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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5日 星期四

柔然音義再蠡

2022年09月15日撰稿
【筆記】柔然音義蠡測〉、〈何以匈奴:另一個「中國」〉等舊文已初步考察過「柔然」的北族音誼為何,不過相關分析過程尚未臻至圓滿。茲再重行審視釐清相關細節,在前說的基礎上予以微調校釋。

柔然乃北魏時期漢語的對音,其時離隋唐不遠;查「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可檢得漢語之隋唐對音:
柔然:
*ȵʑi̯ə̯u-ȵʑi̯ɛn(高本漢系統)
*ɽǐəu-ɽǐɛn(王力系統)
*ȵju-ȵjæn(董同龢系統)
*ȵiəu-ȵiæn(周法高系統)
*ńźjə̆u-ńź jän(李方桂系統)
*nʑǐou-nʑǐɛn(陳新雄系統)

此外,尚有其他名家的擬音可供參酌:
*(j)a-par(假阿瓦爾人,即:假柔然人。出自:余太山《嚈噠史研究》,1986年9月,齊魯書社,書號:11206‧114,第183頁)
*ruan ruan(蠕蠕。出自:羅三洋《柔然帝國傳奇》,2010年10月1版2刷,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ISBN:9787507829952,第5頁)

整理前述的比較語言學材料,我人可以將柔然、假柔然人的國族號分成2組:
(1)悅般*(j)a-par(假柔然)/阿拔(真柔然)*apar/阿瓦爾(假柔然)*avar
(2)柔然*ȵju-ȵjæn(董同龢系統)/蠕蠕、蝚蠕、芮芮、茹茹、柔然*ruan-ruan

如此,可以明確看到,(1)和(2)其實是同一個北族字的文讀和白讀,並且(1)是文讀單數型、(2)是白讀複數型,而這個北族字的意義就是匈奴人。

為了看清楚當中的關係,下面更細緻地展開柔然人關於自身國族乃「匈奴人」的柔然語發音:
(1)匈奴人(柔然語文讀,單數型):古狄語早期*(a)braŋ(h)>統一匈奴語*(a)braŋ(h)>柔然語*apar ≠>假柔然語(悅般語晚期/假阿瓦爾語,此部落並非柔然人的直系後代)*avar
漢語對音(隋唐的中原人):阿拔*apar
漢語對音(約西元563年):假柔然人/悅般*(j)a-par
突厥人稱呼柔然人為:apar

(2)匈奴人(白讀,複數型):古狄語早期*(a)braŋ(h)-nar>古狄語晚期*lun-nar>統一匈奴語*lun-nar>柔然語*lun-nar/*lun-lar
漢語對音(西周~東周):允姓* lunʔ
漢語對音(元魏):柔然*ȵju-ȵjæn(以董同龢系統之隋唐對音進行擬構)
漢語對音(北朝):蠕蠕*ruan-ruan
漢語對音(南朝):蝚蠕/芮芮*ruan-ruan

很顯然,由於元魏、南北朝在稱呼丘豆伐可汗之國(柔然汗國)的時候都是刻意採取了貶意辭去進行命名,所以才會有著柔然(柔弱的樣子)、蠕蠕(蠕動)、芮芮(像草一樣地柔軟)這些譯名。故而這些譯名的漢語對音無法嚴格地對應到柔然語的發音,只要聲音能夠相對地接近和足資辨識即可,所以漢字可以是相同的2個狀聲疊字,也可以是不同的2個字但卻充塞著貶損的惡劣意寓在。所以,柔然語的*l起首子音可以隨意地轉用*ȵ、*r、*n等發音接近*l的其他輔音來置換,在從漢語對音還原回柔然語本音的時候務要予以校正。

准此,既知柔然人本訓作匈奴人(柔然語發音:文讀*apar(-nar/-lar),白讀*lun(-nar/-lar),則應理解柔然君主係自承繼受了統一匈奴單于的正朔統緒。丘豆伐可汗的官號「丘豆伐」的意思是「駕馭開張」【靜案:《魏書》卷一零三•列傳第九十一〈蠕蠕傳〉:「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實際上就是柔然開國的始可汗。柔然即匈奴,夫唯聖朝,聖朝的第一位開國主君乃「聖始可汗」誠不待言,前可遠追「聖始單于(統一匈奴冒頓單于)」,比肩於「秦始皇帝」,元魏諸皇帝倘不在文字上予以鄙夷打壓,又該如何北處睨視呢?

2021年12月4日 星期六

北族傳統常居不易而非隨時變異

2021年12月04日撰稿
最近治理北族名號,心有所感,茲將意想連綴乙則,題旨:北族傳統常居不易而非隨時變異。

從小到大,但凡閱讀我等華族所撰篇什,多認為北族的文化傳統較不固定,隨著時間向後推移,北族的社會慣習會產生很多變化,大改古人之風尚。持此議者,其根底多從下列幾處出發:
(1)北族無文字,尤其是匈奴、鮮卑,無文字導致後人無法參引前人的書面紀錄,只能由口碑傳言之中來理解自身的傳承為何物。言說的過程很容易出錯形成突變,或者是因為老輩凋零無人言說,從而讓古代的文化因子斷流。

(2)北族人口基數少,又喜歡四處抄剠,也常為異族所征役,極大程度地混入了外族人口,附帶就容易讓外部文化因子滲入北族文化之中。加之北族遊牧文化質樸、簡單、野蠻,面對高度文明的中國文化、回教文化或羅馬文化,北族由野蠻轉向典雅來模仿、學習或轉變,自是事理自然。

(3)北族的經濟型態為純游牧,隨畜轉移,遷徙無常。此種非定居的生活,沒有辦法攜帶大量的動產和不動產,只能攜帶精品的美玉、寶石、綢緞、車駕。這使得北族無法定著於一地,經之營之,發展出定型化的文化態樣。過度遷徙的遊牧生活是北族傳統無法固定下來的另一大干擾,高強度、大規模的全社群移動本來就有讓文化傳統無法恆久的物理制約。

不過,前述的理由雖看似堅實,且瀰漫於眾目所及的一切學術載籍,然而,卻未必就是真相。我人可以從下面的幾樁事例來踏查,北族的文化傳統應該是非常穩固、變異極少才對:
(1)北族的京師,從古至今,只有固定1處,即顎爾渾河谷。
比諸漢人,漢人的京師已然3變,分別為:關中、河洛、北京。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京師位置的變動來講,則漢人遠甚於北族。參:〈【筆記】北族京師(1)〉等系列文。

北族除非遭遇嚴重的外部軍事壓力,必須完全放棄本土舉國逃生,否則不會輕言拋卻以顎爾渾河谷為京師的執念。北匈奴西遷(含Hun)、突厥西走(含土耳其),都是無奈之下的產物。

另外,鮮卑人入主漠北後,毅然拋棄顎爾渾河谷,轉居中原,此看似與北族舊習徹底割斷。但鑒於鮮卑人的汗室乃出自中原三代夏后氏,本即非純粹的北族,故可置之不予深論。

(2)北族的名號,從古至今,其發音甚為穩固。即使從匈奴語傳入鮮卑語、突厥語、土耳其語,相關的名號在發音的差別上僅是方言差距而已;北族甚至連傳承自遠古華夏的名號,如單于、羲和(葉護)、伯,都一直維持著相當固定的發音。相照之下,漢語的發音變化,上古、中古、現代的差別頗鉅,可謂是3種不統的語言了;上古漢語確實具有印歐語族的特徵,擁有3時(過去、現在、未來)1式(命令)的文法,古字的發音也非1字1音而是有著前(後)綴輔音,而中古的白話文如元代漢語又哪裡能用現代的白話文去讀通呢?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語音的變動來講,則漢人亦遠甚於北族。參:〈莫何考(1):喀喇汗王朝博格拉汗名號蠡測〉等系列文。

(3)北族的國號,從古至今,只有4種:人(*kam)、中央(*broŋ)、大河(*idilk)、天(*traːŋril),發音亦甚穩固。匈奴(*flōŋ-naɦ,其中*flōŋ為*broŋ的音轉)、柔然(*apar),係援用傳統國號「中央(*broŋ)」。突厥(Turk)、土耳其(Turk),係援用傳統國號「大河(*idilk)」。丁零(居於北亞極北森林地帶,為匈奴分支)、2世紀黑海北岸χονυι部匈奴、4世紀Χιονivται(希奧尼部)匈奴,係援用傳統國號「天(*traːŋril)」。夏代有扈(*kam)氏、周代玁(*kam)狁,係援用傳統國號「人(*kam)」。

和北族放在一起,華族在國號(朝代號)的選用上就充塞著變化性,中國各個王朝都會自行選用朝代號,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明……等等,華族朝代號的數量遠遠超過4個,並且愈往後面愈會出現超越傳統舊朝代號的新事件(明),這在北族來說確屬不可思議。參:〈匈奴國族名號4種釋義〉、〈2世紀黑海北岸χονυι部匈奴、4世紀Χιονivται(希奧尼部)匈奴當係以「天」為國族號

(4)北族的內部管理結構,從古至今,只有1個基本型,即分翼制。
當部族人口少的時候,北族都集中為1部。人口漸增,就分為2部,互為犄角。再多則分成3部,作為軍事衝突時的左、中、右3翼部隊,3部是分翼制的基本型態。勢力更形龐大之後,仍會採行多部分翼制度,部數可達7~8部。然無論分出再多的部、翼,仍然是分翼制,而非其他的體制,這點和中國時常保持著郡縣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內部管理結構的變動來講,漢人常保郡縣制與北族習用分翼制,其固定的程度是一模一樣的。參:蕭愛民《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兩翼制度研究》,2007年12月,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67414

既然誤區已得解開,那麼,便須繼續解決下一個謎團。在北族游牧營生、無文字城廓、易受外誘外擾的情況下,北族文化傳統竟然是高度固定性的,此情景究竟是何由致之?靜案,其原因,大率有幾:
(1)北族人口基數甚少:
匈奴人口不過漢朝一大郡,為數約1百多萬左右,後繼的鮮卑、突厥、土耳其,當他們生活在漠北、西域、河中等地的時候,限於惡劣的生態環境和游牧的經濟模式,人口數自然不會太過膨脹,各處合計也差不多接近數百多萬之譜。此和古代的中國(西漢盛時約2,000萬人口)、波斯、羅馬等人口大國相比,自是少了許多。文化的突變率,各種族既然同為人類,自然是相似的。那麼,人口基數少的種族,乘以相同的突變概率,其結果自然是變化性更低,很容易維持穩固的文化傳統。反倒是人口基數多的種族,更見文化突變、文化內部自我興革的情況才對,從而讓其文化傳統顯得喜新厭舊,較不穩定。

(2)北族口傳背誦應極嚴謹:
沒有文字的匈奴人、突厥人,他們在傳播政令的時候,以及傳承歷史文化的時候,多半是以口傳、言語的方式在做交流。如果口誦時漫不經心,自當大量流失文化慣習。然而,鑒於北族在京師、名號、分翼……等方面,擁有著恆久的樣貌,我們可以認為北族的文化傳統是固定的,並未捐喪。由而可以反推北族人在口誦時的心態和操作細節應當極度嚴謹,能夠做到歷代人都維持著相同的說唱內容和故事主題。這種精細程度可能跟他們有利用一些神祕學的手法有關,或者是口誦群體的職業化與標準化有關。

(3)北族騎馬導致通訊交流頗為發達:
北族採取游牧經濟,馬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騎馬、駕車的速度是比徒步來得快多了。廣大的漠北草原、西域和河中地區,地理平坦、阻礙頗少,加之採行車馬運輸,使得整個廣大區域的同一北族都可以有著高效的通訊方式和接觸頻率。在人口基數少、常態定期聚會(龍庭大會、分部聚會、舉族軍訓)、車馬運輸頻率高的條件之下,整個北族內部可說是共享高密度的溝通頻次,遂讓他們凝聚為單一的社群,其文化傳統縱使有一些外來干擾或內部突變,也極易獲得相互糾錯,出現趨同校正回歸原樣。因此,也許北族容易接納先進的商品,但要他們貿然變改京師的位置則是絕不可能的。

簡單地說,北族傳統文化具有高度的固定性,至少反映在:
(1)京師位置固定於顎爾渾河谷。
(2)各色國號與名號的發音,古狄、匈奴、柔然、突厥都保持固定,僅有方言差異。
(3)國族政制係以3部分翼制為基本型,為民政、軍政一體化的高效結構。
以上種種,實與中原漢族、現代歐美日學術主流所知所見,大相徑庭。

2018年12月13日 星期四

【筆記】柔然音義蠡測

2018年12月13日撰稿
余太山所撰《嚈噠史研究》計有2種版本,書本名稱雖然相同,但書末的附錄文章則改動較大,故閱讀時應予注意。2種版本之差異與本文引用代碼如下:
(1)【嚈1】: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1986年9月,齊魯書社,書號:11206‧114)
附錄:〈柔然、阿瓦爾同族論質疑─兼說阿瓦爾即悅般〉、〈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
(2)【嚈2】: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2012年1月,商務印書館,ISBN:9787100084918)
附錄:〈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Aλχoνo錢幣和嚈噠的族屬〉

進入正題。西史中的遊牧民族中有一支神秘種類,即西遷歐洲並侵擾拜占庭帝國的阿瓦爾人。關於阿瓦爾人,有2個非常著名的族源難題:
(1)此一西遷阿瓦爾人究竟是真?抑假?
(2)又所謂真阿瓦爾人,其與柔然人之間,是否為同一民族?

首須釐定者為問題(2),即柔然原文之音、義幾何。諸說整理如下:

一、 Apar/ruan ruan/juan juan(蛇)
羅三洋《柔然帝國傳奇》(2010年10月1版2刷,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ISBN:9787507829952)第5頁:「這個民族曾經有許多名字:北朝人稱他們為"蠕蠕",南朝人稱他們為"蝚蠕"或"芮芮",隋唐的中原人稱他們為"阿拔",突厥人則稱他們為"阿帕爾"(Apar)。在境外,他們的名字更是五花八門。阿拉伯人稱他們為"沙里"(Sharil),歐洲人則稱他們為"哲歐根"(Geougen)、阿瓦爾(Avar)、"歐伯爾"(Obor)或"瓦爾匈奴"(Varchonitae)。他們給自己的命名是"阿瓦爾"。按照《遼史‧國語解》的記載,"蠕蠕"的"蠕"字,古代發音是"而宜切",也就是"ruan",讀如"軟",表示蛇蟲爬行的形象。從語音判斷,"蠕蠕"、"蝚蠕"、"芮芮"、"茹茹"、"柔然"、"哲歐根"等顯然是同一個名字,現代漢語拼音應拼作"ruan ruan",而國外的著作則沿用威氏拼音法,拼作"juan juan"。同樣,"阿拔"、"阿帕爾"、"歐伯爾"與"阿瓦爾"也可以合而為一,即滿語中的"Abahai"(通常譯為"阿巴亥"或"阿拔嘎")或突厥語中的"Abakan"(阿巴坎),也是蛇的意思。可見,這個民族的本名應該是"阿拔爾"……它的意譯則為"蠕蠕"、"蝚蠕"或"柔然"」

二、Agal(燕然,意指山腹、地盤、臺)
黃靜濤(筆名:陶克濤)《毡鄉春秋:柔然篇》(1997年8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ISBN:9787204013333)第46頁~第48頁:「如果以"柔然"一詞的音韻為准去考究,它或者是像蒙古語……(Irogol)的簡化,義為山腹、地盤、臺等。但是以此名族,似乎也甚不類。因此,需要另覓出路,這裡,我想到了"燕然"這個詞。"柔然"或者正是它的篡改。按:"燕然"乃是山名。又作郁都斤山、烏羅德犍山等。郁、烏、耶(燕)、阿等讀音可以互混。可以讀若"烏羅"。蒙【接第47頁】古文寫作……(Agal),《元朝秘史》寫作"阿兀刺"。"阿兀"可讀為"烏"的長音。"燕然"、"烏羅"或"阿兀刺",其含義均為山嶺。烏羅德犍亦可寫作燕然德犍,義為山腹臺地、山腰平地、山頂平地等。其義與前揭Irogor併同。……燕然山區自古即為匈奴龍庭所在……因為燕然地區會集為從匈奴到柔然人的權力中心,而且以後【接第48頁】的汗國如突厥、回紇人的牙帳也大致設在這裡。」第50頁:「"柔然"實即"燕然"。"芮芮國"、"茹茹國"實即"燕然國"。其文猶如華語的山中臺地之國。這大致是以柔然統治集團所居為中心而命名的。」

三、qur/qurt(狼,隱語為蟲)
余太山引述沙畹和豪西希的見解,【嚈1】第166頁:「沙畹指出,據忒俄涅斯(Theophanes)的年代記,有Hermichchions族居於阿瓦爾人之中,其中Askel曾於563年遣使拜占庭。……Kermichon應為Kerm和Xijaona兩詞合成。Kerm在中古波斯語中意為"蟲",Xijaona見於祆教聖經Avesta,係種族名,應即阿彌阿努斯‧馬耳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所記載的Chionitae。其實,拜占庭的忒俄涅斯所載Kermi-chions應即蠕蠕,Xijaona為"蠕"字之對音,冠以"蟲"字,又與中國史籍關於蠕蠕狀類於蟲的記載正相一致。至於563年致使拜占庭的Hermichions,並非真正的阿瓦爾人,只是冒用阿瓦爾名義的所謂偽阿瓦爾,而因為真阿瓦爾即蠕蠕,所以他們也有了這個波斯人用來稱呼蠕蠕的名稱。」【嚈1】第167頁:「豪西希曾注意到柔然可汗之姓"郁久閭"和其始祖之名"木骨閭"的詞根"久閭"、"骨閭"正是古突厥語、蒙古語的qur、qurt,意為"蠕動"、"盤成一團的蛇",亦可指"狼";由此可推知柔然的種族圖騰和許多阿爾泰族相同,都是狼;但間接地以狼的隱語qur(蟲)來表現;魏太武帝稱之為蠕蠕,也與其圖騰獸狼有關。」

四、tsetsen(賢明)、jušun(法則,禮儀)、ǰoǰin(異國人)或javčan(一種蒿科植物)
余太山則認為柔然(真阿瓦爾)與蟲、蛇無關,並於【嚈1】第181頁寫道:「柔然一名,乃木骨閭之子車鹿會自號,並非原始氏族或部落的名稱,故其原義雖不明,卻可以肯定與圖騰無關。」【嚈1】第191頁附注16:「柔然一名之原義,異說頗多,諸如:蒙古語的tsetsen(賢明)或jušun(法則,禮儀),阿爾泰語的ǰoǰin(異國人)或javčan(一種蒿科植物)等,然無一與蟲、蛇有關者。」考余氏所持論乃偽阿瓦爾即悅般說,【嚈1】第183頁:「……是"悅"可譯外國音ja,而ja,a通;……是"般"可譯外國音par或pan。故"悅般"應即"(j)a-par的音譯。阿瓦爾(Avar)拜占庭史料又作Abar,古突厥碑文(闕特勤碑)又作Apar,乃v,b,p可轉。由此可見,悅般和阿瓦爾對音完全一致。」

五、心得與猜想
純憑感覺,我以為羅三洋與豪西希的見解綜合起來,較為可信,亦即柔然音(j)apar或qur/qurt,意思是狼的隱喻:蛇或蟲。再參羅三洋《柔然帝國傳奇》第107頁:「在格里芬出沒的地區,還有一位名叫"阿拔里斯"(Abaris)的魔法師,能夠多年不吃東西,曾攜帶弓箭周遊世界。他是太陽神阿波羅的祭司,射出的羽箭被認為象徵著阿波羅發出的萬丈陽光。……顯而易見,"阿拔里斯"去掉希臘文詞尾"is"就成為"阿拔爾"(abar),……更奇妙的是,阿拔里斯還不僅僅是阿波羅的祭司那麼簡單。很明顯,"阿拔里斯"的詞幹"阿拔爾"和"阿波羅"的詞幹"阿波爾"(Apoll)發音極為相似。在古希臘神話中,阿波羅總是駕駛著馬車,攜帶弓箭、豎琴和笛子,被譽為"銀弓之神"和"遠射手"。弓箭和豎琴都是有弦的器物,這似與遊牧民族生產大量用於製造弓弦和琴弦的筋腱有關;遊牧民族擁有大量中空的獸骨,所以喜愛吹骨製的笛子,……這些都充分說明,太陽神阿波羅的原型應該是一位青銅時代遊牧民族的戰車武士。」

靜案,頗疑「柔然」本字,原其始,可能攜帶著更古老的深層文化訊息,而與人體7脈輪系統有關。倘人熟習脈輪並正確運動,其周迴軌跡若蛇行蠕轉,不僅能強身健體,並得溝通天地,大放光明。故柔然古字本誼,允與「光明」相涉;至柔然初興際會,已衍生出「蛇、蟲、蠕動」等無所貶義之意思,並得權充「狼」的隱喻。柔然國號,設即光明國云?

2018年11月18日 星期日

單于考(3):單于官稱的變化

系列文《12、[3]、45
參考文《+1

2018年11月18日撰稿
2019年01月26日校補
一、秦末~西漢中期:單于為匈奴一國最高統治者的專屬官稱

單于( djarɢʷa/djarsɢʷa/taːrɢʷa)作為匈奴最高統治者的官稱,至遲已見於頭曼單于。此後,由於匈奴的強盛,單于官稱的聲勢甚且一度凌駕於中國的皇帝尊號。在統一匈奴的體制中,單于官稱專屬於匈奴的最高統治者一人,此為原則;只有在皇族爭立或國家分裂的時期,才會出現數人同時擁有單于官稱的例外情況。

另外,單于官稱也專屬於匈奴一國之元首,其他外國或異族的領袖則不能使用單于尊號。劉學銚《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1999年11月,南天書局,ISBN:9789576385308)第152頁:「按單于之稱,原為匈奴族對君王之稱,其他胡族初並不使用此項稱謂,但自五胡崛起建國之後,單于一詞幾為諸胡族對其君王之通稱」。

二、西漢末期~東漢:單于官稱逐漸華夏化

匈奴分裂以後,由於南匈奴單于需倚賴漢廷的支持才能抵抗北匈奴的軍政壓力,故從南匈奴親漢、附漢開始,單于尊號逐漸受到漢人皇帝制度的影響。最終單于官號被吸納進漢式職官的系統中,由生稱轉為追諡;單于官稱也成為中原中央政府管理外夷的一種華夏化的名號,在單于官稱之上還覆蓋了監護匈奴單于的漢人官銜與皇帝尊號。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48頁:「漢末魏晉政府授予邊境部族首領的單于職務,都沒有單于號。而且魏晉時期各獨立族群的首領自稱單于時,也都沒有標舉單于號,這就是因為在近兩百年的南匈奴歷史上,在世的單于都沒有單于號……單于稱號成為中原政權處理邊境問題的一個手段,因而它事實上成為華夏制度傳統的一部分,而與北族社會內部政治體的發育與成長無關。這樣,華夏文化就最終完成了對於匈奴古老的單于號(官號)傳統的改造和消融。後來北族政體中出現可汗稱號,可汗代替單于而象徵北族政體的元首,原因顯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單于稱號早已華夏化、不再具備草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也許是原因之一。而單于稱號華夏化的過程中,單于號由生前授予到死後獲得,應當是一個重要的標誌。」

三、東漢末~曹魏:單于官稱的虛級化

東漢末魏王曹操架空南匈奴單于,分南匈奴為五部,單于官稱成為僅能表明匈奴君長的身分標誌,不再擁有實權。蕭愛民《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兩翼制度研究》(2007年12月,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67414)第38頁~第39頁:「公元216年(東漢建安二十一年),時為魏王的曹操利用南匈奴呼廚泉單于入朝,留其於鄴城,使左賢王去卑回平陽監督、管理所統轄諸部落。……自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以後的魏晉時期,單于僅為尊號,已沒有實際能控制的地域和部眾。……魏晉時期南匈奴的部眾已接受所在郡縣地方官吏的管理,與漢人一樣編入戶籍,但享受"不輸貢賦"的待遇。」第40葉:「魏晉時期的匈奴人從官職的設立上看好像仍在實行著兩翼制度,實際上已經不存在。因為曹操採取分部為五,每部擇貴族為帥,另選漢人為司馬的措施,是釜底抽薪,表面上匈奴人的那套統治機構仍保留存在,其實只是空架子,僅保留表明其身分的官稱而已。」

四、西晉~五胡十六國:單于官稱的重振與實質貶值

(1)石趙:單于官稱的重振與下降
匈奴人劉淵逐鹿中原之初,先稱單于,再漸次稱王、稱帝,此後前趙、後趙體制內對於單于官稱的地位多所調整,或由皇帝本人兼任大單于,或由皇太子領大單于,導致單于官稱的政治地位高下不定,有時等於皇帝,有時又等於等於丞相(相國)、東宮、王爵、大司馬等皇帝屬官。單于官稱的原所有者──匈奴最高統治者本人雖恢復了實權,但也使得單于官稱的地位嵌入中原秦式皇帝尊號系統中,從而讓單于官稱產生了實質的貶值現象。

劉學銚《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第65頁:「漢匈對君王不同稱謂之習慣,歷兩漢西晉凡三百餘年,未嘗稍改,無論匈奴或其他諸胡,皆認為君王之稱皇帝或天子者,乃漢人之專屬,胡族仍習於其傳統之稱謂──單于,對皇帝一辭尚無染指之心。然而至西晉季世,情勢丕然一變,諸胡族領袖顯然認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稱皇帝號天子,並非漢人之專利,有德者皆能居之,如南匈奴遺裔劉淵,其族人勸其可以取晉室而代之時,劉淵即表示:『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成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可見其時已然突破胡族不得為皇帝或天子之禁忌」

蕭愛民《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兩翼制度研究》第43頁:「劉淵先以單于立國於離石,署置匈奴時期的各種官職……公元304年(晉惠帝永興元年)又即漢王位,置丞相、太尉等中原系統百官。公元308年(晉懷帝永嘉二年)即皇帝位,改元永鳳……此時劉淵一身兼二任,既是皇帝,又是單于,以劉和為皇太子。晚年病危時,以劉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單于已由原為匈奴人的最高統治者變成與漢官大司馬等同的官職。從開始時劉淵只用匈奴舊制,到兼用漢制,說明匈奴舊制已經不適合於統治中原地區,現實迫使他不得不采用漢制,實行胡漢分治,用匈奴舊制治六夷,用漢制理漢人,自己一身兼二任,對於六夷是單于,對於漢人是皇帝。劉聰即位後,繼承其父劉淵的"胡漢分治"政策,仍集皇帝與大單于於一身,又封其弟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示欲傳位於乂。」第44頁:「後來劉聰欲傳位於子劉粲,以之為相國,總百揆,後又省丞相以併相國,以粲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大單于成為與相國(丞相)並列的官職,其地位已降同相國(丞相)。在皇帝之下,相國是主漢人的長官,大單于是主六夷的長官。大單于由原來劉聰自任,至劉粲以相國兼任,則完全成了在皇帝集權下的胡漢分治。劉曜也繼承了"胡漢分治"政策,但與劉聰稍有不同。劉聰即位初期是集皇帝與大單于於一身的,直接統治胡漢各族,晚期才以子粲為大單于,統治六夷。劉曜是以皇帝直接統治各族,以子熙為皇太子,以子劉胤為大單于,置單于臺於渭城,……統治六夷。」

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3頁~第154頁:「劉曜手下石勒於西元三一九年(西晉太興二年)在群臣勸進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及至西元三三○年(後趙建平元年),石勒滅前趙正式稱帝,並以其子石弘為太子,『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自此之後,後趙大單于一職由皇太子出任,……石勒死後,石弘即位,為石虎所逼,弘先拜石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總攝百揆』,……至後趙建武五年(西元三三九年)石虎以石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資治通鑑卷九十六)」

(2)六夷:單于官稱不再專屬於匈奴一國的最高統治者
五胡十六國時期,除了南匈奴石趙系統繼續使用本族文化傳統中的單于官稱,其他胡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們也開始同步使用大單于官稱,此一頭銜不再專屬於匈奴元首。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7頁錄有六夷諸國君主援引大單于官稱的情況,漸趨普遍:
「前燕  西公元307年(晉永嘉三年)慕容廆自稱為鮮卑大單于
前燕  西元327年(晉建武元年)晉元帝以慕容廆為大單于、昌黎公……
前秦  西元350年(晉永和六年)蒲洪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符氏
前秦  西元352年(晉永和八年)符健即帝位,以大單于授其子萇
後秦  西元356年(晉永和十年)姚襄叛晉,自稱大將軍、大單于……
西秦  西元385年(晉太元十年)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
南涼  西元397年(晉隆安三年)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
夏國  西元407年(晉義熙三年)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

同書第158頁:「其時諸胡政權之軍隊成員主要為胡族,而大單于即為傳統胡族之軍事統帥,因此五胡列國時代諸政權之帝王或以其儲貳出任大單于,或自兼此職,其目的在於掌握軍權以維護統治權。……凡以儲貳或帝王昆仲出任大單于者,……不僅為諸胡族之首領,且為帝王之下最高級官員,但仍需聽命於皇帝,如由皇帝自兼大單于,則為具有雙重領袖之意義,治胡族則以大單于,統漢人則以皇帝,此種雙軌方式對於至理多元民族確有其方便之處。」

五、南北朝~宋、遼朝:單于官稱(djarɢʷa)演變為達干(tarqan)官稱、「達刺干」官職

單于官稱不只在西元四世紀逐步擴散到中原,成為五胡、六夷各國元首們都爭相引用的的頭銜。在塞北地區,也進一步影響到了東北亞和中亞的後進諸國。不過這種影響隨著時光移易,使得單于官稱的使用範圍不再限於各國族的元首、繼承人等少數人,更進而擴大到開放授給高階官員群體,致使獲得單于稱號的人數有增多的趨勢。

(1)鮮卑(前燕)的「大單于」官稱
鮮卑人所建的慕容燕,其統治者採行了大單于官稱。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7頁:
「前燕  西公元307年(晉永嘉三年)慕容廆自稱為鮮卑大單于
前燕  西元327年(晉建武元年)晉元帝以慕容廆為大單于、昌黎公
前燕 西元334年(晉咸和九年)晉成帝拜慕容皝為大單于、遼東公」

(2)胡化漢人(北燕)的「大單于」官稱
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6頁:「北燕係在後燕基礎上所建立之政權,其建國者馮跋,雖為長樂信都(今河北冀縣)漢人,但久處諸鮮卑中,『遂同夷俗』(魏書馮跋傳)……馮跋平亂後稱帝,國號仍為燕,改元太平,至其太平三年(西元四一一年),馮跋『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晉書馮跋載記),……按北燕之馮跋雖為漢人,但已染胡俗,在意識形態上亦以胡族自居,因此習慣於以胡俗治胡族,以漢俗(指魏晉政制)治漢人,但終決權責操諸皇帝手中,馮跋之子馮永以漢人而稱『大單于』實為國史中所鮮見者」。

(3)柔然的「塔寒(tarqan)」官稱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第115頁~第116頁:「羅豐先生已正確地指出,達官即達干,是突厥官制中最常見的稱號之一。這個詞在鄂爾渾魯尼碑文中……轉寫形式為t(a)rk(a)n,一般寫作tarqan,或tarkan。Talât Tekin解釋說tarqan是一種高級稱號(a high title)。《北史》記柔然可汗阿那瑰有"兄弟塔寒",此塔寒即tarqan的異譯。」

(4)突厥的「達干(tarqan)」官稱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第183葉:「單于這個詞沒有消失。我們能夠從突厥語、蒙古語,甚至更西面的tarqan、tarxan的來源上找到這個詞。這是具有蒙古語複數形式-t(tarqat)的稱號之一,……這個詞的最早來源無疑是匈奴語。兩者在發音上很對得上。漢語用-n來代替外語的-r是很有規律性的。……唐代突厥語名稱tarqan的漢語對音有多種形式:達干datkan、達官datkwan。後者在漢語中意為"高官"或"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被認為與突厥語tarqan有語源的關係。」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第117頁~第118頁:「我們知道突厥官制中葉護(yabɤu/yabgu)、啜(čor)、梅錄(buyruq)等,都已經凝固成為較為穩定的官稱,這些官稱是從其原始名號的功能中分化、沉澱而來的。但是,大多數名號在分化過程中,會同時承擔官號與官稱兩種功能,既是某種較為穩定的官稱,又繼續其名號美稱的角色,充當修飾官稱的官號。……而在tarqan的個案中,我們也完全找不到它作為官號使用的例證,這說明它早就完成了這一演化過程,淡化了早期美稱與名號的色彩,凝固為一種官職的名稱了。Tarqan的這一演化過程可能開始得很早,至遲到柔然時代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了。」靜案,考量柔然、突厥、回紇的tarqan官稱乃源於匈奴的單于官稱,該字詞的「官稱化」至遲應在匈奴頭曼單于在位時即告完成。

(5)西元七世紀阿富汗嚈噠統治者Nēzak的Tapka/Tapaka稱號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E. G. Pulleyblank著,潘悟雲、徐文堪合譯, 2008年1月,中華書局,ISBN:9787101022254)第183葉:「我們發現在7世紀阿富汗嚈噠(Hephthalite)統治者Nēzak Tarxān的頭像的鑄幣上tarqan這個名稱沒有-n韻尾。在希臘銘文中我們發現了TAPKA或者TAPAKA。可以猜測Nēzak的稱號是突厥人賦於的,然而這個名稱在突厥人到來之前就已經在阿富汗的Hūna人中廣為流傳也是很有可能的」。靜案,由於嚈噠(白匈奴)與統一匈奴有著相當大的文化淵源,所以Tapka/Tapaka稱號可視作匈奴傳統在塞北本土的延續。

(6)回紇的「達干」官稱
楊聖敏《回紇史》(廣西師範大學書版社,ISBN:9787563374519)第78頁講述回紇汗國的官制與政權結構時,提到了達干號:「達干:此名稱可能源自漢語"達官"一詞,但自突厥語音譯成漢語時,則被轉寫成了達干。達干地位頗高,與大將軍相當或在其上,亦為官銜而非實職。……《突厥語大辭典》稱:達干是意為"伯克"的一種官職名。」靜案,前引楊文略需校正,蓋回紇達干號並非源自漢語達官一詞,而係源於匈奴單于官稱,屬於北族的固有傳統。

(7)遼代的「達刺干」官職
單于頭銜轉至遼代初期仍存,成為「達刺干」、「縣達刺干」等官職,並有位階高低之分。綦中明《滿語名號研究》(2017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9787520310444)第87頁:「"達干"在遼代被稱為"達刺干",會同元年(938)十一月,"於是詔以皇都為上京,府噦臨潢,……刺史為節度使,二部梯里巳為司徒,達刺干為副使,麻都不為縣令,縣達刺干為馬步"。此乃遼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後,對遼的官職稱謂進行了改革。由"改達刺干為副使,縣達刺干為馬步"可知,在此之前達干作為官職仍存在,並且還有等級的存在,"達刺干"和"縣達刺干"即是最好的證明。」

六、蒙元~清朝:單于官稱(djarɢʷa)演變為答兒罕(tarqan/darkhan)封號、達魯花赤(darugha-chi)與達魯噶(daruga/daroga)官銜

(1)早期蒙古的「答兒罕(tarqan/darkhan)」封號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第118頁:「tarqan在回鶻汗國以後突厥語世界的遺留,可見諸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的《突厥語大辭典》(Dīwān Luɤāt at-Turk)。蒙元時代的tarqan(《蒙古秘史》作"答兒罕"),已經有了韓儒林先生有關"答兒罕"的精彩研究,茲不贅述。」【參:韓儒林〈蒙古答刺罕考〉、〈蒙古答刺罕考增補〉,收入:《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頁~第50頁】

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2006年5月初版第三刷,聯經,ISBN:9789570808421)第45葉:「第五十一節……忽闌‧把阿禿兒的兒子是也客扯連。他曾是把歹、乞失黎黑兩位荅兒罕的領主。」第46葉註六:「『荅兒罕』darkhan,在現代蒙古語中有兩個同音字。一是銀匠、鐵匠一類的匠。一是指被免除勞役賦稅的功勳。前者與本文無關,後者纔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此一尊稱或來自突厥語。秘史一八七、二一九兩節,有封功臣為『荅兒罕』九次犯罪不罰的記載。陶宗儀於其輟耕錄卷一云:『荅刺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焉。太祖龍飛日,朝廷草創,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戶,次及千戶而已。丞相順德忠獻王哈刺哈孫之曾祖啟昔禮以英材見遇,擢任千戶,賜號荅刺罕。至元壬申,世祖錄勳臣復拜王宿衛官襲號荅刺罕。』……在本世紀中【靜案,20世紀】蒙古封建制度崩潰之前,各旗王公對其勳舊,恆授以darkhan之稱謂,免其賦稅及勞役,於旗中舉行各種隆重典禮時,其坐次恆在現任其原職者席次之上,以示殊榮。滿州興起後,對於最初合謀併力於明的蒙古貴族奧巴台吉Obo’a Taiji之裔,結以姻婭之好,並封為達爾汗darkhan親王,足證此一尊號的地位是相當崇高的。」

(2)蒙元的「達魯花赤(darugha-chi)」官銜
鄭天挺《鄭天挺元史講義》(2009年9月,中華書局,ISBN:9787101070132)第49頁:「達魯花赤darughachi元朝官名,兼問軍政民政,一般官銜之長官均呼為達魯花赤,《元朝秘史》作答嚕合臣。其原義不明。蒙古語darukhu有"壓"與束縛之意,為一動詞;chi字附加,人也。(意謂管理的人?)」

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2006年8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ISBN:9787208063914)第48頁:「至於地方官吏,則名目極為複雜,然最大多數,皆有達魯花赤為之上官;……至元二年二月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充同知,永為定制。"胡祇遹曰:"郡縣之守令,例以歸義效順者就為之,仍選蒙古人一員鈐壓其上,謂之達嚕噶齊。"是達魯花赤原則上只限於蒙古人也。其次則色目人亦有權利得以為之,……漢人之決不能任是職」。

靜案,鄭天挺先生疑達魯花赤darughachi該字源於蒙古語darukhu字,有「壓、束縛」之意。惟考達魯花赤darughachi一字實係源自匈奴語之單于( djarɢʷa)官稱,故「壓、束縛」似為衍義。

(3)明代的「達魯噶(daruga/daroga)」官銜、「答兒罕(darkhan)」封號
【日本】田山茂(著)、潘世憲(譯)《清代蒙古社會制度》(2015年3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ISBN:9787204133482)第48頁~第49頁講述明代蒙古鄂托克(otok/otak)的官員:「達魯噶(daruga、daroga):這是來自元代掌管軍事、民政重要職務的"達魯花赤"的名稱,現代蒙古語意為"首長、首領",如清朝時稱盟長為"齊固勒干奴達羅噶",即"長"之意。旗的最下層單位十戶之長,也稱為"達魯噶"。……在衛拉特時代,"達魯噶"可能是與"收楞額"或"得木齊"併列的"鄂托克"的民政官,十戶即有一"達魯噶",因此,容易與十戶長混同,但"鄂托克"的"達魯噶"與十戶的"達魯噶"是不同的。」

曹永年《明代蒙古史叢考》(2012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ISBN:9787532566099)第280頁~第281頁:「白塔明代題記中多次見"達兒漢"一詞。……達兒漢(或譯答兒罕、達耳漢、打兒罕等等)自成吉思汗以來即是蒙古人中某一部份人的榮譽稱號。他們因為曾經建有功勳,被統治者授予這個頭銜,它標誌著一種特定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蕭大亨《北虜風俗‧戰陣》述之更詳:『……乃虜既歸,仍以纛樹之如前,將所獲一人生束之,斬於纛下,然後會眾論功。……功輕者升為把都兒打兒漢,功重者升為威靜打兒漢,再重者升為骨印打兒漢,最為首功則升至威打兒漢而止。』這些記載表明,明代蒙古的達兒漢,其情況大體與蒙古國和元朝時期相似。符拉基米爾佐夫在論及14─17世紀即明代蒙古阿勒巴圖的上層集團"賽音庫蒙"時說道:"答兒罕,即被豁免賦役的人,屬於這個階層;取得答兒罕即‘自由民’身分的,以賽音庫蒙這類人居多,因為他們在戰爭及其他場合比其他下層階級更易於為封建領主所賞賜。"其實,明朝中期以後,達延汗系的子孫,即那顏貴族封建主取得達兒罕稱號的也不乏其人。」

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校)《蒙古源流》(2016年3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ISBN:9787507838626):第299頁~第300頁:「達延合罕盡行收服右翼(之眾),平定其六萬大國於一統,於主(陵)之八白室前宣告其合罕號也,……凡所效力之人等以大達爾罕之尊號,並賜通行之大紅金印訖。以滿都海徹辰夫人之獨生女圖嚕勒圖公主,賜與札魯特之巴哈遜‧達爾罕‧塔布囊矣。」第302頁註11:「……大達爾罕之尊號:張爾田先生清譯本校注云"案達爾罕有勛勞,免差役之謂。岱達爾罕大達爾罕也。《輟耕錄》答刺罕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勛戚不與焉。"」綦中明《滿語名號研究》第90頁~第91頁:「"答刺罕"或"塔兒罕",在蒙古突厥語中除了"自由人""不受管轄的人"之義,還有聖潔、不可侵犯等義」。

(4)清代的「達魯噶(darga)」官銜、「達爾漢(dartqan)」封號
達力札布《清代蒙古史論稿》(2015年8月,民族出版社,ISBN:9787105138524)第55頁~第56頁:「崇德八年八月,清太宗病死後,外藩王公和官員進香獻賻。……八旗察哈爾大臣,理藩院檔冊詳細記載了他們的旗分。他們分別是:……正藍旗多羅額附戴達爾罕(tӧrü-yin efü dai dartqan),……」又第56頁註五:「喀喇沁蒙古人布爾哈圖,天聰四年封岱達爾漢號,屬蒙古正藍旗。」

【日本】田山茂《清代蒙古社會制度》第105頁講述清代管理一般旗務的官員:「達魯噶(darga):也稱什戶長或什長,是十戶的組長。戰時是十人之長,指揮兵丁,平時則聯繫、處理以十戶為中心的維持治安及執行其他法令、調查戶籍等雜務。無官吏待遇,由佐領從兵丁中選有信譽的人任命後,報札薩克備案。」第109頁講述管理王府事務的官職:「拜生達:也寫作白通達或排生達,蒙古語叫做jasagul in darga,是管理王家事務的最高官吏。主要總攬府內庶務,特別是掌管外交事宜,四等台吉待遇,定額一人。明代(十六世紀後半期)蒙古各兀魯思裡,有些汗曾經組織類似中央政府的機關(jasag)。可能因稱汗的這種政廳為札薩克(jasag),所以把它的長就叫做jasagul in darga,也未可知。一說拜生達是滿州名稱,但如上所述,我想實際上蒙古也早就有了。」

綦中明《滿語名號研究》第90頁~第91頁:「到了清代,"答兒罕"變為"達爾漢",亦作"達爾罕""打兒罕""打喇漢"。滿語darhan(達爾漢)係借自蒙語,義為"神聖的"。能得此賜號者,一般為"平民或奴隸因軍功及其他勛勞而被主人解放之人,此種人可以免除徭役賦稅,並享受一些特權"。……從語義的角度分析,滿語darhan(達爾漢)賜號,僅是繼承了前代"答刺罕"作為名號及免除賦稅的義項,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擯棄了"自由"及"能工巧匠"的義項,語義在縮小。」

七、偽阿瓦爾汗國(Avar)的Targyt/Targüt/Terkhan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1986年,齊魯書社,書號:11206‧114)第189頁附注2(2):「統帥Utigur族的阿瓦爾君主為Anagaios,……擊敗法蘭克人,奪取格庇迪人領地的阿瓦爾君主名Baia-nos……而這位阿瓦爾君主派往拜占庭的使團長名Targitios(-ios是後綴),此名原形應為:Targyt,Targüt,不外是匈奴首領使用過的、但在當時價值業已跌落的"單于"(tan-yu,tar-güt)這一稱號。……796年阿瓦爾新可汗Kaia(Ka-iam)帶著他的Terkhan,到卡爾大帝麾前投降。這Terkhan無疑就是柔然和拓跋鮮卑的高官名Tarkan(塔寒、達官或達幹)。」

八、現代:單于官稱進一步貶值為現代蒙古語中的「酋長(Darga)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第184葉:「匈奴最高統治者的名稱所表示的地位到突厥語中降低了,它僅僅指一個級別較高的官銜,這一點當然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蒙古語daruɤa(比起突厥語中相應的詞,同它們的匈奴詞源保持著更多的一致。因而,這個詞可能是直接從匈奴語中借用的)甚至近一步降低到緊緊意味著擁有一定特權的人。」

靜案,蒲立本所談的daruɤa,意指「擁有一定特權的人」。如果我們善用Google翻譯的網路資源(網址: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hl=zh-TW),還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資訊。輸入中文的「酋長」,翻譯為蒙古文,2018年11月18日查詢到的結果是「Дарга(Darga)」。無論是蒲立本所錄的daruɤa,或者是Google翻譯網站檢得的darga,這個蒙古字(daruɤa/darga)的發音基本上保持了匈奴語單于官稱djarɢʷa的本色,變化很小,可見單于官稱的生命力直到今天都還非常頑強,只是其頭銜價值已連貶再三、無復用武之地了。

2018年10月19日 星期五

從匈奴西遷問題開始漫談一些想法(1)

2018年10月19日撰稿
這幾天加大考察北匈奴西遷問題的力度,全心全意投注在最感興趣的歷史研究上,頗荒廢寶貴的光陰。現已瞭解到匈奴是北狄的正統,夏代為有扈氏,商季為有易氏、邛方,周朝為玁狁,入秦則為匈奴。參詳姚大中、何光岳、王玉哲、余泰山、陳序經、羅三洋、蒲立本、郭物、劉學銚、耿世民、吳安其等學者的著作,目前我的心得是:

(1)遠古華南地區創造出農業的革命性事件,影響很大。農業技術北傳後,在今日的河南、河北交界一帶形塑出了狄族的文化體系;除此之外,在別處也誘發了另一個文化體系即華夏文化,以及善於越洋交通的古南島族群和擁有人工製造黑土能力的古印地安人等等。本來北狄與華夏雙方的差異不是很大,從有扈氏的「扈」字結構中包含表示「設防聚落」的「邑」符號可知其生活方式一開始是經營早期複合農業的(兼營農漁畜獵,但尚無法深耕易耨精耕細作)。北狄族群在與黃帝夏商周等華夏族群競爭的過程中,逐漸落敗,被逼至自然環境較嚴酷的內亞地帶,終於接納了新疆獨目人文化系統的純遊牧經濟型態,轉型為百蠻大國的匈奴行國。

(2)北狄族群在識別上自稱為人(*kam),古漢語對音為扈、甘(有扈氏)、玁(玁狁)、灌(灌奴,高句麗五部之一)、滑(嚈噠的別名)。種族上屬於狄族,古漢語對音為狄(*d’iek)、易(*iɛk)。文化上重視其整個部族大集團的起源,並以一個狄族詞「匈/攣/蘢/(*flōŋ/*vlān/*vlōŋ/*lunʔ)」代表此一文化象徵概念,王族亦以允為姓。北狄族群的直接傳系,包括了匈奴、允姓之戎、西域的一些城邦小國皇室,以及高句麗五部之一的灌奴部,嚈噠皇族應該也是。至於受到北狄文化影響,進而同化(狄化)的部族更多,早期為白狄、赤狄,最終繁衍、擴散、影響、形成了今日的突厥化世界,突厥文化大約是狄化部族的後進,而非直系的狄族。

(3)北匈奴與匈(杭)人的關係,由於文獻學、比較語言學以及地下器物考古上,基本吻合,所以之間的關聯已被證實,無庸置疑,不必再浪費時間作逆向工程。惟北匈奴的大規模西遷,不是只有1波,而是有2波。第1波是匈(Hun)人,這是北匈奴健壯者所組成的主力部,締造了阿提拉帝國與後續的保加利亞人。第2波則是阿瓦爾汗國,渠等乃北匈奴老弱者所組成的留守部──悅般國──為核心。悅般國可能曾經與柔然人(真阿瓦爾)有過良好關係,或結盟、或臣屬,交往經久,自得視作柔然人在西域的別種。在突厥勃興之際,悅般國輾轉被迫西遷,並被歐洲人稱呼做偽阿瓦爾人(阿瓦爾匈人)。這和悅般主力僅2萬人卻膨脹至20萬人有關,流品既雜,自是不純。

另外,我還有一個猜想,為免日久或忘,暫時記錄下來,日後再來檢驗真偽:

(4)關於柔然的名號,音近現代漢語的阿瓦爾,此名號柔然原文以字母表記可作:Avar、Apar、Abaroi、Avari、Avares,論者亦有以蒙古語中的abarga(蛇)字為訓。觀其字源和文化背景等因素,似乎與第一個游牧民族獨目人(三道海子文化)脫不了關係,也可能影響過古希臘文化與祆教文明。古希臘太陽神Apollo亦是醫療神,而醫療符號總會纏繞蛇紋。祆教的七柱善神則為7位Ahura,代表了光明神界與黑暗7柱神對抗。祆教的光明七柱神、古希臘Apollo太陽神、北狄文化中Avar(Apar)文化概念的衍生意涵為abarga(蛇)與蠕動(芮芮),基本上音、義、象徵物都非常雷同,當與薩滿醫療觀念中所談的7脈輪有關。

2018年9月3日 星期一

伊兒考

2018年09月03日撰稿
2018年09月05日校稿
蒙古帝國4大封國當中,佔據伊朗、高加索等地者為伊兒汗國。伊兒汗的原文,徐良利《伊兒汗國史研究》(2009年12月,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84695)第3頁說明:「"伊兒汗"(Il-qan或Il-khan或El-Khan)一詞,亦譯為"伊利汗",或"伊爾汗"。"Il",突厥語,"臣屬、"服從"之義。在現存的歷史文獻中,"伊兒汗"既可視為人名,也可視為社會制度史術語。」

關於伊兒(利)一字的本意與源流為何?劉義棠在《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134葉解釋:「il亦即el,äl國際音標作ɛl,今土耳其文作il,維吾爾文則作ا ل──ɛl,äl,el,義為:『國家』、『部落團體』,丹麥學者V. Thomsen早已指出,亦可作為:『同盟團體』、『民族』、『群眾』、『人民』、『民眾』等解釋。」考察伊兒(利)一字的歷史,其由來非常古老,在古代的鮮卑、柔然、突厥、回紇等國度都曾見採用。大蒙古國承其遺緒,乃將旭烈兀之封國命曰伊兒汗國。

一、拓跋鮮卑:
(1)穆帝「猗盧」(il、el、illig、ellig)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140頁:「特肯(Talât Tekin)解釋突厥語el/il的詞義是人民、國家,ellig的詞義是擁有國家。在突厥汗國裡el是極為常見的官號……突厥和回鶻政治體中的el/il,繼承自草原古老的政治傳統。作為官號的el/il,不僅見於柔然汗國,也見於拓跋鮮卑的早期歷史。拓跋鮮卑穆帝名"猗盧","猗盧"應當是穆帝的官號或官號的一部份,凝固成為他個人的名字。這個"猗盧"就是il/el的音譯,當然也可能是帶有後綴的形式illig/ellig,因為在鄂爾渾突厥文碑銘中el/il的用例中,後綴的變化是非常豐富的。當政治組織制度形式的演化,發展至"政治名號 = 官號 + 官稱"這一模式之後,il/el及其變化形式(如illig/ellig)似乎早已分化為穩定的官號,而不具有官稱的性質。」

(2)作為部族名稱的「俟力伐」氏(il bäg氏、illig bäg氏、il beg氏、illig beg氏)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149頁:「俟利發高於俟斤,這恰恰反映了在官稱演化歷史中,俟利發晚於俟斤。規模較大、級別較高的政治體所採用的,往往是較新的官稱。俟利發和俟斤的演化過程,植根於東胡及東胡裔諸部族的歷史之中。拓跋集團中源於俟利發和俟斤的那些部族名稱,顯示了在魏晉時期這兩個名號都有可能保留著官號功能。」第150頁~151頁:「柔然政治制度從起源上來說,與漢魏東胡裔的其他部族,特別是鮮卑各部有著不可忽視的親緣關係。比如,俟利發(il或illig + bäg或beg)與吐豆發(tutuq + bäg或beg)這兩組結構完全一致的政治名號,與魏晉鮮卑諸部的政治名號傳統十分吻合,說明它們在起源上存在著相關性。更不用說拓跋集團本已存在以"俟力伐"為名的部族。」第72頁:「北朝內入北族的姓氏,通常都是其所屬部族的名稱。號稱鮮卑的姓氏中,還有拔拔氏(長孫氏)、他駱拔氏(駱氏)、俟力伐氏(鮑氏)、柯拔氏(柯氏)等等……特別顯著的例子是俟力伐氏(鮑氏),俟力(俟利)是一種普遍見於中古北族的官稱,必為美稱無疑,亦必具有官號功能,而俟力(俟利)與伐(beg)結合,既構成新的官稱,也可以作為官號使用」

二、慕容鮮卑:
(1)作為可汗號的「亦洛韓」(el khan、ilig khan)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219頁:「慕容廆稱可汗,吐谷渾亦稱可汗,二人之父名亦洛韓,"韓"字當是"可汗"的省譯,而"亦洛"很可能是el/ilig的音譯(如突厥伊利可汗之可汗號)。慕容鮮卑的君長父子皆稱可汗,這是因為當時可汗一職尚未演化為高級政治體(superatribal polities)的首腦(supreme ruler)的稱謂。慕容廆的可汗號是若洛廆(若洛應即亦洛),吐谷渾的可汗號就是吐谷渾,若洛廆和吐谷渾都是可汗號,亦即官號(appellation)」

三、柔然:
(1)作為官號的「俟利莫何」(il bagha、el bagha、il baγa、el baγa),?~552年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140頁:「《北史》記阿那瑰時期有"俟利莫何莫緣游大力"、"俟利莫何折豆渾侯煩"。在前一個例子中,"俟利"與"莫何"(baγa/bagha)一起構成官號,修飾官稱莫緣;在後一個例子中,俟利莫何作為官號已經被單獨使用來稱呼折豆渾侯煩,而不需要特別提及他的官稱了,正如"俟利莫何"也同樣用來稱呼游大力而不需要提"莫緣"一樣。《北齊書》提到"俟利藹焉力類阿帝"和"俟利郁久閻李家提",《北史》還記阿那瑰時期柔然有"俟利阿夷普掘",這些"俟利"的性質也應是官號而不是官稱。」

(2)作為官稱的「俟利發、俟力發、俟匿發」(il bäg、illig bäg、el bäg、ellig bäg),?~552年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136頁:「《北史》記阿那瑰初立,有族兄"俟力發示發率眾數萬"攻擊阿那瑰;其後,阿那瑰的"從父俟力發婆羅門率眾數萬人入討示發"。這兩個人都有"俟力發"頭銜,可見俟力發是柔然官制中的一環。《北齊書》記天保三年(552)二月,阿那瑰與突厥作戰失敗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瑰從弟登注俟利發"等奔齊。俟利發應該是俟力發的異譯。《北史》還記有阿那瑰之兄、"蠕蠕後主俟匿發",俟匿發,也是俟力發的異譯。」

四、東突厥:
(1)伊利可汗(Il Qakhan),首任君主,552年
劉義棠《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8葉~第9葉:「梁元帝承聖元年(五二二,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大敗柔然……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伊利,即突回語之il,el,äl音譯,另亦譯作『頡利』、『頡』,義為:『部落團體』、『國家』、『民族』、『人民』、『群眾』、『民眾』等。因此,『伊利可汗』者,若以漢語譯之,即『國家皇帝』、『人民皇帝』、『部落團體之王』也。」第12葉:「『逸』即「頡」之另譯,與『伊利』、『頡利』等,同為il,el,äl之漢譯」第44葉:「緣突厥可汗之稱,無論勢力、權位之高低者,皆可以可汗稱之,無有區別,其所謂『大、小可汗』者,乃中國治史者之區分耳,真正而實際之區分,乃在其統治權之所及。其統治權力及於『全族』或『全國』者,即為Il Qakhan,是土門之所以稱伊利可汗(Il Qakhan)者,理由或即在此;其權力不及於全族之可汗,則為我人所稱之小可汗。」

(2)頡利可汗(Il Qakhan),末任君主,620年~630年
劉義棠《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23葉:「頡利可汗與伊利可汗,亦皆為Il Qakhan可汗之漢譯是……頡利可汗則於貞觀四年(六三○)三月,為李靖破敗,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擒之,送於京師,東突厥亡。」

(3)作為官稱的「俟利發、頡利發、俟利伐」(il bäg、illig bäg、el bäg、ellig bäg)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136頁~第137頁:「《周書》記突厥官制曰:"大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勤,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通典》俟利發作頡利發,可見頡利發也是俟利發的異譯。《隋書》記突厥步迦可汗(達頭)"遣其子弟俟利伐從磧東攻啟民"這個俟利伐,當然同樣是俟利伐的異譯。總之,俟利發、頡利發、俟利伐、俟力發、俟匿發,還有高昌麴斌造寺碑裡的"希利發"等等,對應的都是同一個柔然、突厥政治體中的某一個專有制度名號。」第139頁~第140頁:「我認為普里察克(Olmeljan Pritsak)所提出的俟利發和頡利發對應的突厥語詞應當是ilig-bäg的觀點,是更好的方案。也就是說,認為"俟利發"其實對應的是il(或illig)或el(ellig) + bäg,或許更準確些。」

五、西突厥:
(1)乙毗咄陸可汗(Il Biy Türük Qaghan),638年
劉義棠《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695葉:「通典:『貞觀十二年(六三八),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第697葉:「乙毗咄陸可汗,為突回語Il Biy Türük Qaghan之音譯,義為:『國家富有突厥可汗』。」

(2)乙毗沙缽羅葉護可汗(Il Biy šbara Yabghu Qaghan),639年
劉義棠《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699葉:「乙毗沙缽羅葉護可汗,為Il Biy šbara Yabghu Qaghan之音譯,義為:『國家富有而勇健的葉護可汗』。」

(3)乙毗射匱可汗(Il Biy Shifkü Qaghan),642年
劉義棠《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703葉:「乙毗射匱可汗,為Il Biy Shifkü Qaghan之音譯。可汗冊立之年應依唐會要卷九四、通鑑卷一九六,在貞觀十六年(六四二)」

(4)頡苾達度設(Il Biy Tardu šad),653年
劉義棠《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713葉:「永徽四年……是歲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請討賀魯自效,為賀魯所拒不得前。」第714葉:「據唐會要卷九四、冊府卷九六四及通鑑卷一九九等,均曰又名頡苾達度設(Il Biy Tardu šad)」

六、後突厥:
(1)頡跌利施可汗(Eltiriš qaγan),?~691年
護雅夫〈突厥之君主觀〉(收入:《回鶻學譯文集新編》,2015年5月,甘肅教育出版社,ISBN:9787542334596)第3頁:「如所周知,毗伽可汗的父親骨咄祿被稱作頡跌利施可汗,其母為頡利毗伽可敦……在銘文頡跌利施(Eltiriš)中的tiriš顯然源自動詞tir-"聚集"或"匯攏"。骨咄祿獲此稱號的原因是他將不同的部落召集到一塊,並建立了第二突厥汗國。進而言之,稱號頡跌利施一定是對骨咄祿的頌揚之詞。」

【美國】O. Maenchen-Helfen,〈西伯利亞岩刻所見黠戛斯摩尼教〉(收入:《回鶻學譯文集新編》,2015年5月,甘肅教育出版社,ISBN:9787542334596)第157頁:「680年以後,隨著後突厥汗國的勃興,唐與黠戛斯之間的關係顯得有點微妙,頡跌利施可汗(亡於691年)對黠戛斯發動了數次戰爭」

(2)頡利毗伽(Elbilgä)可敦(il bilge katun)
護雅夫〈突厥之君主觀〉(收入:《回鶻學譯文集新編》,2015年5月,甘肅教育出版社,ISBN:9787542334596)第3頁:「如所周知,毗伽可汗的父親骨咄祿被稱作頡跌利施可汗,其母為頡利毗伽可敦……骨咄祿的妻子頡利毗伽(Elbilgä)意為"部落(或國家)之智慧"。故此,可視二稱號分別代表的是勇武(指可汗)和智慧(指可敦)。這兩種品質便是突厥人所稱讚的美德。」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134頁~第頁:「毗伽可汗的母親、骨咄祿的妻子為il bilge katun,按照唐代音譯習慣,應譯作"伊利毗伽可敦",這裡可敦號"伊利毗伽"是由伊利(il)和毗伽(bilge)兩個發揮官號功能的美稱組合而成的。」

七、黠戛斯:
(1)俟利發,?~648年:
【美國】O. Maenchen-Helfen,〈西伯利亞岩刻所見黠戛斯摩尼教〉(收入:《回鶻學譯文集新編》,2015年5月,甘肅教育出版社,ISBN:9787542334596)第156頁:「632年唐朝遣使黠戛斯,時當突厥帝國覆亡後的第三年。嗣後,突厥人就一直保存著與唐朝和黠戛斯的接觸。643年,黠戛斯遣使入長安朝貢。648年,回鶻歸順唐朝,黠戛斯人借此機會加強了與唐朝的聯繫。黠戛斯的俟利發被唐朝授予極高的稱號,成為昆堅都督府的都督。」

八、拔悉蜜:
(1)頡跌伊施可汗(Il-teris Qaghan),?~744年(唐玄宗天寶3年)
劉義棠《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129葉:
「唐於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遂置六府七州,以回紇部為瀚海都督府,拜胡祿俟利發吐迷度(KÜIIÜK Alp Tomido偉大的英雄吐迷度,或Qutluq Alp Tomido敬畏的英雄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其國,傳至骨力裴羅(Kuqluq Bala強幹頂極者,或Qutluq Bala神聖頂級者、幸福至極者),國力真正達到強盛時期。先後攻殺突厥烏蘇米施可汗、白眉可汗,攻敗拔悉蜜頡跌伊施可汗(Il-teris Qaghan),勢力大振,……樹牙於烏德鞬(Ütükän)山、嗢昆(Orkhon)河之間,繼承此偉大事業而發揚光大者,即為葛勒可汗。」第776葉:「頡跌伊施可汗,為突回語Elteriš Qaghan音譯,義為:『國家(或部落)復興可汗』。」

九、回紇:
(1)登里囉沒蜜施頡翳德蜜施毗伽可汗(Täŋridä Bolmiš Il Itmiš Bilgä Qaghan,葛勒可汗,骨力裴羅之子),第2任可汗
劉義棠《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129葉:「其國,傳至骨力裴羅(Kuqluq Bala強幹頂極者,或Qutluq Bala神聖頂級者、幸福至極者),國力真正達到強盛時期。……樹牙於烏德鞬(Ütükän)山、嗢昆(Orkhon)河之間,繼承此偉大事業而發揚光大者,即為葛勒可汗。」第131葉~第132葉:「突回民族之可汗,其名號常有規律性的成一公式化……茲集成公式如下:……Il Itmiš──治理國家;Il Tutmiš──治理國家」。第136葉:「葛勒可汗之正式名號應為:Täŋridä Bolmiš Il Itmiš Bilgä Qaghan,音譯為:登里囉沒蜜施頡翳德蜜施毗伽可汗;意譯為:受命自天治理國家智慧可汗。」

(2)愛登里邏汨沒蜜施頡咄登蜜施合俱錄毗伽可汗(Ai Tängridä Qut Bolmiš Il Tutmiš Quch Küllüg Bilgä Qaghan,登里可汗),763年(唐代宗廣德元年)7月
劉義棠《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801葉:「可汗名稱,諸史書著錄頗不一致,我整理、分析之為:愛──AI,AY(月),登里邏──TÄNGRIDÄ(天),汨──QUT(幸福),沒蜜施──BOLIŠ(成為),頡──IL(國家),咄登蜜施──TUTMIŠ(管理),合──QUCH(英勇的),俱錄──KÜLLÜG(偉大),毗伽──BILGÄ(聖智),可汗──KAKHAN,其涵義為:『受命自月神而成幸福治國英勇偉大聖智可汗。』」

(3)首席宰相(大相)之官號「頡于迦斯」(IL ÜGÄSI、IL IGÄSI、ÄL ÜGÄSI、ÄL IGÄSI),781年(唐德宗建中2年)
劉義棠《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812葉:「頡干迦斯……日人山田信夫根據唐會要回紇傳對其語原作IL ÜGÄSI,為回鶻諸宰相中之首位稱號……若此頡干(于)迦斯,為『大相』之意而不作為人名解釋,則其語原確為名詞之結合,我認為:IL,ÄL──頡(人民、國家、部落團體),IGÄ,ÜGÄ──于迦(主人、作主──表示在掌握之中或其範圍內),SI──斯(兩名詞結合時,加於元音結尾之字尾詞),合言其義為:『掌握國家主權者』、『掌握人民主權者』,山田信夫之說大致不誤。因此,除唐會要翻譯作『頡于迦斯』外,其餘均多已誤于字為干字」

十、十姓回鶻王國(西州回鶻王國、高昌回鶻王國):
(1)國號:on uyγur eli(高昌回鶻王國),1067年
白玉冬《九姓韃靼王國史研究(8─11世紀)》(2017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9787520315128)第86頁:「用古突厥語之一的回鶻語、回鶻文字創作於1067年的哈密本《彌勒會見記》(Maitrisimit)的序章第14頁為祈願文。其中,A面第20─27行有如下內容:……無庸置疑,上文中的on uyγur eli指的是高昌回鶻王國。」

(2)Tängri Elig國王,10世紀~11世紀
張鐵山、Peter Zieme(合著),〈十姓回鶻王及其王國的一篇備忘錄〉(收入:《回鶻學譯文集新編》,2015年5月,甘肅教育出版社,ISBN:9787542334596)第278頁:「這個備受稱頌的王國被稱為"十姓回鶻王國"。從這一事實我們可得出結論:本文書年代所指的是以吐魯番地區的高昌為中心的西州回鶻王國時期。……基本保存完好的這一張文書是一本書的第22對開頁……它的編號是xj222-0661.9。」第279頁:「A:在第一節,我們得知新國王的青年時期。我們了解到,在他還是孩童時,他的父王(Tängri Elig)在一些鄰近民族,例如從蒙古的古代突厥碑文就為所知的九姓韃靼間進行的征服活動中,幫助他父王的一段奇異的記述。地理學方面,文書在這裡涉及高昌東部地區。」

(3)國王(el xan),10世紀~11世紀
張鐵山、Peter Zieme(合著),〈十姓回鶻王及其王國的一篇備忘錄〉(收入:《回鶻學譯文集新編》,2015年5月,甘肅教育出版社,ISBN:9787542334596)第284頁:「這個文書是關於西州回鶻王國一位王子經歷的備忘錄。它以讚美詩的形式稱頌了王子和他的王國。……el xan這個稱謂僅僅意味著國王。」

(4)宰相之官號「頡于迦斯」(el ögäsi、el ügäsi)
白玉冬《九姓韃靼王國史研究(8─11世紀)》(2017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9787520315128)第88頁:「帶有《總8782T,82》《Y974/K7709》兩種編號的該文書,鈐有十一處朱色方印,印文為"大福大回鶻國中書門下頡于迦斯諸宰相之寶印"。……朱印中的"頡于迦斯"為漠北回鶻汗國時期著名的高官稱號el ögäsi/ügäsi的音譯,其級別相當於宰相,這可從朱印中與之相對應的"中書門下"確認到。」

十一、甘州回鶻王國:
(1)國號:yaγlaqïr eli(藥邏葛王國),10世紀
白玉冬《九姓韃靼王國史研究(8─11世紀)》(2017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9787520315128)第76頁:「哈密頓研究的敦煌出土10世紀回鶻文文書之中,第15號文書第27─28行言:……上文中的yaγlaqïr eli,誠如哈密頓所言,指的是甘州回鶻王國。」

十二、九姓韃靼王國:
(1) 國號:toquz tatar eli(九姓韃靼王國),10世紀(925年?)~11世紀
白玉冬《九姓韃靼王國史研究(8─11世紀)》(2017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9787520315128)第76頁:「……葉尼塞碑銘的研究創造了極大的升值空間。此處筆者關注的是,瓦西里耶夫按E59序號收入的哈爾畢斯‧巴里碑銘(Herbis Baary Inscription)。」第85頁:「以toquz tatar eli(九姓韃靼王國)的形式出現,據筆者所知,哈爾畢斯‧巴里碑銘為唯一的存在。」第87頁:「九姓韃靼被稱為toquz tatar eli,很有可能是因為,當時他們構成一個高度集合的政治集團,乃至"國家"。」

(2)天王(täŋri elig),966年
白玉冬《九姓韃靼王國史研究(8─11世紀)》(2017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9787520315128)第88頁~第89頁:「根據漢籍紀錄的"天王(täŋri elig)"與"宰相允越"(el ögäsi/ügäsi)等官號,可推定韃靼國內存在以"天王"為最高點、以"宰相"為官僚之首的金字塔狀的官僚體系。」

(3)宰相:允越(el ögäsi、el ügäsi),966年
白玉冬《九姓韃靼王國史研究(8─11世紀)》(2017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9787520315128)第87頁~第88頁:「《續資治通鑑長編》卷7乾德四年(966)六月條言"塔坦國天王娘子及宰相允越皆遣使來修貢"。……韃靼國的"宰相允越"頻見於同時代的與回鶻相關的文書之中。……韃靼國的"宰相允越"的允越也可用古突厥el ögäsi/ügäsi來解釋。如此,韃靼國的"宰相允越",其在國內地位近似與高昌回鶻的"中書門下頡于迦斯",意為韃靼國的"國家之顧問"。」

十三、蒙古:
(1)伊兒汗(Il-qan或Il-khan或El-Khan)脫列哥那哈敦,1241年~1246年
徐良利《伊兒汗國史研究》(2009年12月,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84695)第4頁~第5頁:「日本學者北川誠一在《伊兒汗稱號考》一文中,認為"伊兒汗"一詞在窩闊台大汗和脫列哥那哈敦時代已經被使用,時間主要集中在窩闊台汗死後到貴由汗即位的1241─1246年,脫列哥那哈敦作為監國,統治蒙古帝國。從目前考古資料來看,在西亞各地發現許多刻有"兀魯黑‧蒙古‧兀魯思‧別乞"銘文的貨幣,脫列哥那已具有"伊兒汗"和"兀魯思‧別乞"兩個稱號,作為國家(兀魯思)的統治者(汗,別乞)和臣民(伊兒)的統治者(汗,別乞),兩者互為通用。」

(2)伊兒汗(Il-qan或Il-khan或El-Khan)旭烈兀,1256年~1265年
徐良利《伊兒汗國史研究》(2009年12月,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84695)第4頁~第5頁:「日本學者北川誠一在《伊兒汗稱號考》一文中,認為……所以,伊兒汗國奠基人旭烈兀採用"伊兒汗"這一先例稱號,是作為蒙古帝國大汗蒙哥在波斯的統治者來使用的。旭烈兀及其後代的貨幣為表示伊兒汗的權威來自蒙古帝國大汗,從而刻有"在大汗的名下"字句,表明了"伊兒汗"是"攝政藩王",對大汗處於隸屬地位。因此,北川誠一也將"伊兒汗"理解為"處於隸屬地位的統治者"。」第6頁:「"伊兒汗這一稱號在窩闊台大汗和脫列哥那哈敦時代已經使用,旭烈兀採用這一稱號,是"自稱‘伊兒汗‘ "。所以,起初的"伊兒汗"應是作為蒙古帝國大汗蒙哥在西亞的"攝政王"或者"藩王"來理解。因為此時尚屬"西北諸王"之一,作為蒙古帝國最高統治者蒙哥大汗在憲宗二年(1252年)派遣同母弟旭烈兀統兵征討西亞尚未降服的國家,"並打算將來讓旭烈兀統治伊朗"。」

徐良利《伊兒汗國史研究》(2009年12月,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84695)第66頁:「旭烈兀1256年自稱"伊兒汗"」第7頁:「1260年蒙哥大汗死後,蒙古帝國分裂加劇,並開始了忽必烈與阿里不哥長達四年的爭位戰爭(1260─1264年)。其間,旭烈兀已佔有整個西亞等地,"其勢足以自帝一方"。……1262年旭烈兀與金帳汗國別兒哥汗為爭奪阿塞拜疆發生戰爭……忽必烈審時度勢,派遣使臣向旭烈兀宣布:"從質渾河岸(從中亞阿姆河)到密昔兒(即埃及)的大門,蒙古軍隊和大食人地區,應由你,旭烈兀掌管"。……1264年,忽必烈再一次遣使徵詢旭烈兀關於如何處置阿里不哥的意見並正式冊封旭烈兀為伊兒汗國的統治者。」第66頁:「1264年得到忽必烈大汗的認可和冊封,旭烈兀開始實行伊兒汗職位世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