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立干在新羅語中意指如狼雄主（*bʱaeli (a)kan）

2025年05月25日撰稿復校

一、新羅國君的「居西干」、「麻立干」等尊號

新羅國君曾有「居西干」、「麻立干」等尊號，相關尊號的地位約當於北族君主的官稱。各該新羅君主官稱的中古漢語對音，茲檢索「BaxterSagartOCbyGSR2014-09-20（Baxter-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Version 1.00, 20 Feb. 2011）」，可得：

（1）居西干：*kjo-sej-kan

居西干在新羅語的原意為何？暫不明瞭，此置不問。

（2）麻立干：*mae-lip-kan，該字之發音略為調整後，可擬構作：*bʱaeli(p)　kan。

二、麻立干尊號在新羅語中的發音和字義初探

（1）麻立：*bʱaeli(p)同於突厥語的「狼（büri）」。

突厥語「狼」字之發音為：「büri」，參：【美國】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撰）、陳浩（譯）〈拓跋魏的語言〉，彙存於：陳浩（主編）《西方突厥學研究文選》（商務印書館，2020年10月，ISBN：9787100183024）第13面：「相反，突厥語büri“狼”則是拓拔燾的字“佛狸”（b’ i̭uət-lji）的詞源。」

或參：劉義棠《突回研究》，經世書局，中華民國79年1月，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932號，第695葉〈新唐書西突厥傳考註〉：「108步利設，為Böri，Børi，Büri（狼）šad之音譯。」

（2）干：*kan同於突厥語的「可汗（kagan／Qaghan／khan）」。

劉義棠《突回研究》，經世書局，中華民國79年1月，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932號，第6葉引「闕特勤碑」：布民可汗（Boumin Kagan，Bumin Qaghan）；第85葉引「高昌王世勳碑」：卜古可汗（Buqu Qaghan，Bougou Khan）

故知「麻立干」在新羅語之發音為*bʱaeli(p)　kan，在新羅語之本誼作「狼汗」，係屬北族系統之君主官稱。

三、麻立干尊號在新羅語中的發音和字義再探

上述初探的結果，已甚完備。然仔細再去深究，則有失之過於精密的危險。其問題出於「干」字的部分能否武斷地與突厥語的「汗／可汗」畫上等號？

鑒於與北族淵源更見密切的高句麗、百濟之君主尊號也似未有直接冠上「可汗」號的例子，那麼在文化上、地理上距離北族更遠的新羅君主為何會直接採行「可汗」號呢？向文〈單于考（4）：淳維本義蠡測〉中札記了羅新氏嘗謂「夫餘─高句麗諸加/干/湌為兄系頭銜，古代漢人翻譯夫餘、高句麗、新羅字詞時，常將阿兄（aka/akan）的第一個a音省略不錄，僅剩ka/kan音而寫作加/干/湌。」相關情況也當反映在新羅君主尊號的「干」字上。

亦即，上節初探所草「麻立為狼、干為可汗」的假說，應再進一步釐校如下：

（1）麻立：新羅語的發音初步擬構作*bʱaeli(p)，應可刪除(p)的部分蓋因其係中古漢語入聲字字尾所附帶的短促收音而非新羅語本身的成分，「麻立」的新羅語發音進一步校正擬構作*bʱaeli。其新羅語意思則同於突厥語的「狼（büri）」。

（2）干：新羅語的發音初步擬構作*kan，而該字實係北族語言「省略起首元音規則」而來的簡化唸法。新羅語的「干」字原本同於夫餘語、高句麗語的「阿兄（aka/akan）」字，由於第一音節和第二音節的元音都是a而適用省略起首元音規則遂簡化讀作*kan。所以，「干」發音進一步校正擬構作*(a)kan。其新羅語意思則同於北族語言「聖（*abraŋ(h)）」字之衍義如「兄長、宗主、首領」等誼。

校正後，「麻立干」在新羅語之發音為*bʱaeli　(a)kan，在新羅語之本誼作「狼-阿兄」，當屬恭維「具備如狼般美德的首領」，即表示「雄主」之義。「麻立干」係屬北族系統之君主官稱，但卻是在東國（夫餘、高句麗、新羅）大地上衍生出來的一種變體。

漫談新羅國名的北族特徵

2025年02月09日撰稿

2025年03月02日繕校

1.在突厥人的眼中，高句麗人就是夫餘人，反映在魯尼刻文上即為bökli。至於高句麗人的眼中，他們所自稱的高句麗究竟為何？暫難明瞭。但此並不妨礙我人的研究步調，高句麗人自然是知道自身種族出諸夫餘。是後分裂脫出高句麗的百濟人，依然將國族喚作夫餘，蓋百濟之名即為*pak-tsiei，亦即夫餘（*pak）人（tsiei，孝順，衍誼即宗族集團）之國。

2.那麼，新羅人的情況又是如何？《三國史記》新羅本紀卷一云始祖赫居世居西干：「始祖......號居西干......國號徐那伐......十九年春正月，卞韓以國來降。二十一年，築京城，號曰金城。是歲，高句麗始祖東明立。」《隋書》卷81「新羅」條云：「新羅國，......或稱斯羅。魏將毌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

3.《三國史記》和《隋書》就新羅王統之初，頗有出入。《三國史記》認為赫居世居西干早於高（句）麗立國，而《隋書》則認為新羅王衍自於高（句）麗分族的百濟。鑒於新羅離百濟之間中隔任那（加耶）之地，以及《三國史記》當參考了新羅本土的舊史傳聞，應當認為新羅王赫居世可能出身於匈戎系的某支部族，但未必就一定是百濟系。不過《隋書》相關底據的原始資料，其作者為外交方面的官員，可能親歷古代韓地三國地界，所聞所見的新羅人風習或許部份地與百濟國相仿因有此記載，也說不定。

4.總之，新羅國王無論是否出諸百濟，皆無甚妨礙於新羅國的王族是出自於北族的事實，只是出自於匈戎的哪個具體特定的支系難以驟定而已。

5.既然知道新羅國的王統帶有北族匈戎血胤，則可據以分析新羅國號在辰韓末期、斯羅漸次興起之際，新羅本族語言中的音、誼。新羅國在史籍中見諸記載的名稱，大約如下：

A	中古音   名稱	新羅	斯羅	斯盧	徐伐	本語擬構還原
	(1)Baxter Sagart OC by GSR 2014-09-20	*sin-la	*sje-la	*sje-(?)	*zjo bjot	*sje + bog *sje-lar + bog   *zje + bog *zje-lar + bog ↑
	(2)李方桂	*sjĕn-lâ	*sjĕ-lâ	*sjĕ-luo	*zjwo bjwɐt
	(3)陳新雄	*sǐen-lɑ	*sǐɛ-lɑ	*sje-lu	*zǐo bvʰǐuɐt
B	中古音   名稱	徐羅伐	徐那伐			∣ ∣ ↓ *zje-lar + bog
	(1)Baxter Sagart OC by GSR 2014-09-20	*zjo-la bjot	*zjo-na bjot
	(2)李方桂	*zjwo-lâ bjwɐt	*zjwo-nâ bjwɐt
	(3)陳新雄	*zǐo-lɑ bvʰǐuɐt	*zǐo-nɑ bvʰǐuɐt
C	中古音   名稱	雞林				* kej-lir
	(1)Baxter Sagart OC by GSR 2014-09-20	*kej-lim
	(2)李方桂	*kiei-ljəm
	(3)陳新雄	*kiei-lǐəm

整理其規律後，約莫可知此為一種北族命名的方式：

組別	名詞型態	擬構	備註
甲種 名詞	A組（單數型）	*sje（或*zje），並可在後方加上bog（王）
	B組（複數型）	*zje-lar，亦可在後方加上bog（國君）
乙種 名詞	C組（單數型）	*kej	史料未見，此為推測
	D組（複數型）	*kej-lir

6.通過上開分析，可知新羅國號明示其國的北族特徵，新羅國的王室雖在歷史上有過改易，但某個時期的王如赫居世的確很有可能是外來的匈戎某系貴族，入而為王。由於新羅在朝鮮半島東南角，陸路遷入該地頗有難度，自是由海道進入更為可行。新羅國早期遷至其地立國的王族集團，有可能是鬼方系的，也可能是百濟系的，亦可能是匈戎內部其他支系的；惟究竟是哪個支系的呢？最初是從朝鮮半島北部、還是從山東淮海沿岸出發的呢？相關遷入的支系除了立國新羅之外是否另有宗族是遷入日本或任那（加耶、加羅）又或者是遷入耽羅（濟州島）的呢？*sje（或*zje）/*kej的本誼為何？凡此種種，就又是新的問題了。

古代突厥語所記的「čülgil國」或非新羅語中的「新羅國」

2024年12月31日撰稿

2025年01月05日校稿

白玉冬〈鄂爾渾突厥魯尼文碑銘的čülgl（čülgil）〉（文錄：

《關山明月　古突厥回鶻碑誌寫本的歷史語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ISBN：9787573202406）推估čülgl一詞乃指新羅，說不可從。析論具次。

一、白玉冬氏〈鄂〉文論示摘要如下：

（1）第36面～第37面

732年建成的、突厥語的「闕特勤碑」東面第3～4行提及參加突厥可汗喪禮的民族或國家中，有一名為čülgl的國族。該國族也見於734年建成的、突厥語的「毗伽可汗碑」東面第5行但寫作čülgil。因「毗伽可汗碑」在重複利用「闕特勤碑」時可能會補正「闕碑」之不足，故而čülgil當係較為標準的寫法。

（2）第37面～第40面

「闕特勤碑」東面第3～4行提及的觀禮各國，其順序是：

高句麗、čülgil、中國、吐蕃、波斯、東羅馬、黠戛斯、三姓骨利干、三十姓韃靼、契丹、奚。

其順序是以蒙古高原為中心，按照順時針方向排列：

東、čülgil、南、西南、西、西北、北、東北、東

čülgil是介於高句麗、唐朝之間的某一國族。

（3）第41面～第45面

在大汗之下，統領左、右翼的首長是葉護（yabγu）和設（又譯作：殺、察）。設字的發音在回鶻語有2種念法：

750年建成的、回鶻語的「特斯碑」西面第6行，寫作：čad（察）

759年建成的、回鶻語的「希內烏蘇碑」東面第7行，寫作：šad（殺）

回鶻語的碑文史料確實有著č輔音、š輔音相通的現象，古代突厥語雖沒有碑文史料但也有可能存在此現象；所以čülgil可能存在另外一種變體šülgil，只是未能反映在碑文中而已。

（4）第42面、第45面

按照古突厥語魯尼文字轉寫的一般規則，šülgil可轉寫作šöligil、šölögil、šölügil、šüligil、šülögil、šülügil。而在šülgil的幾種可轉寫形式裡，選取其中1種šölögil來作進一步探討。

（5）第46面～第47面

較早期的古代突厥語，8世紀碑文有γ和g之間的交替現象，屬於古代突厥語方言的表達形式。這個現象到了10世紀以後的寫本時代，較晚期的古代突厥語γ和g之間的交替現象已經消失或併入ng中。「闕特勤碑」所屬的8世紀正處於新舊兩種形式的並存階段。

因之，可以推斷10世紀以後šölögil存在變體為šölöngil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回鶻文書中並未發現此一詞匯。

（6）第47面～第48面

13世紀的蒙古語，朝鮮一詞是šölönggos。《蒙古秘史》第274節記高麗王朝為「莎郎合思」可復原其發音作Solonggas或作Solongos。蒙古語名詞後續複數附加成分+s時，原名詞詞尾的+l會發生脫落現象，所以複數型的Solonggas（或Solongos）還原成單數型時可作Solonggal（或Solongol）。而13世紀蒙古語的Solonggal（或Solongol），則與推定可能存在的突厥語šölöngil詞匯密切相關。

（7）第48面～第50面

8世紀「闕特勤碑」所載的、地理位置介於高句麗和唐朝之間的čülgil，究竟是什麼國族？很有可能是新羅。

考察新羅國號，《三國史記》記作徐那伐，《三國遺事》則記作：徐羅伐、徐伐、斯羅、斯盧。在中期朝鮮漢字音，各該詞匯可分別復原為：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中期朝鮮漢字音傳承了新羅語語音，此看法可通，所以可推斷新羅時代的發音也基本相同，會是：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

若突厥人將新羅語「城邑」之意的pəl（伐）直接借用近突厥語，而古代突厥語存在p音和b音，顯然與šölögil的第三音節gil不符。所以新羅之名不是直接由新羅語借進突厥語，而有可能是透過第三者傳遞到突厥語。

（8）第50面～第51面

《魏書》卷100〈東夷傳‧高句麗〉談到「溝婁」在高句麗語的意思是「城」。又，漢語的「城」與高句麗語的「忽」相對應，而在中期朝鮮漢字音中，「溝婁」音作ku-ru，「忽」音作hol。

如是，新羅語的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傳入高句麗，再按照高句麗語的習慣改稱為徐那溝婁（siə-na-ku-ru）、徐羅溝婁（siə-ra-ku-ru）、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

至於高句麗語的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究竟經過何種語音變化傳入古突厥語後最終變為čölögil，因史料所限，白玉冬氏自承很難作出完美的解釋。可以推斷，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應該是從高句麗傳到柔然，繼之從柔然傳到突厥。

二、〈鄂〉文「čülgil即新羅論」立說不穩的理由

靜案，白玉冬氏〈鄂〉文推估之環節過多，立說不穩。

（1）～（3）

č、š輔音相通現象，在古代突厥語碑文史料未見，乃係回鶻語才有的現象。所以古代突厥語碑文čülgil不可任意推定可轉寫作šülgil。

（4）

古突厥語魯尼文字轉寫，čülgil可轉寫作čöligil、čölögil、čölügil、čüligil、čülögil、čülügil。任意擇定其中1種čölögil作探討並改č為š成為šölögil不甚穩妥，蓋無法解釋和排除其餘轉寫形式的一切歷史可能性。

（5）

10世紀以後的回鶻文書中並未發現šölögil變體為šölöngil。「γ和g之間的交替現象已經消失或併入ng中」的音律變化規則並不適用於此處。

（6）

《蒙古秘史》記高麗王朝為「莎郎合思」（*Solonggas或*Solongos），該詞所指乃「朝鮮」，並非「新羅」。

又，國族號以複數型來拼寫在13世紀蒙古語中是否為常態？逕稱*Solonggas（或*Solongos）為複數型，所以可還原為單數型*Solonggal（或*Solongol），是一件需要另有論據的事情。

（7）

中期朝鮮漢字音很難說一定就傳承了新羅語語音。

徐那伐、徐羅伐在中期朝鮮漢字音的發音是*siə-na-pəl（或*siə-ra-pəl）。但在新羅語未必就一模一樣。

（8）

徐那伐、徐羅伐，在新羅語的發音，強行假定為*siə-na-pəl（或*siə-ra-pəl）。

徐那伐、徐羅伐，在中期朝鮮漢字音（新羅語）的發音是*siə-na-pəl（或*siə-ra-pəl）。

准此，新羅語的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傳入高句麗，為何可以任意置換「伐」作「溝婁」而演變為高句麗語的徐那溝婁（siə-na-ku-ru）、徐羅溝婁（siə-ra-ku-ru）、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

按照一般情況，不懂外國語的時候，會照搬外國語的全部發音、然後再加贅上本國語的指示詞才對，所以應該是會變成高句麗語的徐那伐溝婁（siə-na-pəl-ku-ru）、徐羅伐溝婁（siə-ra-pəl -ku-ru）、徐那伐忽（siə-na-pəl-hol）、徐羅伐忽（siə-ra-pəl-hol），如此就很難再繼而通過各種跨語言種類的外來詞借用過程來變成古代突厥語的čülgil。【靜案，以中文語境為例，談及古希臘文獻所記載的「波斯波利斯」，中文書籍常保留波利斯等字並在字尾添加城字而譯作「波斯波利斯-城」，而非將波利斯置換為城字而譯作「波斯-城」。】

亦即，čülgil不太可能是新羅國，而是別的國家，因為在比較語言學的研究過程中無法考訂出合理的音律演變模式。

三、古代突厥語所記的「čülgil國」或非新羅語中的「新羅國」小考

與其將古代突厥語čülgl（čülgil）視作有可能轉寫作šölögil，不如認為čülgl（čülgil）有另一種方言發音作čigil，蓋回鶻語明確載有人名為čigil Arslan Il – tirgüg Alp Burγučan Alp Tarxan Bäg（參：森安孝夫（楊富學譯）〈回鶻摩尼教的衰落與佛教的興起 ── 兼論回鶻佛教的源流〉，文錄：俄軍、楊富學主編《回鶻學譯文集新編》第218葉，甘肅教育出版社，2015年5月，ISBN：9787542334596），只需處理čülgil的第一音節母音ü如何變為i、以及第一音節如何遺失尾輔音l，最終變成čigil即可。這個處理過程比之將čülgil逐關推導變成šülgil、šölögil、šölöngil、siə-na-pəl（或*siə-ra-pəl）、siə-na-hol（或siə-ra-hol）來得簡易多了。

不過，古突厥語čülgil能否比定為回鶻語čigil？雖頗啟人疑竇；但倘若說古突厥語čülgil可比定為新羅語的「新羅」則更難令人信從。靜案，在舊文〈那問題〉中已初步處理過徐羅（那）伐的古音誼，羅（那）應該是*lar/*nar，乃新羅語受到古代匈戎語影響的產物，*lar/*nar是名詞複數型的後綴字尾變化，無論是單數型或複數型都可以作為國族名稱，而以複數型作為國族名稱則為北族文化的一大特色。伐則是*brag/*bag，是首領的意思，也是匈奴人的4種傳統國族名形式（天*trangril、河*(i)dil(k)、聖*brag(h)、人*kam）之一。由於複數型態變化*lar/*nar是可以省略的，所以「徐羅（那）伐」經省略掉「羅/那（*lar/*nar）」之後可以譯作徐伐。「斯-羅（盧）」則是「徐羅（那）伐」省略掉「伐（*brag）」之後的產物。

而在〈鄂〉文「čülgil即新羅論」中，čülgil 以及後續逐關推導出的šülgil、šölögil、šölöngil、siə-na-pəl（或*siə-ra-pəl）、siə-na-hol（或siə-ra-hol）等名詞都無法省略掉第二音節或第三音節，而各該第二音節或第三音節恰好對應到的地方就是「羅*lar / 那*nar」名詞複數型字尾變化的音節，故知古代突厥語所記的「čülgil國」或非新羅語中的「新羅國」。

漫臆古代韓國似有「兄系地名」

2024年03月23日撰稿並校

新羅早期為小國，該社群的早期領袖其君號為寐錦（尼師今），與其他諸小國的方式皆同。後來隨著新羅國勢強大，君號變更為「麻立干」，頗疑即北族語借詞bori khan。

一、新羅國勢漸張之頃的「部分胡化」現象：君號胡化、地名胡化

新羅君號自「寐錦（尼師今）」變更為「麻立干」，此種君號「胡化」或非孤例而固有社會背景烘托，部分地名亦有胡化痕跡，舉如：

（1）徐那伐

新羅又譯徐那伐，對比上僅新羅可對徐那，伐則無所對。伐或為北語借詞beg官稱，為北族統治者或統治官員常用的官稱之一。新可與羅對，古代韓語意思待考。羅可與那對，或為北語-lar（-nar）名詞複數形語尾，北族將國族號加上名詞複數形語尾時之作用為強調該名詞具有「國家」屬性，如名詞單數型之「匈（brang）」可作為國名，而名詞複數型之「匈奴（brangnar）」則必為國家無疑；匈奴西遷之後在亞洲西部被稱作「胡那（Huna）」，實為flon-nar之對音，flon/ vlon/lon係brang的晚期音律變化，再從匈奴語進入亞洲西部各族語言遂訛音作hun，hun加上名詞複數型語尾nar卻拗口唸不出r音則為huna，亦表示「匈奴國家」無疑。可知新羅（新-lar）或徐那（徐-lar）的本質為一種「胡化」國名，國名後面再加上beg官稱在古代韓語的語境裡面則成為一種強調「地名」屬性的用法，徐-lar再加上beg就成為徐那伐（徐-larbeg）之地。

（2）達句伐

大邱古名達句伐，對比上僅大邱可對達句，伐則無所對。伐或係beg，前已申臆，其功能同為強調「地名」屬性的文法。

（3）沙伐州

沙伐州為古代韓國行政劃之一，州為模仿漢式制度之新型地方行政劃單位。伐或係beg，申臆同上。

二、兄系地名

「伐」字乃北語借詞，其音為beg，其意思亦為「伯長」，帶有「哥哥」之義，可推得古代韓國似乎有在字尾加上兄字來強調「地名」屬性這種造字法。部分地名尾綴「伐」字者，即為本文題旨所臆之「兄系地名」。

單于考（4）：淳維本義蠡測

系列文《1、2、3、[4]、5》

參考文《+1、+2》

2018年12月02日撰稿
2019年03月30日潤稿

關於單于的字源，前面3篇的〈單于考（1）、（2）、（3）〉已盡量描寫其字源、字義、字音和沿革演變，大致上已獲得較滿意的成果。本想騰出空間著手研究另外一個重要的北族頭銜──可汗──不過我在研究可汗頭銜時，意外找到了一篇文章，卻讓我卡住了好多天。該篇文章是美國人Alexander Vovin的〈Once Again on the Etymology of the Title qaγan〉，發表於Studia Etymologica Cracoviensia vol. 12，Kraków 2007。

Alexander Vovin的看法和我的猜想一致，即比對：

（1）單于（匈奴元首）

（2）護于（匈奴准太子的罕用頭銜，常用頭銜是左賢王/左屠耆王）

此2個字後，很容易推導出一個想法：匈奴語的單于和護于都是複合詞，而不是單字。它們的構詞型態分別為：

（1）單-于

（2）護-于

而「于」這個共同部分，是破解2個複合詞、3個單字的重要基石，可由之出發來還原出單、護、于3個匈奴單字的原始字義。

巧的是Alexander Vovin亦和我一樣又同受蒲立本的啟發，蒲立本明確指出突回字「可汗」之來源為匈奴字「護于」。Alexander Vovin利用現代葉尼塞諸語（Yeniseian languages）的資料，並結合新羅史上的「居西-干」、「麻立-干」、「角-干、「級-干」等頭銜都帶有「干」字，認為這些東國諸「干」與匈奴單/護「于」、突厥可「汗」/「汗」是同一字。Vovin的主要論點如下：

（1）Old Turkic examples may suggest that qaγan and qan were used interchangeably, e.g. Bilgä-qaγan and Bilgä-qan (Orkun 1994: 833, 836), (Clauson 1972: 630), (Tekin 1968: 341).

頁178-179，略譯：在古代突厥語言的用法來看，可汗（qaγan）與汗（qan）是同義詞。比如睿智可汗就有2種不同的寫法：Bilgä-qaγan或者Bilgä-qan。

（2）However, there is a serious counterargument to de Rachewiltz and Pelliot’s hypothesis: -kan is amply attested on a periphery of Inner Asia in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as a part of the titles of Silla’s kings and nobility, for example royal titles 麻立干 malip-kan (SKS III: 5b, 8b, 10b; IV: 1a-b, SKY I: 14a, 22b), 居西干 kese-kan (SKS I: 1a, 4a, IV: 1b; SKY I: 12b, 13b, 14a). Furthermore, OK kan (干) as a nobility title is attested by itself (SKS XL: 17b, 18a; XLIV: 4a; XLV: 9a-b) and in a great number of compounds, such as, e.g., 角干 kak-kan, 級干 kup-kan, etc., for a detailed list see (Song 2004: 224-27).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Silla kings never had the title of ‘emperor’ or ‘supreme ruler:’ they were simply ‘kings.’ Thus, while the overlapping Old Turkic usage remains to be explained, it appears that Ögedei’s title was elevated from qan to qa’an and the latter title was also ‘granted’ posthumously to Cinggis.（中略）qaγan is a ‘great qan.’

頁179，略譯：然而綜合參考古代新羅（Silla）的麻立干（malip-kan）、居西干（kese-kan）、角干 （kak-kan）、（級干 kup-kan）等用法，以及鐵木真只稱汗、窩闊台始稱可汗的情況，汗只是普通一般的小王頭銜，可汗才是更見威嚴的大王頭銜。

（3）If qaγan is indeed from *qa-qan ‘great qan,’ as suggested above, the etymology of *qa- ‘great’ seems to be quite apparent: proto-Yeniseian *qεɁ ‘big’ >Ket qεɁ, Yug χεɁ, Pumpokol xääse, xeem (Werner 2002.2: 58).

頁180，略譯：利用現代葉尼塞諸語的知識回推古代的前葉尼塞語（proto-Yeniseian），能夠發現可汗官號的第一個部分「可」字的匈奴語原音為「qa-」，字義則與葉尼塞系的「qεɁ/χεɁ/xääse/xeem＜qεɁ」一樣，都表示「巨大」的意思。

（4）de Rachewiltz suggested that Xiong-nu 護于 *GaGā is a corruption of 護干 *GaGān (de Rachewiltz 1989: 290, footnote 32), where the character 于 (OC *hwah, reflecting foreign *Gā) can have easily been confused for the character 干 (OC *kan).（中略）I rewri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Xiong-nu 護于 as *qaɁ-Gā. As I already mentioned above, since both Xiong-nu 護于 *qaɁ-Gā ‘crown prince’ and 單于 *dar-Gā ‘supreme ruler’ are some kind of rulers, the common element 于 *Gā should be the word for ‘ruler.’

頁181、頁183，略譯：護于的「于」乃手民誤植，本字當為「干」，匈奴語原音為「Gā」，意思是「統治者」。

（5）The Chinese empire was in the South, and the Xiong-nu empire was in the North. Thus, I think that Xiong-nu 單于 *dar-Gā simply means the ‘ruler of the North,’ with *dar meaning ‘North.’ Coming back to Yeniseian, there are Ket tɨ•l´ ‘lower reaches of Yenisei, North’ and Yug tɨr ~ tɨ•r ‘id.’ It seems that Xiong-nu *dar ‘North’ may correspond to these two Yeniseian words, demonstrating the same vocalic correspondence /a/ ~ /ɨ/ as in the case of Xiong-nu *qā ‘ruler’ on the one hand and Ket qɨ•j ‘ruler,’ Yug kɨj ‘id.’ on the other. Thus, I interpret the full title of Xiong-nu supreme rulers 撐犂孤塗單于 *treng-ri kwa-la dar-Gā as ‘Son of Heaven, Ruler of the North.’

頁184，略譯：由於無法同時有兩個天子，故單于與皇帝互行之國書，匈奴方特意標註了自身為北方天子。所以可推論單于的「單」字匈奴音「dar」，類似葉尼塞系的「qɨ•j/ kɨj ‘id」等音，而字義是「北方」。

前述Vovin的論點，我個人認為正確的是：（3）。
第（3）點非常有創意，他參考葉尼塞語言資料，認為護于的「護」、可汗的「可」，匈奴語原音為「qa-」（蒲立本則擬構則為ga音），字義為「巨大」，此點可從。

錯誤的是：（1）、（2）、（4）、（5）。

第（1）點可汗（qaγan）與汗（qan）是同義詞，本來沒有錯誤；只是因為Vovin對於汗的內容多了一層，他將突厥諸可汗/汗，和新羅諸干，畫上了等號。因之正確理解Vovin的文意是可汗（qaγan）與汗/干（qan）是同義詞。須指出的是，Vovin沒有考慮到夫餘─高句麗諸加（akan/aka/aga）、湌（*atsa’n）的狀況。（關於湌字發音，查：李丙熹著、許宇成譯《韓國史大觀》，1999年10月初版八刷，正中書局，ISBN：9570905263，第89頁錄湌音tsa’n，係「尺干」的合音。靜案，輔以羅新的意見補上a音，重構為*atsa’n）倘改以東國整體的角度來看，東國諸干/加/湌都是兄系頭銜，意義來源為「哥哥」，跟汗號沒有什麼關係。因此可汗（qaγan）與汗（qan）在突厥語中雖是同義詞，但此汗（qan）非彼（Vovin所認為的）汗，並不包括東國諸干/加/湌。

第（2）點Vovin將可汗當作最高統治者、汗當作普通小地方諸侯，是因為他將新羅「干」與突厥「汗」畫上等號的緣故。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187頁～第188頁說明過夫餘─高句麗諸加/干/湌為兄系頭銜，古代漢人翻譯夫餘、高句麗、新羅字詞時，常將阿兄（aka/akan）的第一個a音省略不錄，僅剩ka/kan音而寫作加/干/湌。此aka/akan的東音，與「于」字的匈奴音ɢʷi/ɢʷa差異較大。Vovin也不知道在蒙古鐵木真之前的回紇人已有省略「可汗」為「汗（Han）」的舊慣，對窩闊台來說使用「可汗」是一個文言文的古雅用法，而不太能支持Vovin的「可汗大、汗小」二分法。

第（4）點Vovin認定「于」的意思是統治者。可是考察全球範圍的重要元首頭銜，中原秦式的皇帝頭銜原意是神祇，羅馬系的奧古斯都/凱薩頭銜原本是2個護國有功的人名，匈奴單于頭銜的意思是廣大、也是某位英雄祖先的私名。元首頭銜的意思並不見得非得硬性規定為統治者的意思，而更有可能是一些雅號、讚美詞或古人私名。

第（5）點Vovin依照地理方位的匈北、漢南為訓，認為單于的「單」意思是北方。可是匈奴之於西域各國、烏孫、康居為東方，之於丁零為南方，之於東胡為西方，之於秦、漢為北方，不應該專以北方為限。再查匈奴的單于頭銜來源為英雄始祖淳維，而古漢語文獻紀載淳維乃夏后氏滅亡逃至匈奴的王子，所以單于應當是一個華夏字。護于的「于」也應該是一樣的情況，也是華夏字；但「護」的來源不定，惟蒲立本認為「護」的字源對匈奴人而言也是外來的。

我認為單于是華夏字，對匈奴人來說是外來的複合詞。若要搜尋其真正意義，透過比較語言學途徑，擷取古漢語的近似擬音來還原匈奴古語，會更有益處。參酌：周及徐《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2002年7月，四川民族出版社，ISBN：9787540926571）和Vovin關於葉尼塞諸語的資料，我認為單于、護于的原始音、義如下：

（1）單（ 單：*djar＜淳：*djur）

周及徐《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第354頁：「眾**djums/*tjuŋs/*tɕǐuŋ」。此字的基礎內容為「眾多」。

（2）于（于：*ɢʷa＜維：*ɢʷi）

周及徐《漢語印歐語詞彙比較》第517頁：「季**kwilts/*kwi」、第518頁：「癸**kwild/*kwilɁ/*kwi」。此字的基礎內容為「數字4」，表示4分之一（衍義為4季），或4個方向（衍義為四面八方）。

（3）護（護：*ga/*qa）

Alexander Vovin〈Once Again on the Etymology of the Title qaγan〉第180頁，對應葉尼塞諸語的「qεɁ/χεɁ/xääse/xeem＜qεɁ」等字。此字的基礎內容為「巨大」。

單于的複合詞原義，我推估為「眾多-四方」，不違古漢語文獻所錄「廣大」之意。護于的複合詞原義，則推估為「巨大-四方」，意思上除了和單于（廣大）相仿，亦兼容於「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的條件。如此推估的結果，大概是從各類資料中所能逼近的最大極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