、西、南斯拉夫人群的分化。基輔國家此後注定只能以東斯拉夫人為基底進行統合,對於西斯拉夫、南斯拉夫人則鞭長莫及,從而也深深地影響到了俄國史後續發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