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民族的複合起源特徵導致進行民族溯源時有其年代上限

2025年09月13日撰稿

現代世界（西元21世紀）的幾支主要民族大抵都是複合起源的，而非單一起源的。這種複合起源的特性反映為如下結構：一是主要的文化核心內核，是民族內聚的同化中心；二則是重要的混融支柱，是形成新民族的活力來源和偏向力以與古老的舊民族面貌產生差異性。

漢族的內核是外來移民集團的有虞氏、夏后氏聯盟，第二支柱則是本土土著集團的先炎系統之黃帝分支。這兩支不同起源的混融是形成新興漢民族的結構性動因。越往後期，漢民族越是吸納了中原已外的周邊其他部族，這些其他部族成為了第三支柱，主導了漢族向下派生出次級的民系和方言群。

土耳其的內核是外來移民集團的塞爾柱部落，塞爾柱部落是匈奴人的後裔，而匈奴人則起源於先炎系統之蚩尤分支。第二支柱則是本土土著集團的羅馬人，這批羅馬人是希臘化的東羅馬遺民。第三支柱則是阿拉伯文化所帶來的伊斯蘭文明。

俄羅斯人的內核是外來移民集團的瓦良格人，他們來自於北歐。第二支柱則是本土土著集團的斯拉夫人，第三支柱則是以突厥人為主的遊牧民族。這三個複合起源最終由東正教思想整合起來成為新興的俄羅斯民族。與漢族不同的是，周邊其他部族的影響對俄羅斯人是一種異族分化，而非族內次級化。馬札兒人的侵入變成敲進斯拉夫人中間的鐵釘，造成東、西、南3支斯拉夫人的初步分化，而波蘭人、立陶宛人等其他民族對於西斯拉夫、南斯拉夫的功能是讓他們徹底成為與東斯拉夫（俄羅斯）人漸行漸遠、變成完全不同民族的異化作用。

西歐的法蘭克、德意志這2支民族，他們的內核是外來移民集團的日耳曼蠻族（法蘭肯系統），第二支柱則是本土土著集團的羅馬人。西班牙民族的狀況也類似，只不過內核外來移民集團改為西哥特人和阿蘭人等蠻族。英吉利民族的內核是外來移民集團的日耳曼蠻族（法蘭肯部族、盎格魯薩克森諸族），第二支柱則是本土土著集團的羅馬人和塞爾特人，第三支柱則是外來移民集團的北歐人。

韓民族的內核是本土土著集團的寒人，第二支柱則是外來移民集團的匈戎人。日本民族的內核是外來移民集團的鬼（貴）方人（大和系統），第二支柱則是外來移民集團的匈戎人（出雲系統）；至於本土土著集團的印地安諸部族（蝦夷人、繩文文化人）的影響力則較小似乎無法達到成為第三支柱的程度。

這些主要現代民族的形塑過程中都普遍反映了各自的複合起源特徵，基本上都不是單一起源的，而是有2股到4股勢均力敵的不同因子所互相絞合的產物。所以現代主要民族的起源固然可以追溯到5千年前或甚1萬年前，但要再往前追溯就很難認定了。因為現代某1支民族的祖先群體們在5千年前多半是好幾支不同的民族，並且那幾支祖先民族們跟現代那1支新興民族之間可能已經有著巨大的文化內涵差異，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前後相承但內容高度異化的不同民族了。

例如作為現代漢人複合起源之一的先炎集團黃帝分支，他們的文化屬性非常可能貼近先炎集團蚩尤分支（匈奴祖先），從而其文化會比較類似古代匈奴人而非古代漢人，以之黃帝部落與現代漢人可說屬於完全不同的民族。故此在做民族形成溯源和民族歷史長度的估定時，就可能會出現一個上限值，這個上限值的出現其肇因就是由於現代諸民族多半是複合起源的，而非單一起源的緣故。

漫臆第一漢民族或非單一起源

2023年09月04日隨筆

2023年09月05日校補

關於漢民族的成分，可以分成第一漢民族（西漢）與第二漢民族（現代），我曾於〈從第一漢民族與第二漢民族的角度來談「國族」定性問題：入主中原的異族皇朝能否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正統朝代？〉一篇中析述。關於前言第一漢民族，近來思之，頗覺有再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第一漢民族以陶寺文化廣泛吸收、有虞氏剪裁收納的文化模型為基底，成為漢民族在華北地著化的顯著特徵。而此一第一漢民族與夏、虞、炎、黃的關係若何？復需深論。華、夏連稱，乃後世習語，遠古則或非同源。也許第一漢民族的起源，乃是多元分合的複雜結構，而非同一起源的單調範式。

遠古漢民族的神話體系，一般認為分成南、北兩大系統，再綜合雜揉而成。這應當反映了漢民族起源本來就不是同一起源的單調範式，而是多元分合的複雜結構；繼而可從神話學領域推而廣之，來談談民族起源的問題。

靜案，第一漢民族的起源，可以概分為三：

一、本土秦晉的先炎系統（華族，以花為政治宣傳符號）：

先炎系統起自渭、漢流域，後來權力收束到渭水流域，成為炎帝。此一中央集權化的代價是新開發邊緣地區（黃河以北、以東的河套、晉地）的疏離化，疏離地區形成了與中央地區（渭水流域）長期抗衡的局面，游離出了蚩尤集團。蚩尤集團後來脫離炎帝集團，續而分化成為苗、良渚、匈戎等新興民族。

蚩尤集團是較早脫離炎帝集團的子集團，黃帝則是較晚從炎帝集團派生出去的分支並後來居上。無論是炎帝還是黃帝，都是起自於先炎系統，後來都成為第一漢民族的基底成分。至於蚩尤集團，則是脫離自先炎系統，後來異化為其他民族，成為三苗系統和匈戎系統等新興民族的先聲；這些新興民族們在中國中世與第一漢民族又有大幅度的接觸，成為第一漢民族朝向第二漢民族潛變的外生因子。

二、外來的虞、夏系統（夏族，以禪讓和治水為後世所傳頌）

虞、夏是伴生部落，起源於伊朗西部。東遷之後，很可能是通過藏彝走廊進入四川。然後再由四川進入山東，最終先後到達晉地。考量陶寺文化是東夷西進的產物，而陶寺文化又是夏部落所建，以及陶寺文化又為虞所滅，可以推估虞、夏進入中原之後依然是伴生部落，遷徙路徑是基本相同的，只不過一先一後互為依傍，最終由於雙方關係破裂而出現了征伐，結束了長期的共伴關係。

三、環渤海灣文化震盪地帶的伏羲系統

北辛文化等東夷部族在遠古歷史上曾經強盛過，其中佼佼者為顓頊帝。這個系統的先祖可能是伏羲，故此將其系統的名稱姑冠作伏羲。伏羲系統對於蚩尤系統的分化，以及顓頊帝留在遠古漢族傳說三皇五帝的史影，表明了整個東夷集團對於漢族形成第一漢民族和分化出北族（蚩尤、匈戎後裔的匈奴民族）的進程中，有著莫大的催化作用。伏羲系統並非漢族和北族的文化母核，但卻是一種重要的外生變量或添加劑。亦即，考究第一漢民族的呈色時絕對不容忽視東夷的影響力。

亦即，漢代第一漢民族的起源，是以本土秦晉先炎系統後代的炎、黃部落為核，再凝以伊朗西部外來的夏、虞部落串起川、魯、晉、豫為心，經過環渤海灣文化震盪地帶伏羲系統的添增提純之後，終於在西周時期以同姓封建加大取代異姓封建的陸域殖民態勢形成了華夏民族思維，這個極為長程的華北地著化過程，其產物便是西漢時期已然嶄露頭角的第一漢民族。

關於民族淵源和變遷的一點看法

2023年06月22日隨筆

關於民族的淵源和變遷，目前由於受到西方學界的影響，使得許多人只重視地下考古文化發掘的成果，而對文獻紀載的內容嗤之以鼻。大有如果沒有考古資料佐證的話，則文獻中所見所存的古國都是古人偽造夢囈之感。

再者，也有許多人認為民族的淵源可以透過基因研究來還原，而完全不需顧慮到文獻紀載所寫的族群過往動態跟基因研究的結果對不上。但凡只要基因上可以將古墓的人類基因與現代人基因做出比對，以及只要能夠把現代人每個人之間的基因關聯弄清楚，就可以確認誰誰誰屬於什麼民族，至於其他的質疑聲浪則就都應該自動地著毋庸議。

另外，語言在歷史上可以因為使用者群體大規模換用新語言而拋棄舊語言，所以語族的概念不能跟民族的概念畫上等號。但是，明明器物的換用會比語言來得更容易，使用者群體大規模換用新器物而拋棄舊器物實在是比起換用新舊語言來得更加明快　──　可是，在援引考古出土遺存來比對民族的時候，就一定要用金文刻辭有寫到夏邦才能認證文獻夏朝，否則就是從未有過夏朝。又或者，用生物基因進程來擬構指代人類基因進程，認為構樹因為只能單向地用獨木舟運輸出去而不能逆向運回去，所以南島語族就只能是以台灣為發源地　──　那麼，又為何堅持南島語族只是語言概念而非民族淵源概念呢？明明語言換用的難度比之於器物換用的難度還要更困難，不是嗎？

我認為，民族的定義應該要從5個方面著手，並在各方面都取得公同一致的成果出來，才能確認民族的流動和先後關係。這5個方向分別是：

（1）文獻學

（2）比較語言學

（3）服飾（軟性器物文化）

（4）地下考古學（硬性器物文化）

（5）體質人類學（基因分析）

事實上，根據我自己個人的研究，我發現這5個面向如果不能夠整合的話，則所做出的推論基本上就站不穩腳跟。比如說，漢朝古墓的古人基因與現代南方漢人的今人基因做比對，如果相同就是漢人，反之則是異族。那麼，吐火羅人古墓的古人基因與漢朝古墓的古人基因在理論上應該會是有很大程度是一致的，因為吐火羅人是跟大月氏有先後關聯的，而大月氏又是與有虞氏有先後關聯的，而有虞氏又是與漢朝有先後關聯的。這種華夏集團自我分化又混合其他異族的狀況在歷史長程和地理廣域乃普遍現象，從事基因研究者到底是如何對漢族做出「標準型基因」的定義的呢？羅馬史中期曾經發生過高盧人大規模羅馬化（例如高盧帝國能夠因為認同羅馬本部而和平統一收場）、晚期曾經發生過羅馬人大規模蠻族化（變成法國人、義大利人、德國人），能否用同樣的基因研究方法來分析出羅馬人在早期（共和國時期結束）之後就已經不存在？畢竟都混入大批的高盧人了。

又比如說，通過比較語言學可以知道，匈戎、匈奴、柔然、突厥、土耳其其實都共享*abragh、*idilk、*traril、*kam這4種傳統國族名號，所以是同一民族的前期、中期、後期繼承現象，但也各有各的時代特點。匈戎偏向與華夏集團的關聯，匈奴偏向與獨目人集團的關聯，柔然、突厥、土耳其越往後越偏向與東方脫離關聯而增加與羅馬集團、阿拉伯集團的關聯，這就使得這個民族連續體的不同時段各自夾雜了華夏（前期）、古斯（中期）、希臘與阿拉伯（後期）的基因組和器物文化，如果貿然做3個時期的基因比對和地下考古分析，應該會被認定為3支完全不同的民族才對。可是這種結論卻與結合了文獻學、比較語言學的綜合性研究的看法是無法藕合的，注定產生巨大的偏差，因為通過非常細緻的研究，我們已經知道匈戎、匈奴、柔然、突厥、土耳其之間有直接繼承關係，尤其是反映在其部族的核心群體上。

所以我覺得，研究民族的淵源和變遷，必須徹底轉變過往被西方學界影響的作法，那種讓基因研究的價值溢高於文獻學，讓地下硬性器物遺存研究的價值漫高於文獻學，讓語言、文獻（含神話）和服飾被看做是浮動、不穩定、被竄改而很容易貶損其價值的作法。最重要的是必須扭轉那種幾乎是完全不尊重漢語古籍所記錄的文獻學的作法，隨便幾篇器物研究所反映的地下考古報告就可以掀翻漢語古文獻整套的價值，到現在都還振振有詞地強行誆說沒有夏朝因為地下考古還沒挖到過夏朝。

不可以只重視西方希臘羅馬文獻學的價值將之奉為圭臬，卻對東方漢字古文獻學的價值卻睨視作無根之木。那是非常奇怪的作法，也註定無法對歷史迷霧做出解謎的動作。在民族史的研究上，應該以文獻學為主，比較語言學、服飾、地下考古、體質人類學為輔，然後作出個人慎思精審的判斷，如此，所做出的結論才會是比較貼合史實的，誤區也會比較小。只能在學術中立客觀與容錯環境中存在50年～200年的著書立說，赫赫名家，過了學術主流風潮之後就被證實與史實相違，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成就呢？倒不如直接寫出1篇沒沒無聞但深契史實的文章，卻在後世永遠都無法為任何人給推翻掉，才是更令人沾沾自喜的吧。

臆記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匈奴民族

2023年05月30日撰稿

2023年06月07日補記

連日常覺力不從心，諸多課題緬無餘暇去疏治，庶免一旦或忘，雖尚未檢校史證，何妨將思緒先留底待考，遺試方來。

匈奴人的起源、分支流衍、轉型和異質化，此四者迷霧重重。或可將臆如斯：

一、第一匈奴：匈戎（起始型）

匈奴之先為匈戎，居於冀南豫北之交。而依李琳之所書，匈戎更起源自華夏古族之蚩尤部。

匈戎之後裔，應當分化為3大支系，對後世產生巨大深遠的影響：

（1）匈戎 → 有扈 → 有易、恐方 → 獫狁 → 狄 → 匈奴

（2）匈戎 → 薄姑 → 夫餘 → 高句麗、百濟

（3）匈戎 → （佚名部族）→ 任那（加耶）、新羅少數之王族（但新羅主體部民和多數之王族或係以寒浞所部寒人為祖源）、狗奴（大和朝前身）

作為匈奴人前身之「匈戎」人，乃是第一匈奴民族。匈戎人的生活方式應該是持早期複合經濟型態，偏向定居、採集、狩獵的綜合生活。

二、第二匈奴：匈奴（標準型）

東周戰國時期開始，以至於西遷撻伐中亞、伊朗、東歐的匈奴人（含Hun人），則為第二匈奴民族。第二匈奴民族是該民族定義的標準模型，也是世人最為熟知的匈奴人。匈奴人在商周漸漸鬼方化學習游牧經濟生活，並在秦末漢初被迫徹底軍事化以對抗高烈度戰爭環境，游牧行國的政治經濟型態與其前身匈戎人的作法有著極大的差別。

三、第三匈奴：突、回、白匈奴各族（混合型）

Hun人衰弱以後，試圖振興，因此將大量的匈奴別部（匈奴遺留在中亞的古斯人民系）拉攏進Hun本部。另外，鮮卑大聯盟瓦解後，留在塞北本土的少數匈奴人雖然也陸續復國和爭國，成為柔然人、突厥人、回紇人，但也都是在大漠南北地區加大吸納了古斯民系的力量來挹注匈奴民系的基盤。還有，魏晉南北朝時期馳騁在華北的南匈奴人和羯族人，雖然漢化但也仍保留著匈奴本體意識。此3種朝向古斯民系傾斜的後期匈奴人，乃是第三匈奴民族。另外，白匈奴則似乎是有吸收了一些高句麗民族的體質，轉成用以擴大匈奴民族基盤的養分，也可以算做是第三匈奴民族。

四、第四匈奴：外匈奴各族（異逸型）

從匈戎開始，各階段的匈奴民族經過長程效應的分化、自性突變、吸收外來元素、去匈奴化，漸行漸遠，遂變成另外的、獨立的異民族，則成為第四匈奴民族。例如：保加利亞人（斯拉夫化）、高句麗人和百濟人（遠古匈戎的薄姑系統分化而來）、邪馬臺國出雲王朝和日本大和朝廷（遠古匈戎或鬼方的未知系統分化而來，此點之真偽待考）、商周時期的巴國（由北狄分化而來）。第四匈奴民族原則上已經不認同自身原為匈奴人，而更認同晚近新出的另一個民族身分。

試論「胡化」在歷史上3個不同階段的不同內涵

2022年02月21日撰稿

在中國歷史上，「胡化」的定義通常被視作單一的「北族化」、「北狄化」。不過，若仔細考察相關歷史過程的細節，我認為應當區分3個不同的歷史時段，在各該時段中的「胡化」其內涵各各有別。

（1）遠古時期到戰國晚期的「胡化」：鬼方化（獨目人化）

此一時段，在新疆、漠南、漠北、華北北緣，所發生的是各部族的鬼方化（獨目人化）。此際的「胡」應當指的是「鬼方」，胡化的內涵是學習從半農半畜的早期經濟型態轉變為為純游牧的高階經濟型態。

（2）戰國晚期到東漢中葉的「胡化」：匈奴化

此一時段，在新疆、漠南、漠北、華北北緣，所發生的是各部族的匈奴化。此際的「胡」指的是「匈奴」，胡化的內涵是生活型態朝向匈奴部落、匈奴習慣、匈奴語言、匈奴認同來轉變。愈到晚期，匈奴化愈和「游牧經濟」脫鉤，因為南匈奴人本身正在朝定居農業來從事營生。

（3）魏晉南北朝已降的「胡化」：北方民族化

此一時段，在現今的中國北部、中國東北和俄屬外東北、韓國北部、西域內亞地帶，所發生的是各部族的北方民族化。北方民族已經不限於匈奴化、羯化、突厥化，也包括鮮卑化、蒙古化、滿州化。甚至北朝五胡亂華時其中的氐人、羌人，以及盛唐以前的西域來華粟特人，也可以是「胡化」的核心因子。胡化的核心因子變成了所有的北方諸民族，只要風尚與中國漢人、東國朝鮮人有所不同，即可稱之為胡化，相應的胡人入侵即可稱之為胡亂。

試論地著化、再地著化與次級地著化

2022年02月19日撰稿

一、地著化與民族的形成

現代人對於民族的定義和辨認，不脫共同之（1）語言、（2）地區、（3）經濟、（4）文化、（5）歷史…..等要項。不過，這些要項多半屬於靜態的切片，只涉及當代（無論是19世紀、20世紀或21世紀）的一種瞬時切片，而沒辦法全盤掌握民族的動態多變性。一旦發生民族的人力資源流動和經濟文化轉型，就往往對前述是類要項產生巨大的衝擊，無法圓滿解釋民族變遷的方方面面。

因此，區別民族的身分，除了靜態的切片（語言、地區、經濟文化）外，也應進一步考量動態的過程。這個過程便牽涉到了民族的起點，以及維持民族身分的自我認同思維，亦即必須擴大考量兩個新的要項：（1）地著化過程、（2）民族認同思維。

一個人要認為自己是某個民族，或者是被別人認為是某個民族，才能稱之為什麼民族。此種民族認同可以是單向的，也可以是雙向的。不過單向的自認為何種民族的「自我民族認同思維」會是較長效的穩定因子，因此這種思維應當成為民族定義的要項。

而一個人是如何內建自己的民族族屬的思維呢？要嘛是自己本人確立了自身的民族種類，要嘛是接受祖先傳承下來的民族種類。對於民族種類的認同，無論是自身創立的，或者是繼承於先祖的，都牽涉到一定的地理活動範圍，該特定的地理活動範圍結合了一些相關的條件因子所形成的新興民族身分，就是民族認同的依託。

特定的地理活動範圍結合了一些相關的條件因子 ── 姑不論那些相關的條件因子究竟是些什麼 ── 就有可能形成新興的民族身分。這個形成新興民族身分的過程，即為「地著化」。一旦「地著化」完成，就可以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在歷史上，「地著化」所形成的新民族身分，可以舉例如下：

（1）華夏：華夏的民族身分，是起於Tukri在晉北草創的文化初胚（陶寺文化）、有虞氏攻取Tukri再篩選精簡而來的華夏文化典範。這個由有虞氏最終收斂完成的華夏文化典範成為漢民族的起點，亦即漢民族首度出現民族特徵是起自「Tukri-晉南、豫北(開放吸收)」>「Guti-晉南-收斂凝固」的地著化過程。上古時期的昜氏(Tukri)、有虞氏(Guti)在晉、豫地帶所形成的華夏文化典範，造就了漢民族認同的起點。凡是認同於這個起點的人群，就是華族；而不願意認同於這個起點的人群，就是異族。夏受虞禪之後，有虞氏留在華夏的一部分便繼續持有華族身分，而那些撤出華夏的另一部分有虞氏就變為禺知（月氏）。

對於「華夏文化典範」而言，自從上古昜氏(Tukri)、有虞氏(Guti)於晉、豫形成已後，便出現了民族典範的「定型化」。凡異族同化於華夏文化典範的就是華夏，凡華夏族放棄華夏文化典範的就是異族。華夏文化典範只有文化構件的微調，基本上是一個以傳統為尊的民族。

（2）匈奴：匈奴的民族身分，是起於冀南、豫北之交的遠古狄族，他們認為自己是神聖的中央之國。這支遠古狄族後來以「聖(*(a)brong(h))」、「人(*kam)」、「天(*tranril)、「河(*(i)dilk」等4個名號為國族之名號，與歐亞大陸的各色大國爭衡，輾轉遷徙，計有：有扈氏（夏朝時期）、有易氏（商朝時期）、獫狁（周朝時期）、匈奴（秦漢時期）、Hun（Atilla治下的杭人帝國，東、西羅馬帝國並立時期）、Χιονivται（希奧尼部，薩珊波斯時期）、柔然（北魏時期）、突厥（唐朝時期）、保加利亞（近現代）、土耳其（近現代），其族運迄今不輟。

與華夏文化典範的保守穩定性不同，匈奴文化典範經歷過幾次劇烈的經濟文化變遷。遠古狄族到獫狁時期的經濟模式應該是農、牧兼營的早期經濟型態，但到了匈奴時期開始胡化（經濟活動上朝鬼方化轉變）並在冒頓單于治下徹底轉型為高度軍事性的游牧行國，可謂產生了首度的經濟文化變遷。統一匈奴崩潰之後，匈奴分成了北匈奴西遷一系的Hun、保加爾分支，以及留居本土故地的突厥分支。Hun、保加爾分支最終出現了東正教化與斯拉夫化的經濟文化變遷，而突厥分支則在遷居西亞、近東的過程中也改朝伊斯蘭化的方向完成了經濟文化變遷。匈奴文化典範在經濟文化上的彈性，跟華夏文化典範的僵固，可說大相逕庭。

（3）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盧水胡」：進入盧水一帶，不管是什麼民族出身的人們，多半逐漸混同，成為具有特殊身分的「盧水胡」。這可以看做是當時正在形成一個新的「盧水胡」民族，是考察「地著化」現象的一個有利案例，因為該民族的形成過程有著漢語文獻作詳細記錄，並且民族規模很小從而頗具「科學實驗」的高度受控性質。

二、地著化與民系（次級民族）的形成：再地著化和次級地著化

地著化除了能夠製造新興的民族身分認同之外，也能夠在不改動民族大概念的狀況下形塑出新的民系身分。這類情況反映在歷史上，也有幾個案例可查：

（1）漢族內部的客家民系和閩民系

客家人與閩人的民族認同是漢族，但在漢族內部又形成了內聚力很強的次級小團體，此種次級小團體即為「民系」。客家人民系與閩人民系的起源為居住在河洛地區的古漢人，在魏晉南北朝大亂避居華南，進一步與當地的畬族、南方部族所混同而成的漢族民系。客家人民系是在贛南、閩西、粵東完成了「地著化」過程，閩人民系則是在閩東、閩中、閩北完成的「地著化」過程。在遠古時期的閩地，古老的原居民在考古文化上呈現了4個分界線，閩東、閩中、閩北、閩西各自為1區。這4個繼承自遠古的考古文化分區在接受中世漢族移民的過程中，只有2個出現了重劃分界線的能力，即閩西1群、閩東/中/北為另1群，這反映了南方異民族本身的歷史變動。河洛南下漢族的外部新因子衝擊著土著畬族、南方各族的內部歷史變動，最終形成了以漢族為顯性主導、南方異族為隱藏系絡的2個新民系：客家人與閩人。

客家人所反映的不是中國戶籍制度的「客籍（客戶）」與本地戶，而是南下漢人與土著人群的人文地理與華南封閉性山岳帶的自然地理交互作用的結果。這種結果同樣也反映在閩人群體上。客家人與閩人的祖先在華北地區並無二致，他們避難逃到華南的時候也同樣隸屬於「客籍（戶）」，實際上即便是廣府人以致於整個南朝的各色僑郡、僑縣都有著「客籍（戶）」卻沒有另外形成強大內聚力、排他性的其他民系。因此，不應該過分強調「客籍（戶）」漢人在客家人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而更應該看中閩西、粵東、贛南的「地著化」能力。

客家人、閩人的民系形成之後，展現了縱使脫離原居地亦依然頑強的自我認同與內聚力，可以維持著：（1）漢民族、（2）固有民系，這雙重身分的認同而不墜。現代的海外客家人、台灣客家人都是如此，閩人亦是如此。至於漢族其他的民系，如廣府人、吳語使用者，則沒有那麼明顯而強韌的內聚力。客家人、閩人的民系地著化結果可說是非常特殊的，具有典型意義。

（2）匈奴人的直系（突厥系）與旁系（古斯系、回紇系）

a>第二次地著化（再地著化）

匈奴人是遠古狄族的直系後代，對世界史的影響非常廣大而深遠。遠古狄族至遲在冀南、豫北已完成了「第一次地著化」，其直系分為2支，其一是在秦朝末期完成文化從早期經濟型態轉變為軍事化游牧行國的統一匈奴國，其二則是在更早期轉入西伯利亞完成「第二次地著化」的丁零（*Trangril）人。

匈奴人是「第一次地著化」的產物，然後進行了「胡化」的經濟文化劇變。丁零人則是「第一次地著化」之後又在西伯利亞完成「第二次地著化」的產物，丁零人的「第二次地著化」可以說是產生了1個新興的民族，也可以說是匈奴族內產生了1個具有高度內聚力暨排他性的丁零民系（次級民族），畢竟對於外族之人或後世之人的眼光來看，丁零既像是匈奴本體、又像是匈奴的別種，對匈奴可謂叛、服無常，很難以理解其行為。

b>次級地著化

「第二次地著化」讓丁零人有著與匈奴人不同的新興民族身分，與其不同，古斯人、回紇人則是保持著匈奴人身分但卻常與中央唱反調。展開在古斯人與回紇人的很可能是「次級地著化」，此與漢族的閩南民系、客家民系的形成過程非常類似。古斯人很可能擁有著「獨目人＞鬼方」的古代淵源，他們或者是獨目人的直系後代，又或者是異族但獨目人化（鬼方化/胡化）了，華北北緣、塞北、新疆等廣大地區在遠古時期的文化主流是朝向獨目人/鬼方/胡化的方向發展的，到了春秋戰國以後才漸漸轉為狄/匈奴化。

胡人（獨目人）的直系後裔，加上胡化的各部族，在早期的胡化運動結束之後，開始轉朝匈奴化運動來改變，從而被視為匈奴的別種、別部，並被當作是匈奴人。這批以胡為底的人群在與匈奴人聯合、同化的過程中雖然完成了匈奴化，但依舊保持著舊的群胡分界線。胡與匈奴交融的結果是讓群胡在匈奴民族內部產生了「胡＞古斯＞回紇」民系，這個民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與「匈奴＞突厥」中央政府漸行漸遠的。

統一匈奴、西遷Hun人可以對於胡民系的古斯諸部擁有極強的控馭和維繫其向心力，但到了突厥時期則已經不再能讓回紇人對突厥人完全信從。胡民系雖然是匈奴人，惟隨著時序愈晚，胡民系的內聚力和相對於匈奴族的獨立性便愈強。

只報導下半場的「想像共同體」

2021年10月02日札記

取出舊稿，略謄一札。暫付此，嗣後得空或改。

我如果記得沒錯的話，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理論，大要略以：該理論乃基於對東南亞諸國的實地觀察而來，認為民族國家在東南亞是經過政治宣傳與鐵腕強行捆紮而來，原初乃係出自幻想，想像各地種類異趣的人們都是同一民族，久而久之就自成圓說，讓越來越多的人信從自身的確都是同族。

靜案：

一、此說風行草偃，至今不衰，尤為分離主義者所喜，好為徵引。然而，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理論，忽略了幾個事實：

（1）東南亞島嶼各國多屬南島語族，而該語族的確是有共祖現象

南島語族擴散到東南亞、太平洋、非洲東部島嶼的速度非常快速，並且顯然擁有共同的祖先集團，從而反映在其語言的同質性上。

而安德森重視的是南島語族分化後的異質性，認為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是想像的共同體。這個觀察就近現代的時段來說是對的，但無法將該理論往遠古時期套用。

想像共同體理論無法解釋的問題就是印尼、馬來亞等地南島語族擁有共同的祖先。所以遠祖的共享變成了安德森理論的痛腳。想像共同體理論的基礎是觀察到了共祖群體後期分化之後「再凝聚」的「想像」重合過程，但完全沒有將「遠古共祖」的早期同源給納入。

（2）東南亞島嶼區在中世紀的確產生過政治大一統的舊皇朝

安德森理論也無法妥善安排南島語族曾經出現過的「室利佛逝」、「滿者伯夷」等中世紀大一統帝國的史實，亦無法圓滿解釋馬來亞皇室出於印尼的史實。這使得印尼想統一馬來西亞的政治主張不能夠完全用想像共同體的理論去駁斥之，因為那不純粹只是政治性宣傳的「想像」，而有著歷史千絲萬縷的殘留痕跡。

如果進一步將政治小一統的情形也考慮進去，婆羅洲歷史上曾為文淶一國所統治，爪哇島也出現過整合全島的王國朝代，則更能解構安德森理論的根底。

二、總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理論只報導了近現代東南亞政治史的下半場，卻疏於整合中世紀大一統諸皇朝的中場時間，和遠古南島語族共祖先民快速擴張的上半場。倘欲以該理論來詮釋東南亞現代史，甚至作為全球各分離主義者的民族自決理論基礎，自可謂以論代史、改古鑠今之至了。

【筆記】寮國對民族的定義和實踐

2021年10月02日筆記

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國民國及其族群關係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ISBN：9787105052141第127面～第128面扼要論列寮國對民族的理論定義和實務調整，其內容係參酌洪潘先生之先行研究，進一步延伸而來。

第127面：「1981年，凱山‧豐威漢在老撾【靜案，寮國別名】全國民族大會上提出，用四個標準來區分民族：1.民族語言；2.民族聚居地；3.民族生活方式；4.民族共同心理特徵，表現為擁有共同文化。在民族識別與劃分的實踐過程中，老撾主要以這四條作為劃分民族的理論指導。但又不完全以此為教條，在四個標準當中，實用的只有兩個：即民族語言和文化特徵。後來又加上一條即各族的歷史由來。顯然，老撾注意到了本國的國情，尤其在“民族聚居地”（共同地域）問題上，……」

第128面：「老撾沒有教條地以凱山‧豐威漢提出的四個標準（實際上是斯大林民族定義）四個“共同”的變相說法，作為識別和劃分老撾各民族的理論依據，而是根據老撾國內各民族的實際情況，以共同的民族語言、文化特徵和共同的民族歷史作為識別和劃分的標準。老撾沒有把共同的地域作為標準之一，因為這一條根本無法適用於老撾。事實上老撾各民族尤其是各少數民族完全是大雜居大散居，很難找出相對較大的聚居地，也沒有什麼明顯的族群地域界線。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筆者【靜案，周建新】以為地理環境和與之相聯繫的各民族生產方式是兩條主要的原因。……人們只能大量散居在山間、河谷、壩子等承載人口很少的地方……許多少數民族還處在游耕、狩獵、採集的生產方式階段，……進一步擴大老撾各民族大雜居大散居的趨勢。」

【筆記】史達林對民族的定義

2021年06月13日筆記

史達林對民族的定義，頗為簡潔，值得參考。筆記備忘。

舒大剛《春秋少數民族分佈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3月，ISBN：9789576681820，第5葉：「對民族特徵做出解釋的第四家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談到民族這個範疇所包含的特定內容時，曾分別提到“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和“具有一定的社會經濟聯繫”等特徵。在此基礎上，斯大林進而提出了著名的民族“四要素說”：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從第一漢民族與第二漢民族的角度來談「國族」定性問題：入主中原的異族皇朝能否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正統朝代？

2020年07月18日撰稿

古代漢人皇室的起源，是來自於今日地理上的伊朗西部。這個漢人皇室就是有虞氏，以及後繼的劉姓漢朝。他們帶來了遠古中國核心部落之1：Guti人。參：〈軸承時代〉。

與Guti人一起遷徙到遠東的部落，還有另一個，Tukri部落。Tukri部落的皇族並非「有虞氏-劉姓」家族，而是另外一個現在已不知道徽號的家族，可以說他們是遠古中國核心部落之2。Guti部落和Tukri部落東遷的路線，大抵是由伊朗西部往東移動到古代的西域，即河中地區和新疆地區，然後很可能是沿著甘肅南部、青海東部的「藏彝走廊」，轉往四川地區和關東地區。「藏彝走廊」這個大通道的範圍約為唐代吐谷渾國的領土。Guti人與Tukri人從「藏彝走廊」遷徙到四川的過程中，產生了分化，一部份人成為西藏人的祖先，另一部分人則維持著Guti部落和Tukri部落的部落組織，繼續遷徙到中原的東部。

沒有成為西藏人的那一部分的Guti和Tukri人，他們由「藏彝走廊」繼續移動，在移動的過程中，Guti部落和Tukri部落逐漸由共伴的部落聯盟，分裂為2個獨立的政治集團。Tukri部落的文明化程度較高，速度較快，學習能力較強，我猜測他們是由「藏彝走廊」直接遷徙到山西省北部，並在山西省北部形成了「昜氏」古國，這個「昜氏」古國模仿各個鄰邦的優良之處，雜揉成獨特的先進文化和技術，在考古文化上很可能即為「陶寺文化」。後世的中國人習慣自稱為「夏」人，夏的遠古發音為*gra(s)，就是Tukri的後段「kri」的發音。參：〈陶寺猜想：昜氏古國〉。

不過，Tukri人的皇族在跟Guti人的交戰中落敗了，從而沒沒無聞。失敗的Tukri人有一部份開始向西方遷徙，但這次他們不再走「藏彝走廊」，而很可能是走玉門關的路線回到西域，他們的後代就是漢文史書中所記載的「吐火羅」人。此外，還有一部分Tukri人則被Guti人系統的唐堯所征服，接受有虞氏（Guti）集團的支配。有虞氏對「昜氏」古國的先進文化採取的是有篩選性的吸收，而非全盤毫無保留的接納，如此，使得「昜氏」古國「陶寺」文化的因子只有一部份傳承到了後代的夏、商、周，還有一部分很特殊的文化因子則僅僅埋藏在遺跡的泥土裡，經過數千年歲月才被考古學家挖到。

Guti人的遷徙路線較為曲折，他們從「藏彝走廊」出發，先遷徙到四川，並在四川產生了分化，一部份人留在原地成為古代「蜀國」（「三星堆」文化），另一部分人則轉往山東再遷徙到河洛地帶而成為「有虞氏」。Guti系統的主力就是有虞氏，強盛的時候滅亡了Tukri系統的「昜氏」古國。學者目前認為陶寺文化晚期發生了「陶寺革命」，平民百姓發動對貴族的革命，革命後居住區見不到貴族的痕跡，看起來都是平民聚居區，大家都很平等。我個人不認同這個看法，我認為史實應該是陶寺晚期發生了有虞氏入侵事件，戰後Tukri系統的貴族逃走，而Guti貴族是居住在河洛地區所以山西北部地區自然不會有貴族聚居，很自然反映在考古遺存上。參：〈有虞堯事跡初探〉。

經過長期的分化和競逐之後，遠古時期華夏人群暫時統歸1支單一的皇族所統治，即伊朗大地西來的Guti皇室（有虞氏的系統）。Guti皇室的有虞氏有一個中央的核心部族，並與其他幾個強大的鄰族結盟，這些鄰族盟邦被稱為「四岳」。「四岳」的具體數量不明，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匈奴人的祖先「匈戎氏」曾經參加了有虞氏所主導的聯盟體系，因為匈奴單于家族的祖先在傳說中是夏朝的落魄王子。（關於匈奴皇族，參〈單于考（1）：單于的匈奴語發音〉）

有虞氏在末期發生了核心部落（Guti部落）衰弱的危機，最終為附從部落「夏」部落的國君「大禹」合法地取得了聯盟。「夏」部落的主體很可能是Guti化的殘存Tukri人，當是Guti人與Tukri人的混合體。「夏」部落第2代國君「啟」將有虞氏聯盟由禪讓體制轉化為世襲體制，較為中央集權，不過也導致了內亂與盟邦叛離，內亂就是《五子之歌》所敘的一場戰事，「五」子是夏初諸侯的名號，其國君是1個人，而非有5個人。外戰就包括了對「匈戎氏」後代的討伐，「匈戎氏」後代就是「有扈氏」，「有扈氏」希望保持禪讓體制，結果敗亡。「有扈氏」後來逃往河北北部成為「有易氏」，又被商朝擊敗；再逃往山西北部成為周代「獵狁」、秦代「匈奴」，秦始皇時期驅逐匈奴到黃河以北的塞外，匈奴被迫從農牧兼營的生活型態轉變為純游牧文化、舉國皆兵的新文明階段，最終脫離了華夏文明圈而自成一格，開啟後世的「匈奴─Hun─保加利亞」傳系和「匈奴─突厥─土耳其」傳系。（關於匈奴起源和西遷，參：〈狄族與匈奴起源試探〉、〈【筆記】北匈奴第1波大規模西遷〉、〈【筆記】北匈奴第2波大規模西遷（1）：悅般國西遷〉）

有虞氏衰弱的過程中，並非人人都甘心臣服於夏后氏，因此有虞氏有一部分人脫離了夏朝的世襲聯盟體制，轉往北方，佔據了西北地區、塞北的西部，成為了「月氏」人（在某些古文獻中則或者記作「禺知」人）。「月氏」人在秦始皇時期是北方3大強族之一，他們在塞北西部稱雄。塞北當時分成3大塊，東部的「東胡」人（鮮卑的祖先）、中部的「匈奴」人（狄系統）、西部的「月氏」人（有虞氏Guti系統）。「月氏」人最終被匈奴擊潰，逃往西域，逐漸演變為貴霜帝國。

留在夏朝世襲聯盟體系內的Guti人（有虞氏的民眾）與Tukri人（夏的民眾）並不是全部的Guti人和Tukri人，他們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散往塞北（月氏人，Guti系統）和西域（吐火羅人，Tukri系統）。在夏朝世襲聯盟體系內的Guti人與Tukri人則成為了後來漢人凝聚力的支撐點，大概在周代最終完善了「諸夏」的自我認同優越感，並於漢代於中原地區「地著化」正式形成了「漢民族」的血緣混融。（地著化的概念，參：〈試論民族民系的同化、涵化、文明化和地著化〉）

不過，漢代的漢民族並不完全等於後世的漢民族，我們可將漢代的漢民族稱作「第一漢民族」，現代的漢民族稱作「第二漢民族」。華夏人群在商、周時期已大量混血南島語族，因為南島語族在上古大批北上到華東的緣故。華夏人群與南島語族（北支南島人）、北族（諸狄、匈奴）通婚聯姻的結果，在漢代時期最終造就了古代的中原漢人「第一漢民族」。參〈漫談南島語族的流動和漢族的混成〉。

「第一漢民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為內戰，導致中原地區的人口降低很多，也有不少人逃往華中、華南出現了人口移動。留在華北的漢民族繼續吸納了北族（鮮卑、匈奴、蒙古）、羌族的混血，成為了體質人類學上的「華北漢人」。逃往華中、華南的漢人則繼續吸納了南島民族、苗族、西南各族等的混血，成為了體質人類學上的「華南漢人」。這個長期的「既分化又同化」的過程讓現代漢民族出現了一個令人費解的特色，他的內部可以分成南、北2群，但外部則又是統一的1個整體，怎麼看都是「既相似卻又不太一樣」，這個特質就是歷史長程效應所帶給全世界的現代化「第二漢民族」。

詮釋歷史的時候不免牽涉到定性問題。對於古代中國各別皇朝的國族定性，從「第二漢民族」的角度來看，都是自身國族歷史的一部份，所以都可以稱得上都是「第二漢民族」的正統皇朝。故之，女真金源氏、契丹遼代、蒙古元朝、滿州清季，皆得一准作現代中國人的歷史正統朝代。

但若從「第一漢民族」的角度來看，則按照血緣分門別類的話，仔細而嚴苛的標準中，可以得出很多異族入主中原的皇朝並非現代中國人歷史上的正統朝代；反倒是西域的「月氏─貴霜」國度與「漢朝」、「魏朝」、「晉朝」都可並列為「第一漢民族」的正統皇朝。張騫鑿空的時候不正是因為讓漢武帝接通了失聯的兄弟國家「大月氏」國，而讓整個漢室朝廷感到振奮和雀躍嗎？

試論民族民系的同化、涵化、文明化和地著化

2018年05月26日易稿

民族形成的過程，非常值得探討。今天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古代還沒有理論化，但是有的時候古人會注意種族邊界，有時候又以文化來標高低，難以一概而論。在民族互動的概念上，有幾個主要的術語：「漢化」跟「現代化」之間，基本上不會拿來做比較。「現代化」、「後現代」、「現代性」雖是一組可以拿來討論的話題，然而不太會拿來跟「漢化」做對照。「同化」、「涵化」、「文明化」則會是較好理解短期族群文化互動狀況的另一組概念，「現代化」可以說是「文明化」的一種，但也未必就是和文明化畫上等號的學術觀念。

歐美研究東方（相對於西方而言的、歐洲以外的）世界的學問，本係隨著個別政治人士的雅好，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稱作「東方學」的學術專業。但由於殖民主義導致的缺點越來越嚴重，終於出現薩伊德高呼「東方主義」思想的反制。此後又從南美洲出現了「後現代」思潮孕育的溫床，使得現在西方歐美史學界普遍強調去西方中心化，重視史學研究的客觀性。西方史學朝向更客觀、更中立、更去西方中心的努力的確造成了許多進步，卻也使得這種「客觀、中立」本身難以被質疑。其實就如同顧詰剛質疑中國舊史學是「層疊累造的古史」一樣，我們也可以質疑西方現代史學300年來的發展某種程度也是「層疊累造的新史」，強調「新史學、新新史學、新新新史學」自身的客觀中立性，隱喻「現代性」的價值大於「現代化」，並認為「文明化、涵化」是遠比「同化」來得更有詮釋力的長程歷史架構。

然若仔細去檢視歷史上的民族認同發展系絡，我們可以看到，被西方現代史學標榜較為客觀中立的「涵化」、「文明化」概念，其實它的效力遠低於傳統清末民初老學究所教導的「漢化」。在遠東大陸的漢化現象並不是一個孤單的例子，在內亞大陸上的突厥化也是一個非常巨觀的現象。史實上的的確確發生的是大範圍、高強度「同化」的例子，「涵化」、「文明化」的空間完全被壓縮了。如果把19世紀、20世紀以降的現代史算下去，那麼民族國家神話、想像共同體的政治性創造，在全球範圍內，更是進一步利用人群組織技術與電子通訊技術迅速達成許多國家的「民族一體化」，同化現象在人類歷史上其實是遠比文明化、涵化所能適用的範圍遠為廣闊許多──但是，這種說法在西方現代史學能夠浮上檯面嗎？當他們依舊侃侃談論著「現代性」與「後現代」，而將「現代化」收進抽屜的時候，是不是顯示了三、五百年來的歐式學術累積其實也產生了一些盲點和偏差？

再以「漢化」為例。史實上發生的現象可能比上面的討論更為複雜。漢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現象，不過在看待漢化的時候應該避免認為這是長程時段下必然的一次性產物，而應該注意那是多次中程發展的累加。有幾次的中程時段發生了漢化現象占了多數，也偶有幾次的中程時段發生了異族化現象占了少數，然後逐個結合起來，從而看似是一個長期穩定的現象。漢化在東亞大陸不是不可逆的或一定必然發生的情況。

中國中世紀盧水胡的產生有其地緣特徵，就不是漢化。西域以至於中亞地帶的突厥化也發生在喀喇王朝統治期，而這些地區歷史上曾經多少接受過漢族國家的統治，這些也不是漢化，而是異族化（突厥化）。北魏鮮卑人的情況更複雜，北魏初、中期的遷都洛陽，造成了鮮卑內部的分化，新中央（洛陽）的部分展開有意識的主動漢化，舊中央（平城）的部分則被邊緣化並形成社會問題。最終發展出六鎮動亂和齊、周分裂。因此後期的北魏可能不是漢化而是重新鮮卑化（異族化）。即使在唐朝，盛唐以前的河北，也不見得是在漢化，而可能是在胡化（異族化）。

宋朝到今天，中國南方的漢化過程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塊，但是也最難研究。跟中國北方的漢化模式還有征服王朝、滲透王朝、華夏邊緣論可以套個解釋不同，至今南方的漢化過程還很難以理解。以元朝的情形來講，元代官府的族群統治政策一開始是不歧視漢人的，只是為了方便管理不同的部族所以才依照族群類別來做管理；結果慢慢形成了具有歧視實質的政策結果，但此種政策落實面的偏差卻不是該政策的本意。從中國史許多的例子可以看出，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不同情境的各種中程結構之下，會導致不同的「同 / 涵 / 文明 / 分 / 異」化的結果，變化的方向也不見得不是不可逆的。

每個人的歷史都一樣長，可人人的民族認同卻不一致，取決於各自民族認同意識的歸屬為何。每個民族的歷史長度不同，有的可以追溯3,000年，有的只形成了500年，有的新興民族國家只有20年到30年的年齡。惟無論民族歷史的長短多寡，總得有一個起點。這個起點即是民族的起源，並伴隨著一個特定時期「地著化」屬人又屬地的初始定義。漢民族的地著化大約起源於西周初年的黃河流域，客家人民系則在五代十國時期地著化於閩西粵東贛南，閩南人民系同時期亦地著化於閩東閩北閩南。民族（民系）初始地著化完成後，即便遷徙離開原居地，也很容易維持旺盛的民族認同與向心力，並向外吸納異族使之同化進來，吸納的短期過程可能表現為涵化，也可能是文明化。可若干認同轉變過程即使完成了並形成內部的內聚一致，外部群體也未必表示承認，因為外部群體的族群記憶不見得會忘記別人的民族歷史知識。例如民初南方政府發生3次說客風潮，客家人已完成漢化認同，但當時廣府人卻仍保有客家人是畬漢混同的記憶，才引爆爭議──此後隨著客家人正式納入漢人範疇，雙方往還越來越密切，結果就變成新的、真的「自己人」了。突厥化的現象、漢化的現象、同化的現象，大抵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