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31日記
讀書需自校字，舉處志悉：
一、古書避長者諱，妄改前人姓名，避諱有學亟宜深究察檢。
一、陳健夫著作《兩漢新紀》，展閱宏闊，然誤字常見，樣或錯繕形訛、或上下左右顛旋。
一、西華、東華、汪偽時發公報，恆以後期立欄勘誤前期，期距無定，讀者追奪正字甚煩擾。
一、民國學社印西華史料，遇異體字每以今形，雖無妨，宜就原檔還本。
一、蔡登山先生刊汪偽史料，遍地搜訪，居功至偉，惟字惑植稍多。
一、東華近廿歲已來，各報於選字、成語、文法各節錯漏百出，愈晚愈甚，可嘆。
2021年12月23日 星期四
治史即真
2021年12月23日上傳
《紙上經綸》以〈朱藤花記〉代跋，其文云：「嘗聞天下珍玩之物，必聚於人之所好，好之篤，則有不期其至而自至者。此無他，其志專一，則緣亦隨之也。故好讀書者，五車萬卷，充棟汗牛，宇內奇書，無不畢集。……凡此豈一人之力所能致之。大抵力之所能者，以力致之；力所不能者，則惟聽之緣耳。……昔日失之於彼者，今日復得之於此，豈非好之篤者，緣亦隨之歟。故曰：物必聚於所好也。因為之記云。」是記見存於：郭成偉、田濤（點校整理）《明清公牘秘本五種》第258葉～第260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ISBN：9787562016090）。
靜案，余頗認同〈朱藤花記〉之語，蓋與我訪書、尋書過程中的感覺極度相似，許多心神嚮往的好書，往往在不經意間獲得。大抵單純作一件事到精粹的地步，只要作個六、七成，即可因此逐漸打開靈知，萬事萬物也都會自動配合起來，如心使臂。史學所治者亦復如此，最終是徹底觀察到自我其他部份之真實樣貌，秉筆直書。最上乘的史學並非史學，而是圓滿探索到自我瞭解的其中一個視角，務求專一，方能識破史寔之虛幻，驅散人我內外古今之別，由而返璞歸真。
2020年06月16日舊記
2021年05月21日潤改
2021年12月20日 星期一
2021年12月14日 星期二
略記一下近期的幾個猜想
2021年12月14日記
2021年12月23日補
略記一下近期的幾個猜想，以後有空再探究其正誤：
（1）上代日本史，狗奴國可能為匈奴系的移民，狗的發音類似*kan。倭奴國（出雲系的邪馬臺女王國）可能為鬼方系的移民，倭的發音qol類似kul（鬼）。而無論是狗奴國還是倭奴國，其「奴」字的發音都像是匈奴語的名詞複數型字尾變化*nar，顯示了匈奴文化的特徵，或者是匈奴化後鬼方的特徵。
（2）兩漢時人，在取名的時候似乎有取一字單名的傾向。並且，西漢、新朝、東漢、曹魏時期，在中原諸皇朝的影響或壓迫下，匈奴人的單于、古代倭國人的國王也有取一字單名，然後向中國朝廷通報以示親附、事大的政治動作。
（3）上代韓國（高句麗）的兄系職官、上代日本（大和朝廷）的一些皇族封號（如：山背大兄王、古人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等），這些「兄」號都是跟匈奴語的「*(a)bra(n)g(h)（匈奴之『匈』，心輪）」概念、漢語的「伯」字，有著非常古遠的文化同源性。
（4）現代美國在最近的50年來，人口已經由1億多人增加至3億多人，似乎已經有一點出現「馬爾薩斯人口困境」的資源分配不足現象。
（5）大陸在中共的治理下，似乎有點重回科舉官僚體制。選官標準由儒學改為中式馬克思主義，君臣改為黨官內部派免，基層選舉類似鄉老制度。也就是說，中階黨官和政府官員是以馬克思主義來進行科舉遴才的標尺，民主投票的功能僅限於基層作為吸納民間人力作為輔助用，高階黨官和政府官員則替代了世襲皇族和科舉官僚。這種體制和唐、宋、明、清的科舉制度頗為相仿，具有極大的國內公義性和國際競爭性。
（6）遠古時期，狄人參與過華夏，是重要的聯盟成員之一。古狄人在被夏、商、周、秦、漢驅逐出華夏聯盟之後，逐漸吸收了鬼方的遊牧技術，最終成為高度軍事化的游牧行國。在此一過程中，早期出現的是狄人、丁零人、匈奴人的鬼方化（游牧化），尤其表現在西部，例如西域諸城邦國家在漢代有不少君王是龍姓的，表明王室是匈奴血統，但是他們的語言則不像是匈奴語而是其他語言。古代狄人、匈奴人越往西部，其文化的變態越是朝向鬼方化以及塞種化，在東部則仍保持著自我族裔的認同。到了晚期，隨著鬼方主力（九侯）被商朝削弱，甚至進行政治迫害，鬼方的文化影響力大大下降，開始出現了鬼方系各族的匈奴化。這表現在古兒（Kul）諸族、諸部落大量地變成了匈奴人、突厥人的內部次群體，或說是「別部」、「別種」。這種「獨目人/鬼方/羯/古兒（Kul）」次群體隱身在匈奴、突厥之內，產生了一種既聯合又分離的內部矛盾，每每成為匈奴、突厥的內患而導致其盛衰。
（7）北匈奴被漢朝打擊，然後遭到鮮卑驅逐出大漠本土。大量的北匈奴人逃往西方成為Hun人和Avar（悅般）人。但在大漠本土其實還殘存著一部分老弱的北匈奴人，他們一度託名為鮮卑人，但在鮮卑人主力南下建立北魏之後，這批老弱北匈奴人的後代乘著權力真空遂又復國，建立了柔然（Apar）。柔然（Apar）以及突厥（Turk）都是老弱北匈奴人的後代，但分屬於不同的內部次集團，柔然、突厥很可能有著大量的混血情形，柔然人可能混有鮮卑的血統較多，突厥人可能混有古斯（古兒，Kul）的血統較多，不過他們的主要政治領袖菁英應該都是較純種的北匈奴人，以是並極為自豪。北匈奴遺民還有第3批內部次集團，即回紇人，他們偏向屬於古斯（Kul/Guz/Gar）人之中的烏古斯（Uy-guz）人，屬於以獨目人為主體的匈奴化群體，也因此回紇系和突厥系常常不和，最終爭權的結果是回紇獲勝。丁零（tranril）人屬於很早期就游離出狄族的系統，他們並沒有參與匈奴民族構建的過程，是等到冒頓單于統一大漠之後，才被迫加入匈奴行國的，故而史書上也常見到丁零（tranril）人反叛匈奴的紀錄。
（8）商朝人稱呼獨目人東進主力為「鬼方」，古代漢人稱呼異族為「倭奴」、「匈奴」、「蠕蠕」、「灌奴」、「穢貘」，乃皆極具歧視性的用語，而不是什麼「言語不通，所以選擇聲音相似的字去做翻譯，客觀中立」云云。鬼（Kul）方在商朝晚期其領袖九侯為極賢明之人，與西伯（周侯）文王齊名，卻被冠以「鬼」名；匈奴（*brangh-nar）的意思是神聖民眾之國，*nar的部分是表示名詞複數型的字尾變化，卻被冠以「奴」字，可見遠古到兩漢的古代華夏人對於周遭異族的鄙視有多深沉。
（9）西戎、南蠻、北狄、東夷，是古代漢人在很早期的時候就已經形成的異族區辨方式，可謂為一非常傳統的刻板印象。不過，從匈奴史來考察：
a>匈奴最早的祖先群體「有娀氏」，娀、戎同音。漢語對音字「娀」字很有可能是古狄語的「*nar」字，純粹只是一種古狄語的名詞複數型字尾變化罷了。
b>匈奴先祖群體的古狄族，居住在冀南（有娀氏、有扈氏）、冀北（有易氏），按理應歸入東夷。
c>匈奴乃古狄族後裔之一，且為最強之部，自是屬於北狄。
可知「古狄族/匈奴族」能夠同步歸類於戎、夷、狄，因此頗疑「戎、夷、狄」在遠古漢語所指的是相同的語意內容，都是指涉「東方異族」的用語，之後才逐步分化出新的、各自有別、夾雜著四方地理方位的新概念。
（10）鮮卑人的核心群體出自遠古吐火羅人、夏后氏、土方，後來逐漸鬼方化（東胡國，胡化）。先是被匈奴驅逐往東北酷寒之地，但後來又擊敗匈奴奪取大漠之地。契丹人和鮮卑人相似，都是出自東胡國之後，所以如果在土方鬼方化、東胡滅國後遠遁東北的這2次過程中，文化轉型假設沒有完全拋棄舊慣的話，很有可能在語言上尚保有一些遠古吐火羅語言的特點。或者可以這麼說，上古夏朝的語言，以及中世的契丹語，也許都保有著一部分類似於漢代西域吐火羅語（西域大夏國）的特徵也說不定。
（11）明末四川戰禍甚慘，人口損失頗多。清代曾大量自湖廣移民至四川，以恢復民力，是謂「湖廣填四川」。既如之，則按理說，今日四川人所說方言應為湘方言，那為何卻竟講的是西南官話，而非湘方言呢？此中必有蹊蹺。
（12）亞述帝國時期風俗之一，乃婦女著面紗，蓋亞述人認為風塵女方拋頭露面。鑒於亞述帝國盛時必影響阿拉伯半島北端諸部落，此俗或許漸及至阿拉伯半島全境？亦未可知。後世伊斯蘭教於阿拉伯半島西岸興起，是否依違此舊慣，而成為新的文化基底？頗疑面紗遮容之俗，起自亞述，後經穆聖家族之潛移默化，而復拓張至回教全境。
2021年12月13日 星期一
莫何考（8）：匐、孛堇（孛亟烈）、貝勒、貝子考（附論匈奴語「*nar（奴）」字乃名詞複數型語尾變化）
2021年12月13日撰稿
一、清代的「貝勒」與「貝子」
明末，東北女真人語言中的「貝勒（beile）」，指的是「部落酋長」。到了西元1616年清太祖稱帝，「貝勒」的地位下降，但仍屬稍次於大汗（皇帝，第1級爵位）之下的第2級爵位，且限於由大汗的宗親子弟擔任。「貝勒（beile）」是單數，其複數則是「諸貝勒（beise）」。最初beise僅作為beile的複數型，但更晚之後又發生了觀念上的變化，清人將複數型的beise（諸貝勒）從beile（貝勒）獨立出來，別設新的一個爵位等級，即「beise（貝子）」，貝子爵成為第3級爵位，地位低於原本的貝勒爵。
參：陳捷先〈釋「貝子」〉，《滿州叢考》，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中華民國52年6月初版，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印行），第129頁：「『貝子』這個名詞，滿語讀作『貝塞』（beise），據清文彙的解釋，『貝子』是清代爵號的一種，清會典裡更說：『貝勒子，封貝子』。但是，在清代的早期，當努爾哈齋【靜案，原文作齋，今常作赤】創建龍興大業的時候，『貝子』並不作如上的解釋。從清初的史實與制度以及滿洲人早年的檔冊裡，我們不難看出：『貝子』這個名詞不是滿州固有的爵位等級之一，它是別有含意的，後世以『貝子』作為一種爵號的稱謂，實在是幾經演變後而成的。……明末關外的女真諸族當中，都稱一部的首領叫『貝勒』。『貝勒』這個名詞也不是清人自創的，這個稱謂實在是金代『孛堇』或『孛亟烈』的同義異譯字，是一個部落酋長的通稱，也是一種天生的貴族。清太祖崛起建州的時候，就以『淑勒』（sure beile滿語淑勒當聰睿講）自號，……但是到滿洲部族發達了以後，舊日部族酋長的地位改變了，……」第130頁：「所以清太祖在……萬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建元稱帝的時候，……『貝勒』也就無形的變成位次大汗的一種爵號了。……我們在清實錄裡發現所有的『貝勒』，都是大汗的族人，後來修清三通的時候，也都給他歸入宗室王公之列。到了八旗軍制確立以後，『貝勒』任每個旗的統兵官。……終清太祖之世，『貝子』還不是一種爵位的稱號，清官書和有關當時滿洲部族的各種記載裡，也沒有說『貝子』是當時爵位一種的記述。……」第131頁：「滿洲老舊的檔冊中却有很多『貝塞』（beise）的記載，不過，這些『貝塞』並不像後世的『貝子』，作為位次『貝勒』的一種爵號講。」第132頁：「清初滿文檔冊裡的『貝塞』並不是位次貝勒的一種爵號而都作「眾貝勒」講，……貝塞」下接第133頁：「也是『貝勒』的複數，沒有『貝子』或是後來所謂『貝勒子，封貝子』的意思。」第135頁：「由此可知，『貝子』（beise）是『貝勒』（beile）的複數，在滿文文法的規則上來看，是絕對講得通的。……『貝子』一詞，當作爵號等級之一的解釋，應該是以後的事。在清代初年，至少在清太宗初年以前，『貝子』這個滿洲名詞，實在是貝勒爵號的複數。」
二、金源氏的「孛堇」或「孛亟烈」
陶晉生《女真史論》，稻香出版社，中華民國92年11月，ISBN：9867862309，第29頁：「建國前的女真氏族，本來各不相屬。在各氏族之間，甚至一氏族中的世系群之間，不斷的發生爭鬥和兼併的現象。在氏族中，以孛堇或孛亟烈為酋長，遇有戰事，孛堇即率領族人作戰。」
金朝女真開國時期稱呼氏族酋長作「孛堇（孛亟烈）」，明末建洲女真承之沿稱「貝勒（beile）」。那麼，「孛堇（孛亟烈）」的發音為何？靜案，參用：
BaxterSagartOCbyGSR2014-09-20（Baxter-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Version 1.00, 20 Feb. 2011）
所開《廣韻》音，北宋真宗時期的中世漢語關於「孛堇（孛亟烈）」的發音作：
孛*bèi/bó
堇*jǐn/qín
亟*jí/qì
烈*liè
整理後，可得而知金代女真語和清初女真語在該詞同樣有著相同的單、複數型態：
（1）單數：孛堇*bèi-jǐn、*bèi-qín、*bó-jǐn或*bó-qín
（2）複數：孛亟烈*bèi-jí-liè、*bèi-qì-liè、*bó-jí-liè或*bó-qì-liè
孛堇、孛亟為女真語單數詞之中世（北宋）漢語對音，孛亟烈則為女真語複數詞之中世（北宋）漢語對音，漢字「烈」所對應的部分就是女真語的複數語尾變化。
關於「孛堇（亟）」-「烈」的女真語發音，究竟該如何擬構才是比較貼近時人口吻呢？我個人試擬如下，當較勻稱：
（1）單數型：*bók或* bèik
（2）複數型：*bók-liè或*bèik-liè
如此，我等就可以直觀地明瞭到，「孛堇（亟）-烈（*bó(èi)k-liè）」乃援用了更早期突厥人所使用的bäg-lär一詞。那麼，什麼是bäg-lär？查：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ISBN：，9787301149850，第117頁：「梅錄在鄂爾渾碑銘裡是作為某一類官員的通稱，與tarqat（tarqan的複數形式）和bäglär（bäg的複數形式，bäg唐人常譯作“匐”）一起概指政府官員，因此它無疑是一種官稱」
靜案，前引文中羅新先生所言側重於「梅錄」官稱，不過順帶列出了另外一個名詞bäglär作為比照，並指明bäg的複數型是bäglär。對於我來說，另一個名詞bäglär是考察「孛堇（亟）烈」語源繼受關係時很關鍵的一點。既然bäg的複數型是bäglär，而bäg與*bó(èi)k相近、bäglär又與*bó(èi)k-liè相仿，故可知實乃同一北族詞的單／複數型。准此，可以進一步校正「孛堇（亟）烈」的金代女真語發音為：
（1）單數型：*bok或* beik
（2）複數型：*boklie或*beiklie
由於突厥語「bäg」已知是襲用匈奴、古狄族的「心輪（*abrag(h)）」一詞，此字有著同源且同音的漢語字「伯」，所以滿語的「貝勒」、「貝子」兩詞實際上是有著極為深遠的北族傳統和遠古華夏傳統，兼而具之。
三、複數詞變成單數詞的派生現象與該現象的雙重再現
在知曉了貝勒、貝子的古北族語淵源之後，尚須仔細說明的是該詞經歷過2次的複數型單數化的現象：
（1）遠古北族語：
單數型發音：*abrag(h)，意思：心輪。
該字在遠古華夏語言中，也是一樣有著廣泛的使用程度，乃遠古華夏跟遠古北狄共用的字彙之一。
（2）統一匈奴語：
單數型發音：brag，意思：中央、神聖、胸部、光明。
該字在上古三代的夏商周語言中，分化為上古漢語的「伯」字，有些其他分化字或後續衍生字如「柏」、「白」等則帶有「白色」的意思。
（3）突厥語：
單數型發音：bäg
複數型發音：bäglär
（4）金代女真語：
單數型發音：*bok（孛堇）或* beik（孛亟），意思：氏族酋長
複數型發音：*boklie（孛亟烈）或*beiklie（孛亟烈），意思：各氏族諸酋長
（5）明代末期女真語：
單數型發音：*beile（貝勒），意思：部族酋長
複數型發音：*beise（諸貝勒），意思：各部族諸酋長
（6）清初滿洲語：
單數型發音：*beile（貝勒），意思：大汗（第1級爵位）之下的第2級爵位，單人
複數型發音：*beise（諸貝勒），意思：大汗（第1級爵位）之下的第2級爵位，多人
（7）清代中葉、清代晚期滿洲語：
a>單數型發音：*beile（貝勒），意思：大汗（第1級爵位）之下的第2級爵位，單人
b>單數型發音：*beise（貝子）：，意思：大汗（第1級爵位）之下的第3級爵位，單人。其地位低於貝勒，且貝子已經和貝勒變成了2個互不相同的名詞。
可以看出，從遠古狄語到滿洲語，歷經了1個主系列、2個子系列的變化：
（1）主系列：遠古狄語*abrag(h)（單數）＞匈奴語（單數）*braŋ＞突厥語bäg（單數，匐。至於bäg的複數型則為bäglär）＞金代女真語*bo(ei)k
（2-1）子系列A：突厥語bäglär（複數）＞金代女真語*bo(ei)klie（複數）＞明末清初女真語*beile（單數，貝勒。至於*beile的複數型則為*beise）＞清中後期*beile（單數，貝勒）
（2-2）子系列B：明末清初女真語*beise（複數，貝勒）＞清中後期滿洲語*beise（單數，貝子）
在（2-1）子系列A中，金代女真語複數型的*bo(ei)klie一詞，進入明末清初女真語之後變化成了單數型的*beile（貝勒）一詞。而在（2-2）子系列B中，明末清初女真語複數型的*beise一詞，進入清中後期滿洲語之後變化成了單數型的*beise（貝子）一詞。此種複數詞變成單數詞的派生現象，以及此種派生現象的重複再現，在廣義的北族歷史上，或者說在狹義的女真族歷史上，委實特別。
●附論：統一匈奴語、古韓語、古倭語「那／奴」字的發音和意思
統一匈奴語、古韓語、古倭語「那／奴」字的意思，按照突厥語bäg（單數）、bäglär（複數）的案例，以及明末清初女真語*beile（單數）、*beise（複數）的案例，可推定上古至秦漢的漢語「那／奴」等字所對應的東夷諸族語音，實乃一種北族語言文法規則「複數型」的對音字。匈奴國號中之「奴」字其秦漢漢語對音為「*naɦ」，宜重新校正擬構作「*nar」，統一匈奴人允將自己的國家稱作：
（1）單數型：俗用「*flōŋ」或「*braŋ」，以及雅言「*abraŋ」
（2）複數型：俗用「*flōŋ-nar」或「*braŋ-nar」，以及雅言「*abraŋ-nar」
在統一匈奴語裡面，匈奴之「奴」字發音作「*nar」，是匈奴語文法的名詞複數型語尾變化。在古韓語裡面，高句麗5部之1的灌奴部，其「奴」字即「*nar」，蓋灌奴部族系本即匈奴族，故亦屬匈奴語文法的名詞複數型語尾變化。日本上代倭奴國、狗奴國……等國名中的「奴」字，以及日本古史籍所稱韓境任那國、任那府的「那」字，也應當是相同的概念，均為受到匈奴語影響的一種名詞複數型語尾變化。
2021年12月10日 星期五
辛丑十二月雙和醫院造景3張
2021年12月10日撰稿上傳
偕妻回診，建物造景頗佳，影存3張。
拍攝時間：2021年12月10日（星期五）下午14時39分～16時整點
拍攝地點：雙和醫院（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2021年12月6日 星期一
辛丑十二月瑠公圳今景4封
2021年12月06日撰稿
補附12月04日照片。
上週六偕妻赴新店，途經瑠公圳水道一段，拍攝今景封存。
拍攝時間：2021年12月04日（星期六）下午13時24分～25分
拍攝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力行路7巷、11巷口
2021年12月4日 星期六
北族傳統常居不易而非隨時變異
2021年12月04日撰稿
最近治理北族名號，心有所感，茲將意想連綴乙則，題旨：北族傳統常居不易而非隨時變異。
從小到大，但凡閱讀我等華族所撰篇什，多認為北族的文化傳統較不固定，隨著時間向後推移，北族的社會慣習會產生很多變化，大改古人之風尚。持此議者，其根底多從下列幾處出發：
（1）北族無文字，尤其是匈奴、鮮卑，無文字導致後人無法參引前人的書面紀錄，只能由口碑傳言之中來理解自身的傳承為何物。言說的過程很容易出錯形成突變，或者是因為老輩凋零無人言說，從而讓古代的文化因子斷流。
（2）北族人口基數少，又喜歡四處抄剠，也常為異族所征役，極大程度地混入了外族人口，附帶就容易讓外部文化因子滲入北族文化之中。加之北族遊牧文化質樸、簡單、野蠻，面對高度文明的中國文化、回教文化或羅馬文化，北族由野蠻轉向典雅來模仿、學習或轉變，自是事理自然。
（3）北族的經濟型態為純游牧，隨畜轉移，遷徙無常。此種非定居的生活，沒有辦法攜帶大量的動產和不動產，只能攜帶精品的美玉、寶石、綢緞、車駕。這使得北族無法定著於一地，經之營之，發展出定型化的文化態樣。過度遷徙的遊牧生活是北族傳統無法固定下來的另一大干擾，高強度、大規模的全社群移動本來就有讓文化傳統無法恆久的物理制約。
不過，前述的理由雖看似堅實，且瀰漫於眾目所及的一切學術載籍，然而，卻未必就是真相。我人可以從下面的幾樁事例來踏查，北族的文化傳統應該是非常穩固、變異極少才對：
（1）北族的京師，從古至今，只有固定1處，即顎爾渾河谷。
比諸漢人，漢人的京師已然3變，分別為：關中、河洛、北京。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京師位置的變動來講，則漢人遠甚於北族。參：〈【筆記】北族京師（1）〉等系列文。
北族除非遭遇嚴重的外部軍事壓力，必須完全放棄本土舉國逃生，否則不會輕言拋卻以顎爾渾河谷為京師的執念。北匈奴西遷（含Hun）、突厥西走（含土耳其），都是無奈之下的產物。
另外，鮮卑人入主漠北後，毅然拋棄顎爾渾河谷，轉居中原，此看似與北族舊習徹底割斷。但鑒於鮮卑人的汗室乃出自中原三代夏后氏，本即非純粹的北族，故可置之不予深論。
（2）北族的名號，從古至今，其發音甚為穩固。即使從匈奴語傳入鮮卑語、突厥語、土耳其語，相關的名號在發音的差別上僅是方言差距而已；北族甚至連傳承自遠古華夏的名號，如單于、羲和（葉護）、伯，都一直維持著相當固定的發音。相照之下，漢語的發音變化，上古、中古、現代的差別頗鉅，可謂是3種不統的語言了；上古漢語確實具有印歐語族的特徵，擁有3時（過去、現在、未來）1式（命令）的文法，古字的發音也非1字1音而是有著前（後）綴輔音，而中古的白話文如元代漢語又哪裡能用現代的白話文去讀通呢？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語音的變動來講，則漢人亦遠甚於北族。參：〈莫何考（1）：喀喇汗王朝博格拉汗名號蠡測〉等系列文。
（3）北族的國號，從古至今，只有4種：人（*kam）、中央（*broŋ）、大河（*idilk）、天（*traːŋril），發音亦甚穩固。匈奴（*flōŋ-naɦ，其中*flōŋ為*broŋ的音轉）、柔然（*apar），係援用傳統國號「中央（*broŋ）」。突厥（Turk）、土耳其（Turk），係援用傳統國號「大河（*idilk）」。丁零（居於北亞極北森林地帶，為匈奴分支）、2世紀黑海北岸χονυι部匈奴、4世紀Χιονivται（希奧尼部）匈奴，係援用傳統國號「天（*traːŋril）」。夏代有扈（*kam）氏、周代玁（*kam）狁，係援用傳統國號「人（*kam）」。
和北族放在一起，華族在國號（朝代號）的選用上就充塞著變化性，中國各個王朝都會自行選用朝代號，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明……等等，華族朝代號的數量遠遠超過4個，並且愈往後面愈會出現超越傳統舊朝代號的新事件（明），這在北族來說確屬不可思議。參：〈匈奴國族名號4種釋義〉、〈2世紀黑海北岸χονυι部匈奴、4世紀Χιονivται（希奧尼部）匈奴當係以「天」為國族號〉
（4）北族的內部管理結構，從古至今，只有1個基本型，即分翼制。
當部族人口少的時候，北族都集中為1部。人口漸增，就分為2部，互為犄角。再多則分成3部，作為軍事衝突時的左、中、右3翼部隊，3部是分翼制的基本型態。勢力更形龐大之後，仍會採行多部分翼制度，部數可達7～8部。然無論分出再多的部、翼，仍然是分翼制，而非其他的體制，這點和中國時常保持著郡縣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內部管理結構的變動來講，漢人常保郡縣制與北族習用分翼制，其固定的程度是一模一樣的。參：蕭愛民《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兩翼制度研究》，2007年12月，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67414
既然誤區已得解開，那麼，便須繼續解決下一個謎團。在北族游牧營生、無文字城廓、易受外誘外擾的情況下，北族文化傳統竟然是高度固定性的，此情景究竟是何由致之？靜案，其原因，大率有幾：
（1）北族人口基數甚少：
匈奴人口不過漢朝一大郡，為數約1百多萬左右，後繼的鮮卑、突厥、土耳其，當他們生活在漠北、西域、河中等地的時候，限於惡劣的生態環境和游牧的經濟模式，人口數自然不會太過膨脹，各處合計也差不多接近數百多萬之譜。此和古代的中國（西漢盛時約2,000萬人口）、波斯、羅馬等人口大國相比，自是少了許多。文化的突變率，各種族既然同為人類，自然是相似的。那麼，人口基數少的種族，乘以相同的突變概率，其結果自然是變化性更低，很容易維持穩固的文化傳統。反倒是人口基數多的種族，更見文化突變、文化內部自我興革的情況才對，從而讓其文化傳統顯得喜新厭舊，較不穩定。
（2）北族口傳背誦應極嚴謹：
沒有文字的匈奴人、突厥人，他們在傳播政令的時候，以及傳承歷史文化的時候，多半是以口傳、言語的方式在做交流。如果口誦時漫不經心，自當大量流失文化慣習。然而，鑒於北族在京師、名號、分翼……等方面，擁有著恆久的樣貌，我們可以認為北族的文化傳統是固定的，並未捐喪。由而可以反推北族人在口誦時的心態和操作細節應當極度嚴謹，能夠做到歷代人都維持著相同的說唱內容和故事主題。這種精細程度可能跟他們有利用一些神祕學的手法有關，或者是口誦群體的職業化與標準化有關。
（3）北族騎馬導致通訊交流頗為發達：
北族採取游牧經濟，馬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騎馬、駕車的速度是比徒步來得快多了。廣大的漠北草原、西域和河中地區，地理平坦、阻礙頗少，加之採行車馬運輸，使得整個廣大區域的同一北族都可以有著高效的通訊方式和接觸頻率。在人口基數少、常態定期聚會（龍庭大會、分部聚會、舉族軍訓）、車馬運輸頻率高的條件之下，整個北族內部可說是共享高密度的溝通頻次，遂讓他們凝聚為單一的社群，其文化傳統縱使有一些外來干擾或內部突變，也極易獲得相互糾錯，出現趨同校正回歸原樣。因此，也許北族容易接納先進的商品，但要他們貿然變改京師的位置則是絕不可能的。
簡單地說，北族傳統文化具有高度的固定性，至少反映在：
（1）京師位置固定於顎爾渾河谷。
（2）各色國號與名號的發音，古狄、匈奴、柔然、突厥都保持固定，僅有方言差異。
（3）國族政制係以3部分翼制為基本型，為民政、軍政一體化的高效結構。
以上種種，實與中原漢族、現代歐美日學術主流所知所見，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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