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境遇兩式

2024年04月29日記

適讀金鎮永「竹林七賢及其自然與名教之研究」（中華民國83年6月，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44面考究竹林七賢所交游之「竹林」在河內山陽縣，並校正：「陳寅恪先生所謂之：『水經注引竹林古蹟，乃後人附會之說，不足信』……乃未詳考之言。晉書地理志河內郡，對山陽頗有記述。而水經清水注之言，亦不是杜撰而來的。」

靜案，陳寅恪、陳方恪二位先生雖同出一家，而境遇乃先後相反。陳寅恪先生早歲聲譽甚隆，卻晚景轉涼。陳方恪先生青壯處境非謂順遂，晚年乃入蔗境。原其因，大抵陳寅恪先生治史雖奇芳百開，猶或小瑕，以其影響茲大，故為天所苛察；又陳方恪先生之文學積累逐有可觀，美哉輪奐焉，遂為天所眷顧故歟？

台灣青年階層素質的回歸普通常態中位水準

2024年04月26日記

以我自己在台灣生活的個人感受和聽聞，我覺得有3個時間點可以標註台灣年輕人階層的心態變化：

一、民國105年：台獨認同在台灣社會真正地由少數變成多數

台灣第1次政黨輪替後，台獨在社會上仍屬絕對的少數，整個社會也剛脫離威權社會沒多久，此後又發生第2次政黨輪替，所以一直到民國105年上旬，我個人在台北的街道上行走時都不太有聽到人們敢公開高談闊論講彼此的台獨認同，這種狀況即便在太陽花學運期間也是一樣。

不過，在民國105年下旬台灣第3次政黨輪替後，不到1個月，走在台北街道上突然可以聽到很多人互相討論推崇自己和對方的台獨身分，而且是從高中生開始的，大約經過1～2年以後就才逐漸變成連中年人、老年人都在講並都理直氣壯。

二、民國108年：台灣年輕人平均素質回歸自然常態水準（但令人感到猛然下降）

大概民國106年，我個人就從支持台獨，變成厭惡台獨了；因為我覺得以前是為了過好日子、為了社會進步的理念而台獨，但沒想到卻一改變成為了台獨可以約略犧牲一下過點壞日子、稍微妥協掉一些公平正義屈服於現實條件。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而已，不能夠代表社會上其他人的想法。

惟到了民國108年，我從我自己所帶領的實習生、短期生身上看到，我發現台灣年輕人素質突然產生了斷崖式的明顯下降。民國107年之前，原本年輕人階層的優劣比約是8：2，而且後段20%的人會接受指導、接著自我加強學習和進步；民國108年之後，年輕人階層的優劣比變成約是5：5，而且後段50%的人會反對指導、帶壞其他人、缺乏學習動機、成長停滯以及極為自私（只想爭取和享受福利、卻不願意負責任盡義務）。

這個比例上的變化令我很錯愕並百思不解，後來我認為應該是與台灣社會集體素質開始回歸原始中位數有關。國共內戰在1949年左右帶來了大量的外省人，這批人是挑選過的富人和菁英、以及受軍隊高壓教育管束的士兵居多，在當時是全中國素質較高的一批人群，一個小小的台灣社會可說突然收容了全中國約25%～33%的素質較高的逃難人群，對於台灣社會整體年輕人素質的驟然提升必然有著巨幅的幫助以及長期正面帶動效益。後來隨著開放大陸探親、兩岸投資和旅遊後，逐漸有人才從台灣往大陸移動，這個移動趨勢越來越大，最終可能是在民國108年讓台灣年輕人的素質回歸到人類社會的普通常態中位水準。所以，不應該視之為素質下降，而應該視作是常態回歸，乃一自然現象。

三、民國112年：年輕人由晚孕大幅轉向絕孕

關於第3點，我是聽別人說的，因為我已經步入中年了，所以只能聽聽看年輕人說他們自己是怎麼想的。新冠疫情改變了年輕人的生活基調，民國110年台灣發生疫情前是延緩懷孕的年齡，產婦越來越高齡化；但民國112年疫情趨緩後，年輕人心境已然改變，更加注重個人及身的生活福祉，因此有很多人大幅轉向絕孕，不再想生育和扶養小孩。

也就是說，以往整個台灣社會一直在探討該如何扭轉少子化的慢性集體危機，卻沒有正確地理解其深層動因。1949年左右國軍轉進台灣以降，政府長期推動3胎化、2胎化，使得年輕人家庭從多孕（1對夫妻生育1～8個小孩不等）朝少孕（1對夫妻生育2～3個小孩不等）的新型態進行轉變。然後，又在少孕的基礎上從早孕（20～30歲就生育）逐步走向中孕（30～40歲再生育）、晚孕（40～50歲才生育）。到了新冠疫情爆發，很多人看透了生命的無常，猛然醒悟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遂使得很多年輕人將生育小孩的優先級改排到最後列甚至予以取消，遂大幅轉向絕孕、不生養小孩的狀況。

當然，上述只是我自己個人的感受和傳聞，不見得是完全正確的，就單純做個日記紀錄一下。

【筆記】希伯來人、阿拉伯人、衣索匹亞人的核心種落均起源於古代的塞姆人

2024年04月23日筆記

一、希伯來語的前身為迦南語，迦南語屬於塞姆語的西北方言之一。塞姆語的南部方言後來則發展出阿拉伯語和衣索匹亞語

吳宇虹（等著）《古代西亞塞姆語和印歐語楔形文字和語言》，2015年3月2版1刷，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ISBN：9787568103657，第7葉：「阿卡德語是塞姆語最古老的一支。塞姆語的傳統分類按照地理位置劃分為三大類：1.東北塞姆語：阿卡德語；2.西北塞姆語：迦南語（包括希伯來語和腓尼基語，有些學者認為還包括烏旮瑞特語、埃卜拉語）和阿拉美亞語；3.南部塞姆語：古代南塞姆語、阿拉伯語、埃塞俄比亞語【靜案，衣索匹亞語】。」

二、塞姆語的東北方言發展為阿卡德語，阿卡德語又發展出亞述方言和巴比倫方言，最終演變成亞述語和巴比倫語

吳宇虹（等著）《古代西亞塞姆語和印歐語楔形文字和語言》，第7葉：「更早的第三千年紀時，文明起源的南部地區【靜案，兩河流域的南部地區】又被分成蘇美爾和阿卡德兩部分，蘇美爾人和阿卡德人同時住在這一地區。兩河流域地區最早的書寫記錄所用的語言是蘇美爾語，並不是阿卡德語。」

吳宇虹（等著）《古代西亞塞姆語和印歐語楔形文字和語言》，第7葉：「公元前2290年塞姆語的古阿卡德王朝擊敗了各個蘇美爾城邦，統一了兩河流域後，真正意義上的表達阿卡德語言……的楔形文字文獻開始出現了，並逐漸取代蘇美爾語文為兩河流域的主要語文。」

吳宇虹（等著）《古代西亞塞姆語和印歐語楔形文字和語言》，第7葉：「兩河流域是阿卡德語的發源地，但是在不同時期，阿卡德語的使用遠超過它的邊界，滲透到從波斯灣到東方，從敘利亞、巴勒斯坦到埃及。在這麼長的時間、這麼廣闊的地域裡，阿卡德語自然也發生了變化。……阿卡德語主要方言發現於兩河流域的中心地帶，……」第8葉：「從公元前第二千紀到亞述帝國時期，阿卡德語形成了南方巴比倫方言和北方亞述方言。除了這些中心地域的方言外，“外圍方言”蘇薩、赫梯、阿拉拉赫、奴孜、烏旮里特、阿馬爾那的阿卡德方言被證實存在於第二千紀，這些“外圍方言”的書寫形式受到不同的本地語言的影響，和兩河流域的阿卡德語有一些差別。」

吳宇虹（等著）《古代西亞塞姆語和印歐語楔形文字和語言》，第7葉：「阿卡德語的使用是從法臘時期（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1世紀，實際上從公元前1世紀開始它就逐漸被阿拉美亞語所取代。」

三、希伯來人為西北塞姆人的一支，先後輾轉遷徙於：兩河流域、迦南、下埃及、迦南

孫寶國《阿瑪納時代東地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現象研究（公元前1600─前1100年）》，2021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9787520379472，第66葉註1：「以色列人為西北塞姆人的一支。最早的以色列人被稱為希伯來人，意思就是“渡河而來之人”。據《聖經》和其他史料記載，以色列人族長亞伯拉罕率領族人從兩河流域的烏爾城渡過幼發拉底河和約旦河來到“流著奶與蜜”的“迦南地”。公元前16世紀，迦南發生特大飢荒，希伯來人中的一個部落以色列人南遷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地區並衍生出12支派。400餘年後，以色列人在領袖摩西及其繼承人約書亞的率領下離開埃及並歷經40餘年輾轉回到迦南。此後，“希伯來人”一詞就很少在《聖經》中出現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人”。最後由部落聯盟酋長掃羅於公元前11世紀建立了以色列王國。亞述、巴比倫、波斯等都先後佔領過迦南。公元135年，羅馬帝國在鎮壓以色列人起義後，將猶太行省的名字改為“巴勒斯坦”，以消除人們對猶太民族的記憶。」

四、小識

雖說比較語言學上的希伯來語使用者不能同民族學上的希伯來人完全劃上等號，但兩者之間的關係也仍是非常密切，可以互相作為輔證。同樣的狀況在亞述人 ∕ 亞述語、巴比倫人 ∕ 巴比倫語、阿拉伯人 ∕ 阿拉伯語、衣索匹亞人 ∕ 衣索匹亞語之間，也是頗雷同的。

可以這麼說，如果強行將比較語言學的派生關係化約作民族學的派生關係，那麼，塞姆人大抵可視作是希伯來人（西北分支）、亞述人、巴比倫人（東北分支）、阿拉伯人、衣索匹亞人（南部分支）的共祖群體，繼而可知近今20世紀～21世紀的中東亂局和宗教、種族仇恨，其實質乃係兄弟民族鬩牆，殊為不智。

漫談南島語族起源研究的一些可能誤區

2024年04月21日撰稿

一般通說，南島語族只是一種比較語言學上的概念，而非民族學上的概念，通常好的老師一定會諄諄告誡學子須作如是觀。不過，關於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學界雖有著快車、慢船的各種假說，但對比於其他語系或其他種族的特性，相對而言，南島語族彼此間不僅只是比較語言學上的概念相近，民族學上的概念也頗接近，確是很是令人混淆。

●南島語族起源研究的誤區之一：比較語言學vs非比較語言學

要想解決南島語族的起源問題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因為這個問題的研究過程中必然摻雜了比較語言學因子和人類體質學因子；但在嚴格的定義上，南島語族只能是比較語言學的概念，而不能是其他諸如民族學、體質人類學、動物學或植物學……等其他學科上的概念；從而在推敲南島語族發源地的時候，不可以直接套用民族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卻又不得不借助體質人類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兩難。

如果選擇刻意無視這種進退維谷的局面，那麼，要想做出南島語族起源於台灣的結論（簡寫：台灣起源論）就是非常容易且燦然出彩的事情了。台灣起源論最常見到的研究途徑就是不再強調「南島語族和南島諸民族是不同概念」，然後再透過其他學科範疇的研究途徑來證明「南島諸民族是起源於台灣的」，所以自然而然就證明了「南島語族是起源於台灣的」。

任何試圖通過「非比較語言學」研究途徑來申述南島語族「比較語言學」屬性之研究方法，終係「指鹿為馬」，非關正道。

●南島語族起源研究的誤區之二：體質人類學範疇的NDA抽樣偏差

既然研究南島語族起源問題時，若說除了運用比較語言學研究途徑外，委實無法排除運用其他學科研究途徑的話，那麼，我們只能放寬標準，承認可以將其他學科研究途徑的研究成果直接套換成比較語言學的研究結論，接納民族學、體質人類學等其他學科研究途徑對於南島語族起源地的研究上具有史學實證性。准此，我人仍無法避開一些顯而易見的誤區。此節先說明體質人類學範疇的NDA抽樣偏差。

（1）古人DNA抽樣的偏差：考古出土物的隨機性+高社會階層的異族混血程度高+無刻字或錄音可供證明墓主的南島共同語使用者身分

體質學人類學可以透過對地下考古墓地所出土古代南島語族人們的屍骨抽取殘存的DNA片段，據以確定古代南島語族人們的基因序列。然後，再對現代南島語族人們的身體作科學化抽樣採血抽取完整的DNA配置，據以確定現代南島語族人們的基因序列。

但是，由於歷史文獻關於南島語族古代聚落的紀載不是很詳盡，以至於難以按圖索驥地去發掘地下遺址，只能夠像是碰運氣般去發掘到南島古代遺存，這就使得取得古人DNA的抽樣過程充滿了隨機性，從而無法宣稱抽樣過程具有95%以上的信效度。

事實上，每個挖掘到的古代遺存，要如何定性為古代南島語族的遺存？而非古代越族東遷（外越）的遺存？或非古代矮黑人的遺存？必須先認定該址是屬於南島語族的遺存，然後才可以對古人遺骸設法抽取DNA再據以進行後續基因研究，唯此一南島語族遺存的認定過程基本是無解的，因為沒有哪一位學者可以在留聲機發明之前證明古人所說的話是什麼？南島諸語多半缺乏自身的文字記錄，考古遺址中如何發掘出南島諸語的石刻來證明該遺址的古人是南島諸語的使用者？有誰能提供錄音檔證明哪位墓主說的的確就是古代南島共同語？

又，即便南島語族先民們是小部落生活型態，使得社會階層的分化、財富權力的分化不如專制君主政權的狀況，依舊會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和不平等；但凡有階層化的社會其墓葬多少會反映出高階層人士的特定優越措施，這些優越措施通常會使得高階層人士的遺骸較能保存得久些、其遺存的DNA片段可供解讀出來的機率較高些，從而使得古人墓葬中抽取所得的DNA較會反映出南島語族高社會階層的體質狀況，而高社會階層的異族通婚頻率又是較高的現實就會因此被導入基因研究數據裡造成誤判。亦即，本族高社會階層所帶來的較高異族通婚占比，一定會對古墓古人DNA分布造成抽樣偏差，這個偏差很容易讓研究者將異族基因當成本族基因，這是DNA研究絕對無法克服的先天問題。

（2）現代人DNA抽樣的偏差：清代迄今原漢混血導致現代原住民DNA的異族占比較高

現代南島語系的語言使用者，對其進行統計抽樣採血後，可以作出合理的DNA分析。這個想法其實帶有很大程度的浪漫性，因為現代南島語系的語言使用者要如何確認每一位個體都是純粹種族的身分呢？要如何確認每一位個體都是純粹單一語言的使用者呢？

很多民族演進到現代，純種的人數已經很少了，像是中美洲現代原住民來說，很多原住民經過混血後成為了麥士地索人（西班牙、印地安混血），在抽樣的時候，這些混血的麥士地索人能夠算進去抑排除出去原住民的地位呢？在台灣原住民來說則是另一種狀況，純種原住民本身在1949年起、國民黨政權遷台以降有不少人與漢人（本省人、外省老兵）通婚，然後在提升原住民福祉的政策下，這些通婚家庭後裔的選擇是成為原住民族身分而非漢族身分；如此，進行DNA統計抽樣的結果能夠代表的是漢人的血緣還是原住民的血緣呢？鑒於原住民的人口基數很小，異族聯姻導致原住民的外族血統占比會大幅提高，自然也會影響到現代DNA抽樣的結果。事實上台灣原住民諸族是在清代迄今就已經逐漸與漢族有所通婚了，這就使得DNA抽樣在現代人這端也有著抽樣偏差的存在餘地，且其影響幅度還不算太小。

●南島語族起源研究的誤區之三：獨木舟返航能力與共伴生物單源性的不當因果關係連結

直接從人類DNA基因去探討南島語族起源地在台灣的問題，有著不小的定性偏差（古人遺址如何認定是屬於南島語族的呢？）和抽樣偏差（如何說明古墓主群體的DNA能夠代表整體社群的本族DNA分布呢？），那麼，也許去尋找與人類有共伴生存關係的物種來作間接蠡測，也許是條新的、可行的出路。

關於獨木舟能否在廣大的太平洋諸島之間進行雙向航行？其海運運量是否夠大？這兩點是探討那些與人類有共伴生存關係物種時的研究重點。南島語族操縱獨木舟在波里尼西亞地區的移民，是否帶動了緬甸小鼠的單向移入？如果緬甸小鼠的基因反映了單源性，其原因是由於獨木舟的運量小、難以跨島返航、南島語族人群只是單向從起始島嶼移出……等綜合所致，那麼，構樹的基因反映了台灣起源的單源性，就可以據以推導出南島語族人群的台灣單源起源論嗎？

關於緬甸小鼠的基因，如果該物種是通過南島語族人群所操獨木舟來擴散傳播的話，則應該會反映出多源性才對。畢竟南島語族人群擁有著傳統的「航海圖」，雖然是用貝殼、石頭、枝條編聯而成的簡單物件，猶仍反映著他們有能力跨島返航。所以緬甸小鼠之所以保持單源性而非多源性可能是因為特定基因缺陷使得某些多源返航的族群滅絕了所致，又或者是有著別的原因（比方說，以往的研究成果其實有抽樣誤差）。

檢視南島語族人群的傳統航海圖，很難找到「台灣島」，或者圖上根本就沒有。這是為什麼？試想，即便今日飛機可以飛到全世界每個角落，住在台灣的漢人會特意飛去陝西渭水源頭的炎帝起源地拍照然後印製在自己的商務名片上嗎？台灣島離其他太平洋島嶼、南洋島嶼太遠，不在一般人生活圈的舒適交通距離範圍裡，自然不必非得標示進南島語族傳統航海圖裡；此外，台灣島在荷蘭、西班牙殖民時期被西方人繪製為多個島嶼而非單一島嶼，因此或許南島語族傳統航海圖裡的台灣其實是被標記成很多個小島，諸島的命名也都是漢人、西方人所從未聽過的奇特名稱。

構樹的基因反映了單源起源，且起源地是台灣。關於研究數據和圖面的判讀，是否真的如此反映？暫且按下，以免過度延伸成空談。我等不妨直接從「構樹的台灣單源起源」基因研究成果出發，來探討看看「構樹的台灣單源起源」跟「南島語族人群的台灣單源起源」之間，能否有「統計學上的高度正相關」以及「因果關係」。事實上，構樹作為樹皮布的材料，其運種、選材是取決於「匠人群體」的「文化」行為模式，而非「獨木舟」的海運運能制約。只要匠人群體的文化崇尚採用始源地木種，並進行有節有度的林地管理，就會達成這種構樹單源性的效果。構樹單源性的原因無法全部歸因於獨木舟的運輸條件制約，也不能夠放大到導出「南島語族各島社會人群整體都是從台灣單源單向移入」的過度推論，頂多只能夠推論到南島語族各島匠人群體的文化行為具有強固的傳統保守性而已。只要製作衣服的匠人群體只願意採用起源地（故地、本地）的構樹木種當作樹皮布材料，那麼，從別的島嶼（外地、後端新殖民地）運來構樹木種就沒有任何意義。這種傳統且保守的文化行為是否存在？必須要先作實地考證才行，但是今日即便是蒐集古代構樹（樹皮布）樣本都很困難，又要如何去作田野調查來確認樹皮布匠人群體文化行為有無保守性呢（更別說那些島嶼都已經被西方文化大幅影響干擾過了）？

●南島語族起源研究的誤區之四：沒有完整地作盡文獻回顧+南島語族史料的天然稀缺

南島語族起源問題在前輩學術研究文章中多所殊異，既有台灣起源論，也有東南亞起源論、華南起源論……等多種說法。但如果為了強化自己的論證，而只偏好引用其中一種，或者只願意採信其中一種的話，那麼，在文獻回顧方面就算是沒有做到徹底的地步。

目前在考古方面、比較語言學方面的新近研究成果，對於南島語族的台灣起源論可謂越來越見琵琶別抱之慨，所以，我人不應該只悶著頭看台灣起源論方面的研究論述，就以為已然定案了。由於南島語族沒有自身語言作文獻紀錄的史前時段很長，加之地下考古發掘有著很大的隨機性，所以南島語族究竟是起源於哪裡，實在是很難驟然作結。我等應該保持長久的耐心和廣闊的開放性來看待南島語族起源地可能飄忽不定、難於確認的研究現況，畢竟史料的缺乏就是南島語族起源研究的致命傷，這也是令人無可奈何的事情，只能夠坦然接受。

台灣島歷史上的語言「南島化」同化現象

2024年04月17日撰稿

如果承認人類的語言、文化、歷史進程具有普遍共性的話，那麼，關於語言發生起源地中心的長時段演變模型就應該要能夠滿足人類自然演進規律普遍共性所能夠預測到的結果。

在漢語暨其各種方言的發源地（土著先炎集團時期：渭水上游、漢水上游；外來移民虞夏共伴集團：伊朗西部）目前就看不到多種同源語叢聚的集中分布現象，而主要是較為單純的中原官話及其相關方言；在印歐語的發源地（中亞草原？抑或亞洲西部草原？）也同樣在21世紀的當下看不到多種同源語叢聚的集中分布現象，而主要是較為單純的俄語，以及不是印歐語系的其他少數民族語言。匈奴語、突厥語的發源地（先炎集團時期：渭水上游、漢水上游；蚩尤集團時期：河套、冀北、晉；匈戎集團時期：冀南、豫北）不僅看不到多種同源語叢聚的集中分布現象，在PRC領土內的這些地區境內，匈奴語根本就不見了，只剩下不是匈奴語的漢語；匈奴語的後代語言反而跑到了小亞細亞變成土耳其語、跑到了巴爾幹半島變成了保加利亞語，他們的分布地區完完全全跟其始源地徹底脫鉤了。

印歐語系、漢語、匈奴語的情況是在陸地上經過數千年的漫長徒步、騎乘遷徙過程中實現的，其人群的流動速度較慢，比之於南島語族透過船隻海運的速度慢得多了。在船運速度比馬匹車駕速度更快、運量更大的情況下，南島語族的拓展速度只會比其他語族來得更快、人群轉移效率更徹底，按理說其語言發源地台灣島應該會更容易遷徙一空，就像是匈奴人的狀況一樣。但是，現代的學術圈卻很喜歡指證台灣島是南島語族的最初發源地，因為台灣島在19、20世紀的南島語言數量最多、歧異性最大、多樣複雜語種的地理叢聚情形最為集中；這種說詞還搭配了台灣島多山、地形破碎容易保留小部落、小語言的獨特條件作為輔證，遂顯得頗能自圓其說。然而，這種自圓其說只能在台灣史內部的小系統作出圓滿解釋，卻不能夠在包納了世界史的大系統作出合理解釋而矛盾重重，比方說漢語發源地（渭水上游、漢水上游）的地理環境也是多山、破碎的地景，也很容易保留小部落、小語言，為何卻變成現今只剩下較為單純的中原官話和西南官話（及彼等相關方言）的面貌呢？

實際上，比較漢語各方言的古今分布情形，可以看到，江南漢語方言的多樣化並不是來自於同源的漢語共同因子，反而更是受到了南方異族語言的外部因子所擾動來得更大；這個對照組可以很好地搬過來解釋台灣島上諸南島語言的多樣性是來自於古代曾經有過不同異民族的土著留在台灣島、或者外來移民進入台灣島所致。如此的話，則還剩下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台灣島上諸南島語言的類似性是從哪裡來的？我個人認為，那是因為台灣島上出現了一種很特殊的同化現象所造成的，該同化現象應該予以命名為「南島化」。

在中原流傳下來的史冊上曾經記錄過一些初民到達台灣島的紀錄，比方說東周戰國時期的越國有一些越人進入台灣島的狀況，這些人大抵被稱作「外越」。從秦代到漢代的閩越、甌越的先民們自然也是也有不少人會跨海到台灣島貿易或甚定居在台灣島的，此乃可以合理推定得到的自然現象。這麼多的非南島民族為什麼在明鄭、清代的時候就不見了？通通都變成了南島語族的生番、熟番呢？不是說台灣島的地理很破碎、很容易保存小部落、小語言嗎？為什麼如此同樣的一個台灣島，只會保存南島諸語，卻不會保存越族諸語呢？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

所以，可以想見，在台灣島上應該是發生了一樁強而有力的長期事件，那就是語言的「南島化」，這個「同化效應」不曉得是在何時發生的，也不曉得其動因是什麼。台灣島上的語言「南島化」同化現象，是未來可以著手嘗試去探索的新課題。同樣地，馬來西亞半島、印尼諸島、馬達加斯加島在理論上也當有過相同的南島化同化歷程，且一樣快速、強效、徹底，自不待言。

再談一下韓國人的起源問題

2024年04月16日撰稿

以前曾整理過〈韓國人起源推估〉，近來著手解決〈那問題〉之後，覺得又產生了新的認識。

一、三國時期韓半島的部分胡化現象

〈韓國人起源推估〉綜彙今日韓民族的形成因子，包括了古代南島語族、豕韋、夫餘、匈奴、箕人……等5大系統的移民集團，〈那問題〉則梳理了新羅、任那似乎有一部分小部落社群的來源是匈戎系統的小股移民。考量到進入朝鮮半島南部的匈戎系統（新羅、任那的一部分小部落），與蔓延到朝鮮半島北部（高句麗）和朝鮮半島西部（百濟）的夫餘系統，都是廣義的匈奴人，也就是說都是蚩尤集團後裔中分化進入韓半島的東方各支匈戎人。那麼，可以據以推敲，在三國時期（麗、濟、羅）的韓半島，在民族體質上的確是有著一股「胡化」的傾向存在，這種傾向必然在文化上也有所反映，但是由於三國很快就受到曹魏、隋、唐的影響而轉向「漢化」，並進而最終走向謀求自身獨立定位的「韓風」（類似日本由唐風轉型為國風），遂使得三國時期曾經一度出現過的胡化曇花一現，為人遺忘。故可謂三國時期韓半島曾經一度出現過的胡化，其影響程度只能說是「部分胡化」，沒有多久就被隋唐的影響以及新生韓民族的自性給置換掉了。

二、寒（韓）文化本體的起源問題

相較於夫餘、匈戎……等外生移民所衍生的部分胡化現象，反倒是本地土著集團的「寒（韓）」人其起源和流動更令目前的我感到無所著力。本地土著集團是所謂的古三韓：辰韓、馬韓、弁韓，而古三韓則與夏朝早期篡奪后羿權位的寒浞有關。寒浞的根據地自然就是寒國，而寒、韓古字相通用，故前輩學者識斷韓國人的祖先必有一部分是來源於古寒國者。那麼，處在東夷的古寒國在敗逋於夏后氏中興已後，是如何與古三韓（辰、馬、弁）聯繫起來的呢？是古三韓跨海進入中原而為古寒國進而與后羿爭雄呢？抑古寒國敗退後浮海卜居海外而蕃衍作古三韓呢？此中的疑問，仍是撲朔迷離，當再求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