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汗小考：「單于」官稱起自「蚩尤」、「可汗」官稱襲用「軒轅」

2024年01月26日撰稿

靜案，此前滿以為余撰釋〈單于考〉諸篇考訂單于官稱已頗詳盡，而可汗官稱為匈奴民族後起之用法無須另寫〈可汗考〉。惟今日思索自覺己昔之窮，茲草本篇〈可汗小考〉先行申釐一二偶得。

我在〈中國的國體：雙元分合、漢化一體〉一篇已談及中國漢民族的雙元嫁接本質，簡言之，從遠古時期到夏商周三代的超長時間跨度下形成了雙元嫁接的漢民族，先住民炎帝集團（華族）是其中的第1元，外來虞夏集團（夏族）則是另1元。兩個來源不同的集團最終在西漢初期完成了全新的漢民族自我本位認同，亦即在華北大平原產生了一次規模龐大且長時段的「漢民族地著化」現象；此後，雖然有大量異族陸陸續續混入漢族裡面，但已無法撼動和改變漢民族的自我定位，異族不是被中國人所漢化就只能摸摸鼻子成建制地撤離中國。

有鑑於早期炎帝集團分化出華族（黃帝集團+後期炎帝集團）以及北族（蚩尤集團，乃狄人、匈奴、柔然、突厥等北方諸民族的祖先）的歷史流路，可知漢族和北族在遠古時期是同源的，故而嗣後兩族分開各別的傳承裡自會擁有一些共通的文化因子。這些共通的文化因子由於後世的隔閡越來越久而顯得差異越來越大，以至於湮沒不彰，所幸經過仔細的考察仍得梳理出些許隱微的史影。那些些共通的文化因子當中，軒轅和蚩尤是2個令人難以察覺但卻又頗為稀鬆平常的例子。我人可利用比較語言學的手法來分析相關古代名號的原始發音，並進而彙整出下表：

字組	時代 擬音 字詞	黃帝時期 上古漢語(擬) (鄭張尚芳系統)	三代 上古漢語 (鄭張尚芳系統)	漢 上古漢語 (鄭張尚芳系統)	中古漢語	備註
單于	蚩尤	對音：*tʰjɯ-ɢʷɯ 還原：*tʰjɯ(r)-ɢʷɯ				單于當為「蚩尤部落集團」首領之官稱
	淳維		*djur-*ɢʷi
	單于			*djar-*ɢʷa
	達干				darkhan
可汗	軒轅	*qʰan-ɢʷan				軒轅當為「黃帝部落集團」首領之官稱
	（？）		（？）
	護于			*ga-ɢʷa *qa-ɢʷa
	可汗				Qakhan

上表清晰可見「蚩尤」名號允實「單于」尊稱最早的形式，蚩尤集團作為早期炎帝集團的分支子集團，其首領的「蚩尤」名號在屬性上就是一種「官稱」，且「蚩尤」官稱就是後世統一匈奴行國首領「單于」官稱的早期用法，來源頗古。至於「蚩尤」官稱的前面是否有指示各該首領個人專屬美德的「官號」存在？限於史料的嚴重匱乏，已無從知之。

此外上表也還表明，傳說中遠古時期的黃帝其姓氏「軒轅氏」其實也當校正視作黃帝集團首領的一種「官稱」，而非指示黃帝的「姓氏」血緣紐帶。所以黃帝集團作為早期炎帝集團的另一系分支子集團，其首領的「軒轅」名號亦具備「官稱」的屬性，並且就是後世北族「可汗」官稱的古雅形式。同樣地，在缺乏史料的支持之下，「軒轅」官稱的前面是否有指示各該首領個人專屬美德的「官號」存在？也沒辦法追究了。

附帶而論，傳世文獻中關於遠古時期炎、黃、蚩尤等部族首領的姓氏紀錄，那都是夏商周三代時人所傳下來的，故可能只反映了三代時人的社會習慣和偏差認知，未必就是遠古炎、黃、蚩尤之際的真相。譬如傳世文獻所記的「黃帝軒轅氏」，在解釋時就不該認作「姬姓的分氏為軒轅氏」，而應識別為「黃帝集團元首的官稱是軒轅，而軒轅即可汗」。由於夏商周三代時人對於遠古時期的歷史已經半真摻假，留下了模糊不清的口語傳承，因之到了更後世的日子裏，三代時人或秦漢時人在進行歷史紀錄書面化的時候，就把官稱當成是姓氏了。

從某種角度來看，三代、秦、漢之人已經不清楚炎、黃時期舊事的全般細節了，只剩下一些粗略的認識，這緣由不脫炎、黃語言（遠古華族語言）跟周、秦漢語（上古漢語）之間有著巨大的文法差異有關。炎、黃語言可能是偏向北族語的文法，而三代上古漢語則偏向印歐語的文法，此和虞、夏共伴部落集團是外來印歐語系的移民不無干係。由於古代史蹟湮遠，以及相關史事從炎黃語言的表述式需混用音譯和意譯的辦法來轉換進入虞夏語言的語境，遂讓三代時人對於遠古事寔處於既懂得一點點卻又不懂另一些的懵懂狀態，導致神話傳說甚難清理追還其本貌。

漫臆第一漢民族或非單一起源

2023年09月04日隨筆

2023年09月05日校補

關於漢民族的成分，可以分成第一漢民族（西漢）與第二漢民族（現代），我曾於〈從第一漢民族與第二漢民族的角度來談「國族」定性問題：入主中原的異族皇朝能否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正統朝代？〉一篇中析述。關於前言第一漢民族，近來思之，頗覺有再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第一漢民族以陶寺文化廣泛吸收、有虞氏剪裁收納的文化模型為基底，成為漢民族在華北地著化的顯著特徵。而此一第一漢民族與夏、虞、炎、黃的關係若何？復需深論。華、夏連稱，乃後世習語，遠古則或非同源。也許第一漢民族的起源，乃是多元分合的複雜結構，而非同一起源的單調範式。

遠古漢民族的神話體系，一般認為分成南、北兩大系統，再綜合雜揉而成。這應當反映了漢民族起源本來就不是同一起源的單調範式，而是多元分合的複雜結構；繼而可從神話學領域推而廣之，來談談民族起源的問題。

靜案，第一漢民族的起源，可以概分為三：

一、本土秦晉的先炎系統（華族，以花為政治宣傳符號）：

先炎系統起自渭、漢流域，後來權力收束到渭水流域，成為炎帝。此一中央集權化的代價是新開發邊緣地區（黃河以北、以東的河套、晉地）的疏離化，疏離地區形成了與中央地區（渭水流域）長期抗衡的局面，游離出了蚩尤集團。蚩尤集團後來脫離炎帝集團，續而分化成為苗、良渚、匈戎等新興民族。

蚩尤集團是較早脫離炎帝集團的子集團，黃帝則是較晚從炎帝集團派生出去的分支並後來居上。無論是炎帝還是黃帝，都是起自於先炎系統，後來都成為第一漢民族的基底成分。至於蚩尤集團，則是脫離自先炎系統，後來異化為其他民族，成為三苗系統和匈戎系統等新興民族的先聲；這些新興民族們在中國中世與第一漢民族又有大幅度的接觸，成為第一漢民族朝向第二漢民族潛變的外生因子。

二、外來的虞、夏系統（夏族，以禪讓和治水為後世所傳頌）

虞、夏是伴生部落，起源於伊朗西部。東遷之後，很可能是通過藏彝走廊進入四川。然後再由四川進入山東，最終先後到達晉地。考量陶寺文化是東夷西進的產物，而陶寺文化又是夏部落所建，以及陶寺文化又為虞所滅，可以推估虞、夏進入中原之後依然是伴生部落，遷徙路徑是基本相同的，只不過一先一後互為依傍，最終由於雙方關係破裂而出現了征伐，結束了長期的共伴關係。

三、環渤海灣文化震盪地帶的伏羲系統

北辛文化等東夷部族在遠古歷史上曾經強盛過，其中佼佼者為顓頊帝。這個系統的先祖可能是伏羲，故此將其系統的名稱姑冠作伏羲。伏羲系統對於蚩尤系統的分化，以及顓頊帝留在遠古漢族傳說三皇五帝的史影，表明了整個東夷集團對於漢族形成第一漢民族和分化出北族（蚩尤、匈戎後裔的匈奴民族）的進程中，有著莫大的催化作用。伏羲系統並非漢族和北族的文化母核，但卻是一種重要的外生變量或添加劑。亦即，考究第一漢民族的呈色時絕對不容忽視東夷的影響力。

亦即，漢代第一漢民族的起源，是以本土秦晉先炎系統後代的炎、黃部落為核，再凝以伊朗西部外來的夏、虞部落串起川、魯、晉、豫為心，經過環渤海灣文化震盪地帶伏羲系統的添增提純之後，終於在西周時期以同姓封建加大取代異姓封建的陸域殖民態勢形成了華夏民族思維，這個極為長程的華北地著化過程，其產物便是西漢時期已然嶄露頭角的第一漢民族。

關於上古時期環渤海灣文化震盪地帶的猜想

2022年09月14日札記

壹、 從各部族遷徙途徑可窺見上古環渤海區域存在一個特殊的文化帶

這幾天研究的感覺，在上古時期，沿著渤海灣有一個文化帶，對後來的東亞和內亞以及日韓影響很大。對於這個文化帶的體認是後設的，當時的人可能自身都沒有感覺到有此一現象存在；但是從後世的眼光來看（亦即我們現代人在21世紀去回望上古歷史的角度來看），通過後設的角度可以觀察得到，進出上古環渤海灣地帶的各部族，在遷徙和戰爭的長程時段作用下，確實影響並形成了東亞、內亞與日、韓的民族文化基礎。

我們可以從下列幾個事例推斷出環渤海灣地區的確存在著一個模模糊糊的文化帶：

一、現代韓國人是夫餘、匈奴等多種民族的混合體。夫餘前身是商代薄姑，位於山東一帶。

二、上古時期，子姓的商人則是從遼東或河北的東部地區進入中原的。

三、有虞氏是從四川轉往山東，再進入四川的。

四、南島民系在上古有一支北支進入華北的東部，然後又遭驅逐，轉復退回華南沿海。

貳、上古環渤海文化帶對於各部族的接納和推斥作用

如果承認歷史上真的有這個文化帶，那麼，環渤海灣區域包括著兩股力量：

一、吸力：

（1）主動吸力：

第一股力量是吸力，吸引各部族進入環渤海灣地帶。吸力尚可細分為主動吸力，例如吸引著有虞氏的東進，也吸引南島北支的北進。

（2）被動吸力：

吸力還包括被動吸力。例如獨目人系統的鬼方。鬼方在中原馳騁的爭戰中敗給商朝，被移封到東方，其後裔輾轉遷徙淮河流域一帶；雖然鬼方人的活動範圍離環渤海灣區域較遠，但考量倭奴（*gol-nar）國很可能是鬼方系的移民為主體，而部落名稱或國家名稱擁有「那/奴（-nar）」後綴的狗奴（*kam-nar）國、任那國、高句麗國5部之1的灌奴部（kuan-na）等都是分布在環繞著渤海北沿延伸出去的環日本海地帶，仍可以將鬼方視作是被吸引到環渤海灣區域的泛化現象。

二、推力：

（1）被動推力：

另一股是推力，並且通常是被動的。被驅逐推出環渤海區域的薄姑人，其後代成為東北亞的夫餘、高句麗、百濟的先聲。南島語系先民的北支南退，也影響了現代南島語族從3大分系演變為4大分系。匈戎先後遭到夏朝、商朝的擠壓，最終改居於內亞並轉型為游牧型態。

（2）主動推力：

例如有虞氏主動由山東出發，將其政經核心移往山西、河南肆行擴張，兼併了陶寺文化的人群。

參、上古環渤海文化帶的功能定性：震盪與增幅

上古環渤海文化帶大約是具體存在過的歷史現象，該文化帶對於各部族的影響是什麼？是成為地著化的中心嗎？還是文化元素互相介接的場域？我們可以斟酌一下有虞氏的發展作為思考的切入點。

有虞氏對於陶寺文化的元素不是全盤接受，而是篩選過後的簡化版本，這個簡化版才成為續後夏、商、周三代所繼承的基底。可以看出，上古環渤海文化震盪地帶，對於有虞氏的進化，具有部分的影響力存在，惟並不具有完全的影響支配性。

由而可知這個環渤海灣文化震盪地帶並非文明的核心起源，而是類似一種催化劑或生長激素的作用。除了匈奴可能是起源於該地帶以外，其餘的華夏，日本，韓國，南島，都是在進入環渤海文化帶之前，或離開之後，在別處擁有自身另外的起源中心。亦即環渤海灣文化帶雖有助於各民族在其他地區完善他們各自的地著化進程，但並非具有終局決定性的一處。

也就是說，環渤海灣文化帶的功能定性，並不是地著化的第一起點，也不是文化轉型的搖籃，它更像是一種不穩定態的文化環境。這個文化環境的名稱應該命名為「上古時期環渤海灣文化震盪地帶」，可以震盪、增幅穿行過該地帶的各部族，互相交換一部分的文化元素給其他部族，也讓自身接取一部分其他部族的文化元素。這個震盪增幅的過程不會達到文化轉型的程度，更不會進而產生新的地著化；但此一震盪增幅的潛在效應和反饋母群的影響力卻不容小覷，也能夠對後代子群產生打下暗樁的培底效果。

匈奴可能是起源於該地帶的南段，是在「上古時期環渤海灣文化震盪地帶」初始地著化的部族；然即便是匈奴，也是到了塞外才真正完善了其民族的文化套件，轉型為統一的遊牧行國。商朝猶或可能是起源於該地帶的北段，其狀況亦與匈奴人頗類。

試論地著化、再地著化與次級地著化

2022年02月19日撰稿

一、地著化與民族的形成

現代人對於民族的定義和辨認，不脫共同之（1）語言、（2）地區、（3）經濟、（4）文化、（5）歷史…..等要項。不過，這些要項多半屬於靜態的切片，只涉及當代（無論是19世紀、20世紀或21世紀）的一種瞬時切片，而沒辦法全盤掌握民族的動態多變性。一旦發生民族的人力資源流動和經濟文化轉型，就往往對前述是類要項產生巨大的衝擊，無法圓滿解釋民族變遷的方方面面。

因此，區別民族的身分，除了靜態的切片（語言、地區、經濟文化）外，也應進一步考量動態的過程。這個過程便牽涉到了民族的起點，以及維持民族身分的自我認同思維，亦即必須擴大考量兩個新的要項：（1）地著化過程、（2）民族認同思維。

一個人要認為自己是某個民族，或者是被別人認為是某個民族，才能稱之為什麼民族。此種民族認同可以是單向的，也可以是雙向的。不過單向的自認為何種民族的「自我民族認同思維」會是較長效的穩定因子，因此這種思維應當成為民族定義的要項。

而一個人是如何內建自己的民族族屬的思維呢？要嘛是自己本人確立了自身的民族種類，要嘛是接受祖先傳承下來的民族種類。對於民族種類的認同，無論是自身創立的，或者是繼承於先祖的，都牽涉到一定的地理活動範圍，該特定的地理活動範圍結合了一些相關的條件因子所形成的新興民族身分，就是民族認同的依託。

特定的地理活動範圍結合了一些相關的條件因子 ── 姑不論那些相關的條件因子究竟是些什麼 ── 就有可能形成新興的民族身分。這個形成新興民族身分的過程，即為「地著化」。一旦「地著化」完成，就可以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在歷史上，「地著化」所形成的新民族身分，可以舉例如下：

（1）華夏：華夏的民族身分，是起於Tukri在晉北草創的文化初胚（陶寺文化）、有虞氏攻取Tukri再篩選精簡而來的華夏文化典範。這個由有虞氏最終收斂完成的華夏文化典範成為漢民族的起點，亦即漢民族首度出現民族特徵是起自「Tukri-晉南、豫北(開放吸收)」>「Guti-晉南-收斂凝固」的地著化過程。上古時期的昜氏(Tukri)、有虞氏(Guti)在晉、豫地帶所形成的華夏文化典範，造就了漢民族認同的起點。凡是認同於這個起點的人群，就是華族；而不願意認同於這個起點的人群，就是異族。夏受虞禪之後，有虞氏留在華夏的一部分便繼續持有華族身分，而那些撤出華夏的另一部分有虞氏就變為禺知（月氏）。

對於「華夏文化典範」而言，自從上古昜氏(Tukri)、有虞氏(Guti)於晉、豫形成已後，便出現了民族典範的「定型化」。凡異族同化於華夏文化典範的就是華夏，凡華夏族放棄華夏文化典範的就是異族。華夏文化典範只有文化構件的微調，基本上是一個以傳統為尊的民族。

（2）匈奴：匈奴的民族身分，是起於冀南、豫北之交的遠古狄族，他們認為自己是神聖的中央之國。這支遠古狄族後來以「聖(*(a)brong(h))」、「人(*kam)」、「天(*tranril)、「河(*(i)dilk」等4個名號為國族之名號，與歐亞大陸的各色大國爭衡，輾轉遷徙，計有：有扈氏（夏朝時期）、有易氏（商朝時期）、獫狁（周朝時期）、匈奴（秦漢時期）、Hun（Atilla治下的杭人帝國，東、西羅馬帝國並立時期）、Χιονivται（希奧尼部，薩珊波斯時期）、柔然（北魏時期）、突厥（唐朝時期）、保加利亞（近現代）、土耳其（近現代），其族運迄今不輟。

與華夏文化典範的保守穩定性不同，匈奴文化典範經歷過幾次劇烈的經濟文化變遷。遠古狄族到獫狁時期的經濟模式應該是農、牧兼營的早期經濟型態，但到了匈奴時期開始胡化（經濟活動上朝鬼方化轉變）並在冒頓單于治下徹底轉型為高度軍事性的游牧行國，可謂產生了首度的經濟文化變遷。統一匈奴崩潰之後，匈奴分成了北匈奴西遷一系的Hun、保加爾分支，以及留居本土故地的突厥分支。Hun、保加爾分支最終出現了東正教化與斯拉夫化的經濟文化變遷，而突厥分支則在遷居西亞、近東的過程中也改朝伊斯蘭化的方向完成了經濟文化變遷。匈奴文化典範在經濟文化上的彈性，跟華夏文化典範的僵固，可說大相逕庭。

（3）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盧水胡」：進入盧水一帶，不管是什麼民族出身的人們，多半逐漸混同，成為具有特殊身分的「盧水胡」。這可以看做是當時正在形成一個新的「盧水胡」民族，是考察「地著化」現象的一個有利案例，因為該民族的形成過程有著漢語文獻作詳細記錄，並且民族規模很小從而頗具「科學實驗」的高度受控性質。

二、地著化與民系（次級民族）的形成：再地著化和次級地著化

地著化除了能夠製造新興的民族身分認同之外，也能夠在不改動民族大概念的狀況下形塑出新的民系身分。這類情況反映在歷史上，也有幾個案例可查：

（1）漢族內部的客家民系和閩民系

客家人與閩人的民族認同是漢族，但在漢族內部又形成了內聚力很強的次級小團體，此種次級小團體即為「民系」。客家人民系與閩人民系的起源為居住在河洛地區的古漢人，在魏晉南北朝大亂避居華南，進一步與當地的畬族、南方部族所混同而成的漢族民系。客家人民系是在贛南、閩西、粵東完成了「地著化」過程，閩人民系則是在閩東、閩中、閩北完成的「地著化」過程。在遠古時期的閩地，古老的原居民在考古文化上呈現了4個分界線，閩東、閩中、閩北、閩西各自為1區。這4個繼承自遠古的考古文化分區在接受中世漢族移民的過程中，只有2個出現了重劃分界線的能力，即閩西1群、閩東/中/北為另1群，這反映了南方異民族本身的歷史變動。河洛南下漢族的外部新因子衝擊著土著畬族、南方各族的內部歷史變動，最終形成了以漢族為顯性主導、南方異族為隱藏系絡的2個新民系：客家人與閩人。

客家人所反映的不是中國戶籍制度的「客籍（客戶）」與本地戶，而是南下漢人與土著人群的人文地理與華南封閉性山岳帶的自然地理交互作用的結果。這種結果同樣也反映在閩人群體上。客家人與閩人的祖先在華北地區並無二致，他們避難逃到華南的時候也同樣隸屬於「客籍（戶）」，實際上即便是廣府人以致於整個南朝的各色僑郡、僑縣都有著「客籍（戶）」卻沒有另外形成強大內聚力、排他性的其他民系。因此，不應該過分強調「客籍（戶）」漢人在客家人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而更應該看中閩西、粵東、贛南的「地著化」能力。

客家人、閩人的民系形成之後，展現了縱使脫離原居地亦依然頑強的自我認同與內聚力，可以維持著：（1）漢民族、（2）固有民系，這雙重身分的認同而不墜。現代的海外客家人、台灣客家人都是如此，閩人亦是如此。至於漢族其他的民系，如廣府人、吳語使用者，則沒有那麼明顯而強韌的內聚力。客家人、閩人的民系地著化結果可說是非常特殊的，具有典型意義。

（2）匈奴人的直系（突厥系）與旁系（古斯系、回紇系）

a>第二次地著化（再地著化）

匈奴人是遠古狄族的直系後代，對世界史的影響非常廣大而深遠。遠古狄族至遲在冀南、豫北已完成了「第一次地著化」，其直系分為2支，其一是在秦朝末期完成文化從早期經濟型態轉變為軍事化游牧行國的統一匈奴國，其二則是在更早期轉入西伯利亞完成「第二次地著化」的丁零（*Trangril）人。

匈奴人是「第一次地著化」的產物，然後進行了「胡化」的經濟文化劇變。丁零人則是「第一次地著化」之後又在西伯利亞完成「第二次地著化」的產物，丁零人的「第二次地著化」可以說是產生了1個新興的民族，也可以說是匈奴族內產生了1個具有高度內聚力暨排他性的丁零民系（次級民族），畢竟對於外族之人或後世之人的眼光來看，丁零既像是匈奴本體、又像是匈奴的別種，對匈奴可謂叛、服無常，很難以理解其行為。

b>次級地著化

「第二次地著化」讓丁零人有著與匈奴人不同的新興民族身分，與其不同，古斯人、回紇人則是保持著匈奴人身分但卻常與中央唱反調。展開在古斯人與回紇人的很可能是「次級地著化」，此與漢族的閩南民系、客家民系的形成過程非常類似。古斯人很可能擁有著「獨目人＞鬼方」的古代淵源，他們或者是獨目人的直系後代，又或者是異族但獨目人化（鬼方化/胡化）了，華北北緣、塞北、新疆等廣大地區在遠古時期的文化主流是朝向獨目人/鬼方/胡化的方向發展的，到了春秋戰國以後才漸漸轉為狄/匈奴化。

胡人（獨目人）的直系後裔，加上胡化的各部族，在早期的胡化運動結束之後，開始轉朝匈奴化運動來改變，從而被視為匈奴的別種、別部，並被當作是匈奴人。這批以胡為底的人群在與匈奴人聯合、同化的過程中雖然完成了匈奴化，但依舊保持著舊的群胡分界線。胡與匈奴交融的結果是讓群胡在匈奴民族內部產生了「胡＞古斯＞回紇」民系，這個民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與「匈奴＞突厥」中央政府漸行漸遠的。

統一匈奴、西遷Hun人可以對於胡民系的古斯諸部擁有極強的控馭和維繫其向心力，但到了突厥時期則已經不再能讓回紇人對突厥人完全信從。胡民系雖然是匈奴人，惟隨著時序愈晚，胡民系的內聚力和相對於匈奴族的獨立性便愈強。

從第一漢民族與第二漢民族的角度來談「國族」定性問題：入主中原的異族皇朝能否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正統朝代？

2020年07月18日撰稿

古代漢人皇室的起源，是來自於今日地理上的伊朗西部。這個漢人皇室就是有虞氏，以及後繼的劉姓漢朝。他們帶來了遠古中國核心部落之1：Guti人。參：〈軸承時代〉。

與Guti人一起遷徙到遠東的部落，還有另一個，Tukri部落。Tukri部落的皇族並非「有虞氏-劉姓」家族，而是另外一個現在已不知道徽號的家族，可以說他們是遠古中國核心部落之2。Guti部落和Tukri部落東遷的路線，大抵是由伊朗西部往東移動到古代的西域，即河中地區和新疆地區，然後很可能是沿著甘肅南部、青海東部的「藏彝走廊」，轉往四川地區和關東地區。「藏彝走廊」這個大通道的範圍約為唐代吐谷渾國的領土。Guti人與Tukri人從「藏彝走廊」遷徙到四川的過程中，產生了分化，一部份人成為西藏人的祖先，另一部分人則維持著Guti部落和Tukri部落的部落組織，繼續遷徙到中原的東部。

沒有成為西藏人的那一部分的Guti和Tukri人，他們由「藏彝走廊」繼續移動，在移動的過程中，Guti部落和Tukri部落逐漸由共伴的部落聯盟，分裂為2個獨立的政治集團。Tukri部落的文明化程度較高，速度較快，學習能力較強，我猜測他們是由「藏彝走廊」直接遷徙到山西省北部，並在山西省北部形成了「昜氏」古國，這個「昜氏」古國模仿各個鄰邦的優良之處，雜揉成獨特的先進文化和技術，在考古文化上很可能即為「陶寺文化」。後世的中國人習慣自稱為「夏」人，夏的遠古發音為*gra(s)，就是Tukri的後段「kri」的發音。參：〈陶寺猜想：昜氏古國〉。

不過，Tukri人的皇族在跟Guti人的交戰中落敗了，從而沒沒無聞。失敗的Tukri人有一部份開始向西方遷徙，但這次他們不再走「藏彝走廊」，而很可能是走玉門關的路線回到西域，他們的後代就是漢文史書中所記載的「吐火羅」人。此外，還有一部分Tukri人則被Guti人系統的唐堯所征服，接受有虞氏（Guti）集團的支配。有虞氏對「昜氏」古國的先進文化採取的是有篩選性的吸收，而非全盤毫無保留的接納，如此，使得「昜氏」古國「陶寺」文化的因子只有一部份傳承到了後代的夏、商、周，還有一部分很特殊的文化因子則僅僅埋藏在遺跡的泥土裡，經過數千年歲月才被考古學家挖到。

Guti人的遷徙路線較為曲折，他們從「藏彝走廊」出發，先遷徙到四川，並在四川產生了分化，一部份人留在原地成為古代「蜀國」（「三星堆」文化），另一部分人則轉往山東再遷徙到河洛地帶而成為「有虞氏」。Guti系統的主力就是有虞氏，強盛的時候滅亡了Tukri系統的「昜氏」古國。學者目前認為陶寺文化晚期發生了「陶寺革命」，平民百姓發動對貴族的革命，革命後居住區見不到貴族的痕跡，看起來都是平民聚居區，大家都很平等。我個人不認同這個看法，我認為史實應該是陶寺晚期發生了有虞氏入侵事件，戰後Tukri系統的貴族逃走，而Guti貴族是居住在河洛地區所以山西北部地區自然不會有貴族聚居，很自然反映在考古遺存上。參：〈有虞堯事跡初探〉。

經過長期的分化和競逐之後，遠古時期華夏人群暫時統歸1支單一的皇族所統治，即伊朗大地西來的Guti皇室（有虞氏的系統）。Guti皇室的有虞氏有一個中央的核心部族，並與其他幾個強大的鄰族結盟，這些鄰族盟邦被稱為「四岳」。「四岳」的具體數量不明，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匈奴人的祖先「匈戎氏」曾經參加了有虞氏所主導的聯盟體系，因為匈奴單于家族的祖先在傳說中是夏朝的落魄王子。（關於匈奴皇族，參〈單于考（1）：單于的匈奴語發音〉）

有虞氏在末期發生了核心部落（Guti部落）衰弱的危機，最終為附從部落「夏」部落的國君「大禹」合法地取得了聯盟。「夏」部落的主體很可能是Guti化的殘存Tukri人，當是Guti人與Tukri人的混合體。「夏」部落第2代國君「啟」將有虞氏聯盟由禪讓體制轉化為世襲體制，較為中央集權，不過也導致了內亂與盟邦叛離，內亂就是《五子之歌》所敘的一場戰事，「五」子是夏初諸侯的名號，其國君是1個人，而非有5個人。外戰就包括了對「匈戎氏」後代的討伐，「匈戎氏」後代就是「有扈氏」，「有扈氏」希望保持禪讓體制，結果敗亡。「有扈氏」後來逃往河北北部成為「有易氏」，又被商朝擊敗；再逃往山西北部成為周代「獵狁」、秦代「匈奴」，秦始皇時期驅逐匈奴到黃河以北的塞外，匈奴被迫從農牧兼營的生活型態轉變為純游牧文化、舉國皆兵的新文明階段，最終脫離了華夏文明圈而自成一格，開啟後世的「匈奴─Hun─保加利亞」傳系和「匈奴─突厥─土耳其」傳系。（關於匈奴起源和西遷，參：〈狄族與匈奴起源試探〉、〈【筆記】北匈奴第1波大規模西遷〉、〈【筆記】北匈奴第2波大規模西遷（1）：悅般國西遷〉）

有虞氏衰弱的過程中，並非人人都甘心臣服於夏后氏，因此有虞氏有一部分人脫離了夏朝的世襲聯盟體制，轉往北方，佔據了西北地區、塞北的西部，成為了「月氏」人（在某些古文獻中則或者記作「禺知」人）。「月氏」人在秦始皇時期是北方3大強族之一，他們在塞北西部稱雄。塞北當時分成3大塊，東部的「東胡」人（鮮卑的祖先）、中部的「匈奴」人（狄系統）、西部的「月氏」人（有虞氏Guti系統）。「月氏」人最終被匈奴擊潰，逃往西域，逐漸演變為貴霜帝國。

留在夏朝世襲聯盟體系內的Guti人（有虞氏的民眾）與Tukri人（夏的民眾）並不是全部的Guti人和Tukri人，他們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散往塞北（月氏人，Guti系統）和西域（吐火羅人，Tukri系統）。在夏朝世襲聯盟體系內的Guti人與Tukri人則成為了後來漢人凝聚力的支撐點，大概在周代最終完善了「諸夏」的自我認同優越感，並於漢代於中原地區「地著化」正式形成了「漢民族」的血緣混融。（地著化的概念，參：〈試論民族民系的同化、涵化、文明化和地著化〉）

不過，漢代的漢民族並不完全等於後世的漢民族，我們可將漢代的漢民族稱作「第一漢民族」，現代的漢民族稱作「第二漢民族」。華夏人群在商、周時期已大量混血南島語族，因為南島語族在上古大批北上到華東的緣故。華夏人群與南島語族（北支南島人）、北族（諸狄、匈奴）通婚聯姻的結果，在漢代時期最終造就了古代的中原漢人「第一漢民族」。參〈漫談南島語族的流動和漢族的混成〉。

「第一漢民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為內戰，導致中原地區的人口降低很多，也有不少人逃往華中、華南出現了人口移動。留在華北的漢民族繼續吸納了北族（鮮卑、匈奴、蒙古）、羌族的混血，成為了體質人類學上的「華北漢人」。逃往華中、華南的漢人則繼續吸納了南島民族、苗族、西南各族等的混血，成為了體質人類學上的「華南漢人」。這個長期的「既分化又同化」的過程讓現代漢民族出現了一個令人費解的特色，他的內部可以分成南、北2群，但外部則又是統一的1個整體，怎麼看都是「既相似卻又不太一樣」，這個特質就是歷史長程效應所帶給全世界的現代化「第二漢民族」。

詮釋歷史的時候不免牽涉到定性問題。對於古代中國各別皇朝的國族定性，從「第二漢民族」的角度來看，都是自身國族歷史的一部份，所以都可以稱得上都是「第二漢民族」的正統皇朝。故之，女真金源氏、契丹遼代、蒙古元朝、滿州清季，皆得一准作現代中國人的歷史正統朝代。

但若從「第一漢民族」的角度來看，則按照血緣分門別類的話，仔細而嚴苛的標準中，可以得出很多異族入主中原的皇朝並非現代中國人歷史上的正統朝代；反倒是西域的「月氏─貴霜」國度與「漢朝」、「魏朝」、「晉朝」都可並列為「第一漢民族」的正統皇朝。張騫鑿空的時候不正是因為讓漢武帝接通了失聯的兄弟國家「大月氏」國，而讓整個漢室朝廷感到振奮和雀躍嗎？

試論民族民系的同化、涵化、文明化和地著化

2018年05月26日易稿

民族形成的過程，非常值得探討。今天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古代還沒有理論化，但是有的時候古人會注意種族邊界，有時候又以文化來標高低，難以一概而論。在民族互動的概念上，有幾個主要的術語：「漢化」跟「現代化」之間，基本上不會拿來做比較。「現代化」、「後現代」、「現代性」雖是一組可以拿來討論的話題，然而不太會拿來跟「漢化」做對照。「同化」、「涵化」、「文明化」則會是較好理解短期族群文化互動狀況的另一組概念，「現代化」可以說是「文明化」的一種，但也未必就是和文明化畫上等號的學術觀念。

歐美研究東方（相對於西方而言的、歐洲以外的）世界的學問，本係隨著個別政治人士的雅好，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稱作「東方學」的學術專業。但由於殖民主義導致的缺點越來越嚴重，終於出現薩伊德高呼「東方主義」思想的反制。此後又從南美洲出現了「後現代」思潮孕育的溫床，使得現在西方歐美史學界普遍強調去西方中心化，重視史學研究的客觀性。西方史學朝向更客觀、更中立、更去西方中心的努力的確造成了許多進步，卻也使得這種「客觀、中立」本身難以被質疑。其實就如同顧詰剛質疑中國舊史學是「層疊累造的古史」一樣，我們也可以質疑西方現代史學300年來的發展某種程度也是「層疊累造的新史」，強調「新史學、新新史學、新新新史學」自身的客觀中立性，隱喻「現代性」的價值大於「現代化」，並認為「文明化、涵化」是遠比「同化」來得更有詮釋力的長程歷史架構。

然若仔細去檢視歷史上的民族認同發展系絡，我們可以看到，被西方現代史學標榜較為客觀中立的「涵化」、「文明化」概念，其實它的效力遠低於傳統清末民初老學究所教導的「漢化」。在遠東大陸的漢化現象並不是一個孤單的例子，在內亞大陸上的突厥化也是一個非常巨觀的現象。史實上的的確確發生的是大範圍、高強度「同化」的例子，「涵化」、「文明化」的空間完全被壓縮了。如果把19世紀、20世紀以降的現代史算下去，那麼民族國家神話、想像共同體的政治性創造，在全球範圍內，更是進一步利用人群組織技術與電子通訊技術迅速達成許多國家的「民族一體化」，同化現象在人類歷史上其實是遠比文明化、涵化所能適用的範圍遠為廣闊許多──但是，這種說法在西方現代史學能夠浮上檯面嗎？當他們依舊侃侃談論著「現代性」與「後現代」，而將「現代化」收進抽屜的時候，是不是顯示了三、五百年來的歐式學術累積其實也產生了一些盲點和偏差？

再以「漢化」為例。史實上發生的現象可能比上面的討論更為複雜。漢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現象，不過在看待漢化的時候應該避免認為這是長程時段下必然的一次性產物，而應該注意那是多次中程發展的累加。有幾次的中程時段發生了漢化現象占了多數，也偶有幾次的中程時段發生了異族化現象占了少數，然後逐個結合起來，從而看似是一個長期穩定的現象。漢化在東亞大陸不是不可逆的或一定必然發生的情況。

中國中世紀盧水胡的產生有其地緣特徵，就不是漢化。西域以至於中亞地帶的突厥化也發生在喀喇王朝統治期，而這些地區歷史上曾經多少接受過漢族國家的統治，這些也不是漢化，而是異族化（突厥化）。北魏鮮卑人的情況更複雜，北魏初、中期的遷都洛陽，造成了鮮卑內部的分化，新中央（洛陽）的部分展開有意識的主動漢化，舊中央（平城）的部分則被邊緣化並形成社會問題。最終發展出六鎮動亂和齊、周分裂。因此後期的北魏可能不是漢化而是重新鮮卑化（異族化）。即使在唐朝，盛唐以前的河北，也不見得是在漢化，而可能是在胡化（異族化）。

宋朝到今天，中國南方的漢化過程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塊，但是也最難研究。跟中國北方的漢化模式還有征服王朝、滲透王朝、華夏邊緣論可以套個解釋不同，至今南方的漢化過程還很難以理解。以元朝的情形來講，元代官府的族群統治政策一開始是不歧視漢人的，只是為了方便管理不同的部族所以才依照族群類別來做管理；結果慢慢形成了具有歧視實質的政策結果，但此種政策落實面的偏差卻不是該政策的本意。從中國史許多的例子可以看出，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不同情境的各種中程結構之下，會導致不同的「同 / 涵 / 文明 / 分 / 異」化的結果，變化的方向也不見得不是不可逆的。

每個人的歷史都一樣長，可人人的民族認同卻不一致，取決於各自民族認同意識的歸屬為何。每個民族的歷史長度不同，有的可以追溯3,000年，有的只形成了500年，有的新興民族國家只有20年到30年的年齡。惟無論民族歷史的長短多寡，總得有一個起點。這個起點即是民族的起源，並伴隨著一個特定時期「地著化」屬人又屬地的初始定義。漢民族的地著化大約起源於西周初年的黃河流域，客家人民系則在五代十國時期地著化於閩西粵東贛南，閩南人民系同時期亦地著化於閩東閩北閩南。民族（民系）初始地著化完成後，即便遷徙離開原居地，也很容易維持旺盛的民族認同與向心力，並向外吸納異族使之同化進來，吸納的短期過程可能表現為涵化，也可能是文明化。可若干認同轉變過程即使完成了並形成內部的內聚一致，外部群體也未必表示承認，因為外部群體的族群記憶不見得會忘記別人的民族歷史知識。例如民初南方政府發生3次說客風潮，客家人已完成漢化認同，但當時廣府人卻仍保有客家人是畬漢混同的記憶，才引爆爭議──此後隨著客家人正式納入漢人範疇，雙方往還越來越密切，結果就變成新的、真的「自己人」了。突厥化的現象、漢化的現象、同化的現象，大抵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