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雅、遠古中國和日本史上「核心敵對包圍網相互對抗」的大戰略模式

2026年05月03日撰稿

瑪雅蛇王朝與遠古中國的歷史，在巨量級地理尺度上體現了人文政治景觀的高度雷同特徵，即均呈現出「核心 ─ 包圍網」敵對雙雄的大戰略模式。這個大戰略模式在日本歷史上也曾有過類似的呈現，那就是赫赫有名的信長包圍網，居於核心區域的是大名織田信長的主力，包圍網的部分則是敵視織田信長的其他大名們的控制範圍。信長包圍網的維持時間較短，不過十餘年；而瑪雅歷史上蛇王朝包圍提卡爾的時間跨度則持續了上百年，遠古中國的蚩尤族群退敗轉進後包圍黃帝族群的地理跨度則面積更見廣闊。鑒於這種「核心敵對包圍網相互對抗」的大戰略模式存在於酋邦階段（遠古中國、瑪雅）與國家階段（信長包圍網），某種程度來說顯示了酋邦理論在詮釋歷史時有著不小的侷限性。以下抄錄瑪雅、遠古中國相關史文，徵引如次：

一、瑪雅：提卡爾（核心）與蛇王朝（包圍網）

《國家地理雜誌》2016年9月（No.178）第9面～第10面：「在公元5世紀末，提卡爾是這個地區最強大的城邦之一。…它之所以能維持霸權，是因為與規模遠超過它的城市特奧蒂瓦坎結盟。這座城市坐落在提卡爾西邊1000公里的高山上，靠近今天的墨西哥城。……但這一切在公元6世紀改變了，特奧蒂瓦坎斷絕了與馬雅地區的關係，留下提卡爾孤軍奮戰。」

《國家地理雜誌》2016年9月（No.178）第10面～第11面：「從公元6世紀初開始，先後兩任蛇王發現提卡爾有機可乘，大膽發動了奪取這座城市的行動。第一位蛇王「石手美洲豹」花了數十年時間走訪位在馬雅低地的其他城市。……沒多久，提卡爾東南邊的盟友卡拉科爾與西邊的…城市瓦卡就決定倒戈支持蛇王朝。蛇王朝耐心地拉攏提卡爾北邊、東邊與西邊的其他城市，形成一個鉗狀陣線壓迫敵人。…征服提卡爾的責任落到了繼任者……「天空見證者」身上，……在公元562年4月29日終結了提卡爾的統治。……他領導蛇王朝的軍隊從瓦卡往東邊進攻，同時卡拉科爾、附近的城邦納蘭永、可能還有霍爾穆爾的軍隊，則往西邊包夾。蛇王朝與其盟友很快就擊潰提卡爾，在城內劫掠，…蛇王朝的統治自此展開。」

《國家地理雜誌》2016年9月（No.178）第11面：「蛇王朝下一次出現的地點是在遙遠的西邊，就在華美的城市帕倫奎。」第14面：「帕倫奎…是文明重鎮，也是通往西方貿易的門戶，對野心勃勃的新興政權來說是絕佳目標。當時的蛇王朝由國王「卷軸蛇」帶領，……利用代理人與盟友進行侵略。帕倫奎…最終在公元599年4月21日投降。」

《國家地理雜誌》2016年9月（No.178）第14面：「細看蛇王朝的歷史，很難不看到向外擴張的模式。蛇王朝與東邊最大的城市結盟，征服南邊的城市，並與北邊的城邦進行貿易。帕倫奎則是馬雅世界的西緣。…儘管沒有紀錄顯示蛇王朝遷都到卡拉克穆爾，但在公元635年，蛇王朝推翻了統治當地的蝙蝠王朝後，豎立了一座紀念碑，藉此宣布他們是卡拉克穆爾的新主人。」

《國家地理雜誌》2016年9月（No.178）第15面：「最偉大的蛇王，…在不到一年後【靜案，約公元635年或636年】繼位。他的名字是尤克努欽二世，有時候又被稱為「撼動城市者」。……尤克努欽二世才是真正的統治者。他…透過威脅利誘的手段，在城市之間製造矛盾對立，並且同時股顧自己對馬雅低地的控制，……這樣的政治操作，他維持了50年。」

《國家地理雜誌》2016年9月（No.178）第18面：「蛇王仍得留意他們的老對手提卡爾，因為他們屢次試圖反叛及報仇。公元657年，尤克努欽【靜案，蛇王尤克努欽二世】在強固盟國後，聯合鄰近一位野心勃勃的魁儡國王「錘擊天空之神」來攻打提卡爾。20年後，提卡爾又起來反抗，但蛇王再次與同盟聯手平定叛亂，並…殺了國王【靜案，提卡爾的舊國王】。…他並沒有把題卡爾交給…錘擊天空之神，而是與提卡爾的新國王舉行一場和平峰會，並且在那時宣布他的繼任者將會是火之爪【靜案，蛇王尤克努欽二世宣布其儲君為火之爪】…提卡爾在公元695年起來叛變，這次帶頭的是…年輕國王：「清除天空之神」。火之爪【靜案，蛇王火之爪】組織了另一之蛇王朝均對迎擊。…8月…蛇王朝的軍隊被徹底擊垮。幾年後，王國已四分五裂的火之爪逝世，蛇之帝國的美夢也隨他而逝。」

《國家地理雜誌》2016年9月（No.178）第18面～第19面：「大約到了公元750年代，蛇王朝已經徹底失勢了。卡拉克穆爾的鄰邦甚至豎立起一塊石碑，…來慶祝蝙蝠王的回歸。而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提卡爾懲罰了那些曾經幫助過蛇王的城邦，…包括瓦卡、卡拉科爾、納蘭永及霍爾穆爾。…然而，提卡爾從來就沒有獲得蛇王朝曾經擁有的勢力。到了公元9世紀中葉，古典馬雅世界開始分崩離析，…古典時期的城邦陷入一片混亂，最後被遺棄。」

二、遠古中國：西陰文化（核心，黃帝族群）和蚩尤族群（包圍網，後崗一期文化系統的相關擴散區域）

李琳之《前中國時代　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2021年9月，商務印書館，ISBN：9787100198134）第186葉～第187葉：「在公元前4000年前後，後崗一期文化系統由中原向南“擴張”直接導致了整個中東部地區文化格局的改變。環太湖地區、長江中游地區的傳統文化幾乎同時後到衝擊、踉蹌地走向末日，而孕育著無限生命力的崧澤文化、薛家崗文化、邊畈四期文化及其之後的油子嶺文化等則迎著旭日噴薄而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崧澤文化、油子嶺文化以及之前剛誕生不久的大汶口文化均以鼎、豆、壺、罐、杯、缸為陶器組合，並且都出土有石、玉鉞和其他大量玉器。另外，在葬俗方面也有較多的相似之處。這些共同點的背後是它們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 ── 以蚩尤族群為載體的後崗一期文化系統，這使它們能夠彼此互相認同，緊密聯繫。…後崗一期文化並非居停於豫北、冀南的狹小地帶，而是以河套及山東半島為犄角廣泛分布於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一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在山東半島，正是由於後崗一期文化的衝擊才使得北辛文化驟變為大汶口文化。」

李琳之《前中國時代　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第187葉：「在西陰文化時期，實際上形成了西陰文化系統與紅山 ─ 大汶口 ─ 崧澤（這裡包括凌家灘文化、薛家崗文化） ─ 油子嶺文化的分布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對中原呈半包圍態勢的月牙形地帶 ── 一個相互交流頻繁、來往密切的文化帶。」

漫談炎黃時期陶器紋飾主題的變化所反映的是政治宣傳而非圖騰認同

2024年06月16日記

李琳之《前中國時代　公元前4000～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2021年9月，商務印書館，ISBN：9787100198134）一書中談及炎、黃時期遠古陶器紋飾有著「圖騰」主題的變化歷程，可以從地下考古器物中目睹到諸如：魚壓制鳥、鳥壓制魚、鳥魚和平相處、舊的魚圖騰或鳥圖騰融合轉換為新的龍圖騰或花圖騰……等變化情節。

惟在閱讀到這些部分的時候，我個人產生一種感覺，即將陶器紋飾的「魚」、「鳥」、「花」、「龍」主題看作「圖騰」是有點定性上問題的，但若將之看作是反映了「集體政治氛圍的變化」則是可以的。按理說，圖騰對於部落本身具有著不變性，因之要讓一個鳥圖騰部落自我改觀為花圖騰部落是不可能的，同樣地，要讓一個魚圖騰部落自我改觀為龍圖騰部落也是不可能的。並且，圖騰也應該是自我指涉的固定信號，而非同步展示敵我關係的浮動標記，亦即從魚鳥相爭轉到魚鳥共處的圖騰主題變化基本上是不可理解的。

那麼，這種陶器紋飾主題變化所反映的內涵究竟是什麼？靜案，相關變化所反映的應該是一種「政治宣傳」，陶器是炎黃時期古人普羅生活中最廣泛使用的工具之一，從而使得其製作工藝的成品具有面向社會大眾的普遍宣傳能力。因此，將陶器紋飾主題視作「重大政治宣傳」的軟性文化工具會比將之看作圖騰來得更有說服力。准此，我人得將政治宣傳機制向遠古時期上推，由而產生一種全新的視野，即：陶器紋飾、盟誓、經籍、邸報官書、讖緯、鄉教、詩詞歌賦、戲曲說書、報紙、集會演說、政治動員、籤詩助印換新文句、廣播、教科書、電視、學術刊物或研討會、網路……等一系列手法都是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政治宣傳技術。無論古今，都一樣有著政治動員的需求，在炎黃時期就反映在陶器紋飾主題的刻畫上，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魚鳥關係可以浮動轉變以肆應政治需求的變化卻無法固定以反映僵固的政治圖騰信念。

可汗小考：「單于」官稱起自「蚩尤」、「可汗」官稱襲用「軒轅」

2024年01月26日撰稿

靜案，此前滿以為余撰釋〈單于考〉諸篇考訂單于官稱已頗詳盡，而可汗官稱為匈奴民族後起之用法無須另寫〈可汗考〉。惟今日思索自覺己昔之窮，茲草本篇〈可汗小考〉先行申釐一二偶得。

我在〈中國的國體：雙元分合、漢化一體〉一篇已談及中國漢民族的雙元嫁接本質，簡言之，從遠古時期到夏商周三代的超長時間跨度下形成了雙元嫁接的漢民族，先住民炎帝集團（華族）是其中的第1元，外來虞夏集團（夏族）則是另1元。兩個來源不同的集團最終在西漢初期完成了全新的漢民族自我本位認同，亦即在華北大平原產生了一次規模龐大且長時段的「漢民族地著化」現象；此後，雖然有大量異族陸陸續續混入漢族裡面，但已無法撼動和改變漢民族的自我定位，異族不是被中國人所漢化就只能摸摸鼻子成建制地撤離中國。

有鑑於早期炎帝集團分化出華族（黃帝集團+後期炎帝集團）以及北族（蚩尤集團，乃狄人、匈奴、柔然、突厥等北方諸民族的祖先）的歷史流路，可知漢族和北族在遠古時期是同源的，故而嗣後兩族分開各別的傳承裡自會擁有一些共通的文化因子。這些共通的文化因子由於後世的隔閡越來越久而顯得差異越來越大，以至於湮沒不彰，所幸經過仔細的考察仍得梳理出些許隱微的史影。那些些共通的文化因子當中，軒轅和蚩尤是2個令人難以察覺但卻又頗為稀鬆平常的例子。我人可利用比較語言學的手法來分析相關古代名號的原始發音，並進而彙整出下表：

字組	時代 擬音 字詞	黃帝時期 上古漢語(擬) (鄭張尚芳系統)	三代 上古漢語 (鄭張尚芳系統)	漢 上古漢語 (鄭張尚芳系統)	中古漢語	備註
單于	蚩尤	對音：*tʰjɯ-ɢʷɯ 還原：*tʰjɯ(r)-ɢʷɯ				單于當為「蚩尤部落集團」首領之官稱
	淳維		*djur-*ɢʷi
	單于			*djar-*ɢʷa
	達干				darkhan
可汗	軒轅	*qʰan-ɢʷan				軒轅當為「黃帝部落集團」首領之官稱
	（？）		（？）
	護于			*ga-ɢʷa *qa-ɢʷa
	可汗				Qakhan

上表清晰可見「蚩尤」名號允實「單于」尊稱最早的形式，蚩尤集團作為早期炎帝集團的分支子集團，其首領的「蚩尤」名號在屬性上就是一種「官稱」，且「蚩尤」官稱就是後世統一匈奴行國首領「單于」官稱的早期用法，來源頗古。至於「蚩尤」官稱的前面是否有指示各該首領個人專屬美德的「官號」存在？限於史料的嚴重匱乏，已無從知之。

此外上表也還表明，傳說中遠古時期的黃帝其姓氏「軒轅氏」其實也當校正視作黃帝集團首領的一種「官稱」，而非指示黃帝的「姓氏」血緣紐帶。所以黃帝集團作為早期炎帝集團的另一系分支子集團，其首領的「軒轅」名號亦具備「官稱」的屬性，並且就是後世北族「可汗」官稱的古雅形式。同樣地，在缺乏史料的支持之下，「軒轅」官稱的前面是否有指示各該首領個人專屬美德的「官號」存在？也沒辦法追究了。

附帶而論，傳世文獻中關於遠古時期炎、黃、蚩尤等部族首領的姓氏紀錄，那都是夏商周三代時人所傳下來的，故可能只反映了三代時人的社會習慣和偏差認知，未必就是遠古炎、黃、蚩尤之際的真相。譬如傳世文獻所記的「黃帝軒轅氏」，在解釋時就不該認作「姬姓的分氏為軒轅氏」，而應識別為「黃帝集團元首的官稱是軒轅，而軒轅即可汗」。由於夏商周三代時人對於遠古時期的歷史已經半真摻假，留下了模糊不清的口語傳承，因之到了更後世的日子裏，三代時人或秦漢時人在進行歷史紀錄書面化的時候，就把官稱當成是姓氏了。

從某種角度來看，三代、秦、漢之人已經不清楚炎、黃時期舊事的全般細節了，只剩下一些粗略的認識，這緣由不脫炎、黃語言（遠古華族語言）跟周、秦漢語（上古漢語）之間有著巨大的文法差異有關。炎、黃語言可能是偏向北族語的文法，而三代上古漢語則偏向印歐語的文法，此和虞、夏共伴部落集團是外來印歐語系的移民不無干係。由於古代史蹟湮遠，以及相關史事從炎黃語言的表述式需混用音譯和意譯的辦法來轉換進入虞夏語言的語境，遂讓三代時人對於遠古事寔處於既懂得一點點卻又不懂另一些的懵懂狀態，導致神話傳說甚難清理追還其本貌。

中國的國體：雙元分合、漢化一體

2024年01月09日撰稿

2024年01月12日校訂

壹、3種既有的中國國體論式

中國的國體為何？這當中所牽涉者不當只限縮於政治體制，而更應囊擴包舉文化背景與民族淵源，作一整體予以通貫。亦即，探討中國的國體實乃考察中國的形成論，而歷來關於中國的形成比較著名的有幾種說法：

一、文化中國（漢化一體論）

華夷之防在於文化上是否漢化，可以用夏變夷，化異族民為中國人。此種看法主要來自於中國上千年的歷史實況而來，北族（遊牧民族）大量融入中原並徹底漢化，具有極強的實證性。最終，形成了現代的「中華民族」概念。

二、多元論

多元論強調中國不是只有主體的漢民族，也有其他諸民族存在並進且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考古學上可以用蘇秉琦的區系理論為代表，認為中國在三代以前的歷史地理分布開局是呈現「滿天星斗」的態樣，並沒有誰是定於一尊的。另外，在漢以降的中國歷史，雖然是出現漢化趨勢，但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唐前期河北的胡化、南方漢人的分化與漢族與南方異民族的混合不無關連……等等多元論的觀點。尤其在於現代世界體系架構中，尊重少數、保護少數的政治訴求對於闡揚多元論有著巨大的推波助瀾之效，使得多元論擁有眾多的支持者和輿論支持。多元論可以圓融地處理特殊時期北族融入漢族的問題，但卻不能處理長時段漢族幾乎就等於中國的問題。

三、多元一體論

中國多元論過於偏重解構中國漢化中心論，使得其無法開釋中國如何在總人口中高達7～8成都是漢族的狀況下出現若何的多元紛繁面貌？！殊不可解。因此，中國國體的多元論與一體論最終妥協的產物便是多元一體論，如此可以較佳地收納古代中國的多民族自主能動性進入現代中國的漢族主流體系中而無所違和。

貳、新的中國國體論式

然而，上述3種中國國體的認識並非史實的全觀，只能代表各階段中國人對於自身時代處境的片面理解。漢化一體論是中世中國降至明代的普遍外環境，多元論是清末民初開始受到西學衝擊所反思並回溯到蒙元、滿清等特殊時期的後設看法，多元一體論則是現代中國在經受百年動盪站穩腳跟後的產物以作為對未來行動方向的前瞻性指引。這3種國體論都是具有片面階段性的，雖然其所標定的階段可能是長時程的。

不過，如果將中世中國（漢化觀）、異族中國（多元論）、現代中國（多元一體）都擺開來，串在一起的時候，我人要如何解決這3個連續體卻又互相衝突的矛盾呢？我認為，應該要將中國的民族主體，也就是漢民族的起源問題也拉進來，一併檢討，才能導引出更新的關於中國國體的認識論。

中國的歷史分期，不應該只採用3分法，粗分成：上古（三代～漢）、中世（魏晉～清中葉）、現代（清末迄今）。應該更進一步細分為6分法：高古（考古時期）、遠古（炎黃～虞）、上古（虞～三代）、中世（漢～唐宋）、近世（元～清中葉）、現代（清末迄今），其中遠古時期的史實具有巨大的校正作用，因為我們可以從裡面瞭解到北族與漢族原本是一家，從而打破北狄南漢之辨（順帶也可以解構新清史學派的理論基盤：內亞性，因為內亞性在漢族北族同源的史實下，自然是雙方的共性而非獨屬於北族的專利）。

參考李琳之的先行研究《前中國時代　公元前4000～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2021年9月，商務印書館，ISBN：9787100198134），炎帝族起自渭、漢，擴散到晉境後，先是分化出蚩尤族，然後又分化出黃帝族。蚩尤族敗退後四散到中原邊緣各地形成聯盟反包圍位居中心地帶的黃帝族。蚩尤族的一部分最終與山東顓頊集團混合，形成匈奴族，亦即橫行後世中原的北族之先聲（此中也暗示即使在遠古時期的中原和江南地帶，也都不是單純的滿天星斗格局，而是炎黃蚩尤同源內戰為主軸、其餘異族被勾連的複雜情勢）。

而同樣地，顓頊帝絕地天通，亦為漢族傳說中三皇五帝的雄主之一，對於漢族民族本體的形成也是居功厥偉，絲毫不讓於炎、黃2帝。但倘再輔以余太山的幾部著作，復可知漢族在遠古時期竟又有著域外孿生部落「虞、夏」的重大淵源，而此一淵源在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2016年5月，三聯書店，ISBN：9787108056832）書中所敘結合古籍紀載可以推導出夏先乃陶寺考古文明、夏人在陶寺時期兼容、虞人繼之予以篩汰後遂形成後世漢文明基本元素的餘論。

綜合觀之，則關於中國文明的形成，其國體架構可以校正為「雙元分合、漢化一體」的新看法：

一、雙元分合

雙元分合，指的是漢族擁有2個民族不同的民族核心，第1個核心是炎帝族，炎帝族在遠古前期分化出遠古漢族（炎帝族、黃帝族）與遠古匈奴族（蚩尤族），他們起源於渭、漢地區，屬於先住民土著集團，他們的語言可能比較接近古突厥語，這從「黃（黃色）」帝名號與北族以「黃色（sara）」為尊可以看出；第2個核心是夏、虞共伴部落集團，他們起源於今日的伊朗境內，屬於外來移民集團，在遠古後期將炎、黃各支族系逐漸收攏進早期中原體系內，他們的語言比較接近印歐語族。在炎黃土著集團與夏、虞外來集團嫁接成為上古中國的過程中，東方顓頊集團參與了這兩個集團的「分」與「合」，顓頊集團一部分進入成為了漢族，另一部分則進入成為了匈奴族。

二、漢化一體

漢化一體，處理的則是三代以降的中國歷史進程，早期中原體系最終通過西周的中央集權式殖民封建和漢代的政治大一統完成了中國的漢民族中心化，在語言學上的反映便是炎黃語言的北族特徵和虞夏語言的印歐特徵都消失並改變成位置語言結構的漢語文法。這個漢民族中心化在中世和近世雖說遭到了北族等異族越來越強的挑戰甚至滅國，但在長時段的作用下仍舊顯現出總體漢化的不變趨勢。

而頗為弔詭的部分則是北族其實是和漢族同源的，因此北族在與漢族分殊化之後，又持續與漢族融合並漢化。這個先分後合的狀況，使得中國國體中雙元分合的特質出現了3個共構的層次：

（1）遠古時期：西方炎帝族和東方顓頊族分合為漢族和蚩尤族（早期匈奴族）

（2）上古時期：土著炎帝族和外來夏虞族嫁接統合為漢族，而部分的夏虞族又分出析為吐火羅人、貴霜人和鮮卑拓跋氏

（3）中世～現代時期：漢族和北族分合為漢族和西方突厥諸族

漢化一體的狀況便是在前述3種層次下雙元分合的過程中，由逐步華夏化、漢化胡化拉鋸走向漢化一體的深度歷程。這個歷程也使得中原古部族從部族主義（炎黃時期的魚圖騰和鳥圖騰）開始凝聚出華夏意識，華夏意識也逐漸從神權主義（與上帝接通，以花字代表曼達拉圖式和以伯字代表溝通心輪）走向理性主義（顓頊帝絕地天通、道儒分流、儒家轉向理學）和科學化（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化），從而形成出傳統的中國意識和現代的中國意識。「中國」意識遂從「神識（abrangh，為至尊主所鍾愛的神性中心）」中轉「地識（中央，普照天下的絕對中心）」和「理識（中庸，致中和之儒仁）」之後，演變為現在世所熟知的「政識（China，地理上位居東亞的現代化廣域多民族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