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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4日 星期日

關於香港回歸50年不變的問題

2024年03月24日撰稿
關於香港國安法的立法,是否因此導致中方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關於50年內不變的約定,從而導致英方可向中方求償、要求廢除香港國安法、甚至要求取回香港主權?

這個問題如果完全拋棄民主理當持續深化的先驗命題,並且完全不顧慮中方的說詞而只顧慮英方的說法,只作純機械式的考慮,那麼,會得出什麼樣子的結果?

一、清朝割讓香港予英國

1842年08月29日〈南京條約〉第3條:「一、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徃徃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二、英國移交香港予中華人民共和國

1984年12月19日簽署、1985年5月27日換文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主權正式移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附有50年內不變的但書。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治港後有無違約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港後有無違約?如果完全不顧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解釋,而只顧慮英國的解釋,那麼,結果會如何呢?

(1)英國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定性上是屬於國際法上的條約。

(2)聲明第三、(十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違反50年不變的約定,則英國可以主張中國沒有遵守具條約屬性的該聲明。

(3)英國主要認為港版國安法是違反了50年不變的承諾,是不遵守聲明的違約行為。但是,聲明第三、(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由於2020年6月30日立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本身是屬於「國防事務」的國內法定性,本來按照聲明約定就是屬「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而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的範圍內,因此並不存在違約問題。

(4)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否主張英國有違約行為?

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香港雨傘運動要求擴大民主普選範圍,但是這在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時期是有的嗎?如果英國殖民時期沒有,那麼,英國自然無法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香港非得有。按照聲明三、(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門任職的中外籍公務、警務人員可以留用。香港特別別行政區各政府部門可以聘請英籍人士或其他外籍人士擔任顧問或某些公職。」亦即該聲明沒有要求香港移交後官員必須只能採民主普選方式產生,而是採選舉、協商、提名產生都可以,並且50年內不變。

所以,如果香港雨傘運動要求擴大普選範圍的過程中,英國如果有介入支持民運的話,那就是英國方面違反了50年內不變的承諾,因為那是在強迫中國只能採選舉方式來產生官員而不能採協商、提名方式,這種介入支持民運來逼使中方接納的強迫行為也是違反50年內不變的動作;如若有證據的話,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該聲明的違反就不是第一個違約的國家,責任不在中方;如若無證據的話,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遵守該聲明三、(二)「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規定下來制定「香港國安法」和進行管理,本來就不存在違約問題,所以縱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主張英國有違約行為依舊無法反證中方有違約行為。

嚴格遵守聲明所定50年內不變之條約內容的話,民主的倒退固然不可以,民主的深化進步也是屬於違約行為,不是嗎?

(5)非當事國能否主張中方有違約行為?

至於其他國家如美國、西歐等國如果認為中國違反聲明,並據以修改政策對中共進行抵制、以至於公開宣布香港不再是中國領土而是英國領土,由於那些國家都不是雙方締結聲明的當事國,自不具有條約兩造才具備的一應相關權利(如解約、要求賠償、變更條約所涉相關領土……等)。

非當事國所提出任何中方違約的主張,在國際法上均純屬無效。各該非當事國主張提出中方違約並據以制裁中共的行動只是反映了她們這些國家的對華政策出現了重大轉變罷了。

2024年3月13日 星期三

中國正統真的在蔣一方嗎?

2024年03月13日漫臆
在台灣政黨輪替之前,長期以來的教育是解說中國的正統在台灣,台灣是中國的復興基地。這種想法還有著從大陸帶來的大量史料作為後盾,講授著清共、剿共、西安事變、共匪叛亂的一整套歷史。不過,這套歷史並沒有清楚說明容共、清共的關鍵何在,而是側重於共產黨的凶神惡煞和文革老粗的種種醜態。如果有遇到質疑的時候,就會不斷地援引大陸帶來的大量史料,表示共產黨的謊言無法通過珍貴史料的測謊 ── 尤其這些史料在大陸不是被紅衛兵燒光了就是被共產黨竄改或者藏起來了 ── 所以中國的正統在台灣自是延續無疑。

但是,如果考慮到國民政府在廣州起家的時候,是由孫中山先生主持聯俄容共的事實的話,那麼,共產黨在國民政府北伐之際實乃黨國政府合法的組成單元,如此則對於這種組成單元的排斥能夠做到什麼程度才具備合法性?考量到廣州國民政府的合法化程序其實是根植於對於孫中山先生本人的個人權威,其後衍生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就是孫中山先生辭世後其救國意志的延續,此後國民政府一直倚賴中央政治委員會作為合法化程序的終點站。因此,清共、容共的兩方政府除了在軍事戰場正面較量以外,也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召集上做文章,最終是蔣介石一方完備了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合法化程序。

然而,清共時驟起殺戮共黨成員的內戰行為能否透過事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決議來讓清共作為具備合法性?這點便有很大的定性問題。如果可以,那當然可以據以承認中國的正統通過中國國民黨蔣介石中央軍一系的轉進台灣而延續迄今,但是這個肯認在民主架構上是非常奇怪的,因為它肯定了政變殺戮的合法化能力。

又如果不可以呢?則中國的正統就應該是在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手上,而不是在台灣。因為原本中共就是國民政府的合法成員,在清共政變時遭受大難並不會因為事後中央政治委員會追認其非法地位而失去其原有的統治正當性,反倒應該是發動清共政變的一方自此喪失了合法性。抗戰勝利後所謂共匪叛亂其實是遭遇非法清共的合法政權(長征敗退到西北的中共)以軍事手段追回本應擁有的中樞執政權利而已。並且,二戰後參與創設聯合國的中華民國席位,由原本從廣州國民政府時期就具有統治正當性、抗戰時也曾是蔣介石所主導中華民國政府合法成員之一的中共,以外交手段正正當當地取回,本質上不過是由異常狀態(非法進行清共的政權來代表中國)回歸到正常狀態(自合法容共起即擁有正當性的中共來代表中國)而已,在國際法架構上並沒有可譴、可議之處,在民主架構上也很難予以否認。

只能說,如果從嚴格的、機械性思考的角度來分析的話,似乎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推論。

2021年4月11日 星期日

【筆記】京官潛匪

2021年04月11日筆記
2021年05月23日補充
汪政府建國還寧,號召反共,然卻有不少中共黨員潛伏於汪政府官吏中,位居高職,頗為諷刺。早期中共行事過激,強分民產與共,猶如凶神惡煞,每被視作匪類,例如:陳恭澍《抗戰後期反間活動》(108年4月2版2刷,傳記文學社,ISBN:9789578506862)第4葉:「抗戰期間,通常,我們把侵略者日本稱為『敵』,把通謀敵國的汪精衛南京政權叫做『偽』,把趁火打劫,專門抽我們後腿的共產黨叫做『奸匪』。第四部書【靜案,該書即《抗戰後期反間活動》】裏的主要活動,就是在周旋於『敵』、『偽』與『奸匪』之間」。只是彼等人員中亦不乏俊彥之士,勇赴陷區反遭汪政府延攬、推心置腹,亦可謂歷史上的荒謬劇了。以下簡錄所知中共潛伏於汪政府的官員名單,陸續補充之。

一、李時雨
李時雨(口述)、張德旺(整理)《敵營十五年:李時雨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年1月,ISBN:9787509854426,第99頁:「第三次見汪精衛是在南京的汪偽國民政府成立時,我【靜案,李時雨】到南京就任偽政府立法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靜案,當時之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是否確由李時雨擔任?待查。】」第104頁:「1940年4月中旬,我同焦瑩等十餘人乘火車到南京赴任。……汪偽政府安排我為“立法院”立法委員。……但我不是他們的親門近枝,雖然按舊政府官職屬於簡任一級,還是個有職無權的差事。這對我的地下工作來說,倒是很相宜的。立法委員地位較高,接觸面可尚可下,又不用上班,也不用整天老老實實、死死板板坐機關把身子捆死。我就利用,這個便利條件,活動於敵、我、一般群眾之間,……但是沒想到的是,我卻由此逐漸接近了汪偽高層圈子,特別是汪偽集團公認的二號人物陳公博。」第114頁:「“立法院”的其他委員和工作人員不知底細,看陳公博經常單獨見我,我又與莫國康那樣熟,就認為我是陳公博的親信了。」第100頁:「第四次見汪精衛是1942年。……我當時任上海偽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上海偽保安司令部同時掛“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的牌子,我也就成了上海“清鄉”委員會委員兼第四處處長。」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華、張雲《汪偽政權全史》中冊,2021年1月,上海書店,第541頁,注1:「李時雨係中共黨員,受中共中央華北社會部密派,以原國民黨改組派成員名義,參加汪偽國民黨“六大”,以後在汪政權內部以偽職作掩護,長期從事革命情報工作,直至抗日戰爭勝利。」
【靜附按,簡體字“余”可轉寫作繁體字“餘”或“余”,“云”可轉寫作“雲”或“云”,未知孰是?】

二、傅也文
陳恭澍《上海抗日敵後行動》,傳記文學,1981年11月初版、2019年4月二版二刷,ISBN:9789578506855,第176面:「『中國國民黨剷共救國特工總部』直接隸屬於汪精衛,由汪指定由周佛海主其事。周邀丁默邨協助,李士羣向丁投效。李士羣把丁默邨擠倒了之後,又向周佛海套攏;不久,周佛海尾大不掉【靜案,指李士羣坐大後,又欲超越周佛海更上一層樓】,李士羣乃一柱通天,攀上了汪精衛。李士羣當權『特工總部』後,由李妻葉吉卿推薦傅也文任『書記長』,替李『看家』。後來才知道,傅也文竟然也是個共產黨徒。」

三、胡均鶴
陳恭澍《上海抗日敵後行動》,傳記文學,1981年11月初版、2019年4月二版二刷,ISBN:9789578506855,第176面:「偽『特工總部』之下,設兩處及若干事務單位,另有一個直屬的警衛大隊。第一處萬里浪,第二處胡均鶴,警衛大隊長先是吳世寶,其後是蕭某(萬的連襟)和王憲君。其業務分工,主要的是第一處對『軍統局』,第二處對『中統局』,表面上雖標榜反共,可實際上全不是那麼回事。再其後,又發現第二處長胡均鶴也是一名共產黨徒。」

2020年10月27日 星期二

近代中國中央政府權力基礎的不穩定

2020年10月27日撰稿
記錄一下我個人的隨想。最近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即近代中國中央政府權力基礎的不穩定。這種不穩定究竟產生於何時?或許在晚清同治、光緒、宣統3朝已積累發展成型了。西洋的船堅炮利、太平天國、捻亂、浩罕入侵等因素的干擾,未必能大過於數次幼主臨朝的負面影響。東南聯省自保、袁世凱廢而復起,都與晚清中央政府的權力基礎不穩定有關。晚清面對中央政府權力基礎不穩定的解決方式,其辦法之一為編練新軍,以武輔君。餘者包括將新軍大部納歸滿族將領統帥、政治上由皇族主導內閣,種種辦法未能臻至理想格局,最終禪送了帝室江山。

民國肇造,袁世凱所面臨中央政府權力基礎不穩定的問題益發擴大,新政權是由南國輸出的政治理念、華中引發的革命行動,以及北方新軍的倒戈所共同促成的。這使得民初中國更難舉國統合於中央政府的號令之下,執政者在施政時乃苦於多方折衝,而無所謂成功。袁世凱稱帝自有其私心,但也與試圖畢功一收中央政府威信有關。事敗後,北洋政府對於各方初仍持妥協態度,但在鎮壓白朗民變的過程中認識到可以武裝統一中國,遂強開長期內戰之兵釁。

孫中山在南方廣州重新開府,聯俄容共,與皖、奉結成三角同盟。病逝後胡漢民、汪兆銘、蔣中正等人爭奪中央政權,但姿望皆無法如孫中山般孚眾,蔣中正雖從北伐、剿共等行動中脫穎而出,以軍馭政,表面統一中國,但實際上依舊無法擺脫中央政權不穩定的局面。此種不穩定,在國民黨、共產黨、汪政府中均有所體現,執政者倘若不能掌握軍權,便會為軍權反噬。以此,國民黨、共產黨出現軍事領導者漸次侵奪政權的現象,汪政府則因日方限制和平軍的發展而倖免;然無論如何,三者皆在軍權之外援引特務力量介入政界和社會,謀求中央政府能夠更加穩固些。

晚清以降中國中央政府權力基礎不穩定的長期化,問題持續延續到現在。毛澤東在主政全國後因為政策失利而下野,轉而利用社會運動來尋求復出,終於再造惡夢。迄今中共上層若將有鉅變,軍隊必先暗行輪調,然後才有社會力運作的明示。蔣中正遷往台灣,繼由嚴家淦、蔣經國主政,蔣經國雖以特務、軍事、技術官僚而得提升台灣經濟,終究無法彌縫中央政府權力基礎在台灣的不穩定,只得逐步簡拔臺籍人才和下令解嚴。餘風所及,臺灣仍設有國安會,民選政府亦在統獨極端中反覆輪替,大量調用群眾運動,沒有定向。現代的兩岸中國,似皆須正視此一中央政府權力基礎不穩定的難題。

2020年9月23日 星期三

【筆記】中共史上各色會議紀錄何在?

2020年09月23日起記
尚待增補
以前曾聽說過,由於中共早期的會議紀錄不全,找會議紀錄遂成了一門重要的基本功;有些時候甚至毛澤東主持會議之頃,他當下就禁止與會人員抄寫文字,以致會後人人都得設法追記決議內容,然後設法執行其政令。

關於前述說法,我感到非常懷疑;尤其近日購得《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何方,2020年2刷增訂版,香港城市大學,ISBN:9789629374020)之後,對於昔日師長所言的種種學界通說都更不願再隨意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行有餘力當自校驗相關史事之真偽。

惟中共史上各色會議紀錄何在?有無成套的史料彙編刊行?這些第一手史料的存底乃研究的根本。爾後倘偶有所得,應逐一添錄于本文,庶免或忘。以下謹開始蒐錄中共會議記錄之出處資訊,作為來日自習的依據:

一、中共建黨(1921年7月20日?)第1次、第2次會議記錄
吳相湘《民國人和事》,三民書局,2012年1月2版2刷,ISBN:9789571449067,第125頁〈陳公博的碩士論文〉:「1924年2月22日,獲碩士學位,……陳公博撰述這一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可以說是因勢乘便,也可以說是投機取巧。因為他赴美行篋中有中共的一些文件,再參考若干西文資料,就可以連綴成篇。但這一取巧行為卻無意地使他成為研究記錄中國共產黨運動的第一人。尤其是這一論文有六篇附錄,都是譯述中共早期文件,其中四篇,迄今沒有其他任何文字(包含中文)的書刊曾經記載。其篇目:(一)中國共產黨首要綱領(1921年)。(二)中國共產黨當前任務的決議案。(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決議案。(四)中國共產黨組織綱領。」

2020年4月26日 星期日

共軍進藏

2020年04月26日撰稿
容或校補
以一人之力在物價高昂的都市中藏書,可謂為難矣。因此選書之際每感苦惱,斷須有所割捨,不能一一盡收舍下。故經再三思慮,決意將西藏史籍劃入不收之列,權釋有緣人。然數周間整理書案,竟發覺夾藏散貯吐蕃冊頁一批,委實雀躍不已,因特撰文一篇自飾之。

西藏於清禪已後,設法維持半獨立、半自治地位,全境亦分分合合未成完璧。至共軍進藏,方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一大民族自治區。實際上除了西藏自治區,該區域外尚有大大小小的藏族自治州縣,以及歸屬於印度宇土的藏南和阿里外緣地帶。當中最令人好奇者乃共軍進藏的過程,現因史書整理出版稍多,迷霧漸漸明朗。茲引曾閱過之書目和參考史料,匯繕如次:

一、【美】梅‧戈爾斯坦(著)、耿昇(譯)《喇嘛王國的覆滅1913-1951》,中國藏學出版社,2015年8月,ISBN:9787802536074
該書引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員回憶錄和原始檔案,英、美政府外交政治檔案,以及拉薩的政治民謠等口碑資料。

二、楊海英(著)、(譯)吉普呼蘭《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大塊文化,2017年3月,ISBN:9789862137864
該書敘述了進藏共軍中的蒙古騎兵部隊,其行跡和心路演變基本上呈現由樂觀轉為悲觀的態度。

三、魏克《進軍西藏日記》,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年5月,ISBN:9787802533721
該書敘述了進藏共軍中下層漢人士兵的看法,以及高層軍官和政治人物的訓導。因為是日記,屬第一手史料且頗為生活化,心態上非常樂觀。

四、「西藏抗暴運動資料彙輯」史料
國史館官方網站:https://www.drnh.gov.tw/
「檔案史料查詢系統」,網址: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以關鍵字「西藏」進行查詢,可檢得:「西藏抗暴運動資料彙輯」(入藏登錄號008000002135A),內容包括:
(1)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呈陳誠有關西藏地區抗暴行動之情報報告(典藏號008-011102-00021-001)
(2)蔣濤等呈陳誠西藏抗暴經過之檢討與研究(典藏號008-011102-00021-002)
(3)賴名湯呈陳誠國際間對西藏抗暴運動之反應與展望(典藏號008-011102-00021-003)
(4)土狗年與教藏族總部公議協約(典藏號008-011102-00021-004)
(5)西藏抗暴狀況,青康藏地區交通狀況圖(典藏號008-011102-00021-005)
(6)西藏與中共(典藏號008-011102-00021-006)
(7)西藏地區反共武力作戰經過及現況要圖(典藏號008-011102-00021-007)
該史料原為中華民國偵查共匪揮軍進藏的內部報告,蒐羅詳細的共軍建制和進軍兵要圖,其訊息當不止於前述《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進軍西藏日記》所錄,可交互補充。

限於個人學養不足,當有書籍尚猶未及知,恕闕。

2020年2月13日 星期四

淺析大陸的史學圈

2020年02月13日撰稿
我對於大陸的史學圈子,個人的觀察是如此:大陸史學最頂尖的一群是黨史界的。不過黨史界的似乎不太願意向外顯示他們的知識,因為那是提供高層政治決策參考用的。這從蔡德金先生的汪偽研究可以約略推估而知。在黨史界之外,則是學術性質的史學界。史學界如有治學精湛的學人,多少會為黨所吸納或接觸,協助編寫一些黨的內部文件,如《全國幹部學習讀本:從文明起源到現代化 ─ 中國歷史25講》。

黨史界、史學界、民間蒐藏界,組成了大陸史學知識研究社群的3個部分;此結構並非刻意而為之的,乃是無意中形成的。黨史界無疑是執牛耳的部分,具客觀洞察力,密不外宣。史學界次之,又分成3層,最上層的作品功力深厚,基本採公平的審查程序,有一部份可與黨史界的成果相媲美;中層則有門派學閥紐帶,看似公開透明但有潛規則,作品參差不齊且會受到審查人團體主流見解的扭曲和壓制;底層則無拘無束,輸錢即可發布作品,自由度很大,外間可以從這一區塊沙裡掏金。這種3層次的史學界有著莫大的好處,那就是細大不捐,各種程度的作品都可以出刊,任何意見都不致有遺珠之憾,對於大陸史學界的進步有著積極正向的助益。民間蒐藏界則與黨史界、史學界基本脫鉤,但在藏書、古泉、民國史文物(兼及人物掌故)這3個領域的積底很深。

一般臺灣人會認為台灣史學界是一流的,大陸史學界是二、三流的,因此會感到自豪。不過事實上台灣人似乎沒有意識到大陸還有隱藏版的黨史圈子,比大陸史學界的檔次興許還要更高些。另外最近幾年也出現兩岸史學界對比的質變,我個人估計去(2019)年是交叉點,台灣史領域兩岸之間的程度可能已經打平,東南亞史領域因陳鴻瑜先生的筆耕讓台灣還佔點優勢,其餘史學領域則已經是全方位由大陸史學界領先。我是用我自己購買繁簡體中文史學專著的數量比去做推測的,2019年我已只願購買2本繁體作品,其他的都是簡體書。

當然,前述分析只是我個人粗淺的看法,聊供一參。

2019年11月17日 星期日

自習一下台灣地區就「中共史」、「中國大陸研究」等領域的史學史動態

2019年11月17日撰稿
2019年11月19日增補
自習一下台灣地區針對「中共史」、「中國大陸研究」等領域的史學史,大致須參酌那些文獻資料?暫時初步整理如下:

一、史學史動態(除史學界外,也包括政治、兩岸、經濟等學界)
(1)趙建民〈中西方「中共研究的偏態」──兼評「中共研究方法論上的幾個問題」,《中國大陸研究》第29卷第8期(原文電子掃描檔所署日期為1987年2月15日)

(2)楊開煌〈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第11期(2000年9月),頁71-105

(3)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研究與質性資料分析〉,《通識教育教學及研究方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99-116。(本文似乎撰於2004年,後續發展為〈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原始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一文)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原始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年12月),頁233-279。

二、研究理論方面的史學典範轉移:
(1)林奎燮〈新制度主義及其在中國大陸研究上的意義〉,《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11 期(2003年11月),頁94-111。

(2)余佳芳、張登及〈「理論移植或創新?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新自由主義論述初探(1998-2008)」〉,發表於《國際關係學會第二屆年會論文研討會》,嘉義:中正大學戰略所主辦,2009年5月9日。

(3)李宛錚、張登及〈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 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發表於《第三屆國際關係學會年會》,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系主辦,2010年6月12日。

(4)賴榮偉〈新功能主義與兩岸關係的發展 〉,《龍華科技大學學報》第33期(2013年6月),頁191-218

三、台灣地區的學者與著作:
以下書籍或文章我都沒有涉獵,僅是單純透過網路檢索目錄而已,選擇上自有不盡意和不足之處,諒涵。

(1)鄭學稼
1970年,《中共興亡史》,中華雜誌社。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索書號」:005.9 741.4
1989年,《陳獨秀傳》,時報文化,ISBN:9789571301488
2019年10月政大出版社將《中共興亡史》與鄭氏未出版手稿集結合璧出版《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全15冊,參網頁:
4冊的ISBN,分別為:第1冊(9789869735599)、第2冊(9789869830409)、第3冊(9789869830416)、第4冊(9789869830423),看起來日後似應會繼續出版第5冊~第15冊。

(2)郭潛(郭華倫)
1969年,《中共史論》,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書「識別號」:991007887089704786
1976年,《中共問題論集》,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書「識別號」:991007886209704786

(3)王健民
1965年《中國共產黨史稿》。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索書號」:005.9 033.5
2003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史第一編上海時期》,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ISBN:9789572020203
2003年2月1日,《中國共產黨史第二編江西時期》,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ISBN:9789572020210
2003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延安時期》,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ISBN:9789572020227
2003年2月1日,《中國共產黨史第四編北平時期》,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ISBN:9789572020234

(4)逯耀東
1979年,《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時報文化。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索書號」:619 3795或920.7 6315或007.92 637

(5)陳木杉
1980年,《中共史學之演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中國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博士論文)。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索書號」:008.8 024-440.12
1996年9月1日,《大陸學界編寫中國歷史的理論與實際》,國立編譯館,ISBN13:9789570081718

(6)吳安家
1983年,《中共史學新探》,幼獅文化事業公司。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索書號」:610.81 6033或920.13 130
1988年,《中共黨史》第4冊「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1949-2003)」,國史館,ISBN : 9570162511(《中共黨史》第1冊~第3冊作者則為蔡國裕)

(7)蔡國裕
1982年,《中共政權之權力異化與官僚主義》,幼獅,ISBN:9786665306923。台大圖書館藏書「識別號」:991005693129704786
1988年,《中共黨史》第1冊「上海、瑞金時期」,國史館
1988年,《中共黨史》第2冊「延安時期」,國史館。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書「條碼」:30580000840756
1988年1月1日,《中共黨史》第3冊「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國史館,ISBN:9789579042895
(《中共黨史》第4冊作者則為吳安家)

(8)周玉山
1990年3月1日,《大陸文藝論衡》,東大,ISBN:9789571900841(精裝)、9789571900858(平裝)
1990年11月1日,《大陸文藝新探》,東大,ISBN:9789571906409(精裝)、9789571906416(平裝)
1991年12月1日,《中國大陸研究》,三民書局,ISBN:9789571418322。本書由張煥卿、段家鋒、周玉山主編,作者多人,參網頁:
2004年10月1日,《大陸文學與歷史》,東大,ISBN:9789571925493

(9)郭恒鈺
1991年4月1日,《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ISBN:9789571904955

(10)陳永發
1990年6月,《延安的陰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ISBN:9579046158(平裝)、957904614X(精裝),參網頁:
2001年8月1日,《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全2冊,聯經,ISBN:9789570822731。楊奎松〈評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一文,參網頁:

(11)吳玉山
1995年4月1日,《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東大,ISBN:9789571918501

(12)陳耀煌
2002年12月1日,《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政治大學史學叢書10),政大歷史系,ISBN:9789570127812
2012年8月1日,《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ISBN:9789860333459

(13)王官德
2003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史》,五南,ISBN:9789571133324

(14)劉季倫
2012年1月1日,《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革命》,政大出版社,ISBN:9789866475177

(15)邵宗海
2013《中共對台政策1979-2013》,唐山出版社,ISBN:9789866552977

(16)趙建民
2012年11月1日,〈中國崛起後對東亞地區的外交行為〉,收入:《文化、民主與兩岸關係的東亞觀點》,松慧,ISBN:9789867599551
2014年1月29日,《中國決策:領導人、結構、機制、過程》,五南,ISBN:9789571173900

(17)翁衍慶
2006年2月1日,《統一戰線與國共鬥爭》,中共研究雜誌社,ISBN:9786699071057
2013年8月5日,《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ISBN:9789866094934
2016年4月12日,《中國民主運動史:從延安王實味爭民主到西單民主權活動》,新銳文創,ISBN:9789869225755
2016年4月12日,《中國民主運動史:從中國之春到茉莉花革命潮》,新銳文創,ISBN:9789869225762
2018年9月25日,《中共情報組織與間諜活動》,新銳文創,ISBN:9789578924239

(18)鍾延麟
2013年10月7日《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ISBN:9789629966300

(19)李達嘉
2015年7月1日,《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ISBN:9789860453690

(20)包淳亮
2016年8月1日,包淳亮(等人合著)《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晶典文化,ISBN:9789869254021。出版資訊,參網頁:

(21)李戡
2019年3月29日,《向忠發與中國共產革命》,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ISBN:9789629373740

四、參考網站:
(1)政治大學「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由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寇健文負責規畫)
該站附有寇健文先生的著作目錄,網址:

(2)「中共黨史筆記」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