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族傳統常居不易而非隨時變異

2021年12月04日撰稿

最近治理北族名號，心有所感，茲將意想連綴乙則，題旨：北族傳統常居不易而非隨時變異。

從小到大，但凡閱讀我等華族所撰篇什，多認為北族的文化傳統較不固定，隨著時間向後推移，北族的社會慣習會產生很多變化，大改古人之風尚。持此議者，其根底多從下列幾處出發：

（1）北族無文字，尤其是匈奴、鮮卑，無文字導致後人無法參引前人的書面紀錄，只能由口碑傳言之中來理解自身的傳承為何物。言說的過程很容易出錯形成突變，或者是因為老輩凋零無人言說，從而讓古代的文化因子斷流。

（2）北族人口基數少，又喜歡四處抄剠，也常為異族所征役，極大程度地混入了外族人口，附帶就容易讓外部文化因子滲入北族文化之中。加之北族遊牧文化質樸、簡單、野蠻，面對高度文明的中國文化、回教文化或羅馬文化，北族由野蠻轉向典雅來模仿、學習或轉變，自是事理自然。

（3）北族的經濟型態為純游牧，隨畜轉移，遷徙無常。此種非定居的生活，沒有辦法攜帶大量的動產和不動產，只能攜帶精品的美玉、寶石、綢緞、車駕。這使得北族無法定著於一地，經之營之，發展出定型化的文化態樣。過度遷徙的遊牧生活是北族傳統無法固定下來的另一大干擾，高強度、大規模的全社群移動本來就有讓文化傳統無法恆久的物理制約。

不過，前述的理由雖看似堅實，且瀰漫於眾目所及的一切學術載籍，然而，卻未必就是真相。我人可以從下面的幾樁事例來踏查，北族的文化傳統應該是非常穩固、變異極少才對：

（1）北族的京師，從古至今，只有固定1處，即顎爾渾河谷。

比諸漢人，漢人的京師已然3變，分別為：關中、河洛、北京。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京師位置的變動來講，則漢人遠甚於北族。參：〈【筆記】北族京師（1）〉等系列文。

北族除非遭遇嚴重的外部軍事壓力，必須完全放棄本土舉國逃生，否則不會輕言拋卻以顎爾渾河谷為京師的執念。北匈奴西遷（含Hun）、突厥西走（含土耳其），都是無奈之下的產物。

另外，鮮卑人入主漠北後，毅然拋棄顎爾渾河谷，轉居中原，此看似與北族舊習徹底割斷。但鑒於鮮卑人的汗室乃出自中原三代夏后氏，本即非純粹的北族，故可置之不予深論。

（2）北族的名號，從古至今，其發音甚為穩固。即使從匈奴語傳入鮮卑語、突厥語、土耳其語，相關的名號在發音的差別上僅是方言差距而已；北族甚至連傳承自遠古華夏的名號，如單于、羲和（葉護）、伯，都一直維持著相當固定的發音。相照之下，漢語的發音變化，上古、中古、現代的差別頗鉅，可謂是3種不統的語言了；上古漢語確實具有印歐語族的特徵，擁有3時（過去、現在、未來）1式（命令）的文法，古字的發音也非1字1音而是有著前（後）綴輔音，而中古的白話文如元代漢語又哪裡能用現代的白話文去讀通呢？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語音的變動來講，則漢人亦遠甚於北族。參：〈莫何考（1）：喀喇汗王朝博格拉汗名號蠡測〉等系列文。

（3）北族的國號，從古至今，只有4種：人（*kam）、中央（*broŋ）、大河（*idilk）、天（*traːŋril），發音亦甚穩固。匈奴（*flōŋ-naɦ，其中*flōŋ為*broŋ的音轉）、柔然（*apar），係援用傳統國號「中央（*broŋ）」。突厥（Turk）、土耳其（Turk），係援用傳統國號「大河（*idilk）」。丁零（居於北亞極北森林地帶，為匈奴分支）、2世紀黑海北岸χονυι部匈奴、4世紀Χιονivται（希奧尼部）匈奴，係援用傳統國號「天（*traːŋril）」。夏代有扈（*kam）氏、周代玁（*kam）狁，係援用傳統國號「人（*kam）」。

和北族放在一起，華族在國號（朝代號）的選用上就充塞著變化性，中國各個王朝都會自行選用朝代號，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明……等等，華族朝代號的數量遠遠超過4個，並且愈往後面愈會出現超越傳統舊朝代號的新事件（明），這在北族來說確屬不可思議。參：〈匈奴國族名號4種釋義〉、〈2世紀黑海北岸χονυι部匈奴、4世紀Χιονivται（希奧尼部）匈奴當係以「天」為國族號〉

（4）北族的內部管理結構，從古至今，只有1個基本型，即分翼制。

當部族人口少的時候，北族都集中為1部。人口漸增，就分為2部，互為犄角。再多則分成3部，作為軍事衝突時的左、中、右3翼部隊，3部是分翼制的基本型態。勢力更形龐大之後，仍會採行多部分翼制度，部數可達7～8部。然無論分出再多的部、翼，仍然是分翼制，而非其他的體制，這點和中國時常保持著郡縣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若論文化傳統的不固定，以內部管理結構的變動來講，漢人常保郡縣制與北族習用分翼制，其固定的程度是一模一樣的。參：蕭愛民《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兩翼制度研究》，2007年12月，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67414

既然誤區已得解開，那麼，便須繼續解決下一個謎團。在北族游牧營生、無文字城廓、易受外誘外擾的情況下，北族文化傳統竟然是高度固定性的，此情景究竟是何由致之？靜案，其原因，大率有幾：

（1）北族人口基數甚少：

匈奴人口不過漢朝一大郡，為數約1百多萬左右，後繼的鮮卑、突厥、土耳其，當他們生活在漠北、西域、河中等地的時候，限於惡劣的生態環境和游牧的經濟模式，人口數自然不會太過膨脹，各處合計也差不多接近數百多萬之譜。此和古代的中國（西漢盛時約2,000萬人口）、波斯、羅馬等人口大國相比，自是少了許多。文化的突變率，各種族既然同為人類，自然是相似的。那麼，人口基數少的種族，乘以相同的突變概率，其結果自然是變化性更低，很容易維持穩固的文化傳統。反倒是人口基數多的種族，更見文化突變、文化內部自我興革的情況才對，從而讓其文化傳統顯得喜新厭舊，較不穩定。

（2）北族口傳背誦應極嚴謹：

沒有文字的匈奴人、突厥人，他們在傳播政令的時候，以及傳承歷史文化的時候，多半是以口傳、言語的方式在做交流。如果口誦時漫不經心，自當大量流失文化慣習。然而，鑒於北族在京師、名號、分翼……等方面，擁有著恆久的樣貌，我們可以認為北族的文化傳統是固定的，並未捐喪。由而可以反推北族人在口誦時的心態和操作細節應當極度嚴謹，能夠做到歷代人都維持著相同的說唱內容和故事主題。這種精細程度可能跟他們有利用一些神祕學的手法有關，或者是口誦群體的職業化與標準化有關。

（3）北族騎馬導致通訊交流頗為發達：

北族採取游牧經濟，馬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騎馬、駕車的速度是比徒步來得快多了。廣大的漠北草原、西域和河中地區，地理平坦、阻礙頗少，加之採行車馬運輸，使得整個廣大區域的同一北族都可以有著高效的通訊方式和接觸頻率。在人口基數少、常態定期聚會（龍庭大會、分部聚會、舉族軍訓）、車馬運輸頻率高的條件之下，整個北族內部可說是共享高密度的溝通頻次，遂讓他們凝聚為單一的社群，其文化傳統縱使有一些外來干擾或內部突變，也極易獲得相互糾錯，出現趨同校正回歸原樣。因此，也許北族容易接納先進的商品，但要他們貿然變改京師的位置則是絕不可能的。

簡單地說，北族傳統文化具有高度的固定性，至少反映在：

（1）京師位置固定於顎爾渾河谷。

（2）各色國號與名號的發音，古狄、匈奴、柔然、突厥都保持固定，僅有方言差異。

（3）國族政制係以3部分翼制為基本型，為民政、軍政一體化的高效結構。

以上種種，實與中原漢族、現代歐美日學術主流所知所見，大相徑庭。

揣測幾條匈奴語的聲律

2020年11月25日撰稿

尚待校補

匈奴語的聲律，目前我個人推測，可能有如下幾條規則。

一、*tr-＞*dr-/*t- 聲律

繼受：*tr-（統一匈奴語）＞ *dr-（南匈奴語）

借詞：*tr-（統一匈奴語）＞ *t-（突厥/回紇/蒙古語）

*tr-＞*dr-/*t- 聲律：「起首子音在早期為*tr-，到了後期有在南方（華北地區）變化為*dr-、在北方（塞北）變化為*t-的現象。」

我於〈天字的匈奴語發音（附：單于的字義蠡測）〉文內，曾經整理過「天」字在北族語言中的繼受或借用情形：

（1）統一匈奴語：rtraːŋril（漢朝），可能最前面的r輔音或可去除而作traːŋril

（2）南匈奴語：draːŋril（晉朝）

（3）突厥語：täŋri、tängri、tärim（唐朝），隋唐之際的文獻對音作ḍraŋril

（4）回紇語：tängridä（唐朝），唐中後期文獻對音作：登里邏/囉

（5）蒙古語：tängri（金朝以降），現代漢語常見譯作：騰格里

可以明顯看出，在匈奴語本民族的繼受關係中，前後期有1條聲律：

（1-1）*tr-（統一匈奴語，漢朝，塞北）＞ *dr-（南匈奴語，晉朝，華北）

這條聲律所反映的變化，約莫是發生在早期匈奴語的南部方言中。

例子就是「天」字：

*traːŋril（統一匈奴語）＞ *draːŋril（南匈奴語）

另外，在匈奴語借至其他北族語言時，內外之間（同時也有前後時序）則有1條聲律：

（1-2）*tr-（統一匈奴語，塞北）> *t-（突厥/回紇/蒙古語，塞北）

例子一樣是「天」字，語音變化則是：

*traːŋril（統一匈奴語） = *täŋri(l)（突厥/回紇/蒙古語）

二、*( )d( )-＞( )t( )- 聲律

繼受：*(i)d(i)-（古匈奴/狄語）＞？（統一匈奴語）＞*(a)t(i)-（西遷匈奴語）

借詞：*(i)d(i)-（古匈奴語/狄語）＞？（統一匈奴語）＞*(a/i)t(i/u/o)-（突厥語）

*( )d( )-＞( )t( )- 聲律：「字詞首起元音省略之規則中，為兩個母音所夾的子音，有由前期的d轉換為後期的t之現象。」此聲律有可能會干擾到該子音的前母音跟後母音，不見得能維持住原本i母音的型態，而有可能被干擾為別的母音如a、u或o。

〈匈奴國族名號4種釋義〉裡已初步抄錄「大河」1字在北族語言中的相關資料，此處再進一步清理一下其繼受或借用情形：

（1）*(i)dilk（*idilk：有易氏，商代古匈奴語，河北 / *dilk：狄族，春秋狄語，華北）

（2）*(a)til或*(i)til（Atil/Itil：阿得水，唐代突厥語，西域）

（3）*(i)Turk（Turk：突厥，唐代突厥語，塞北）

茲再假設Hun王阿提拉（Atilla）的名字也是衍生自「大河」1字，追加進去的話：

（4）*Atil(la)：（Atilla：阿提拉，西遷北匈奴語，東歐）

則可以明白得出，在匈奴語本民族的繼受關係中，前後期尚別有1條聲律：

（2-1）(i)d(i)-（古匈奴/狄語）＞？（統一匈奴語）＞(a)t(i)-（西遷匈奴語）

其例「河」字：

*(i)dilk（古匈奴/狄語）＞？（統一匈奴語）＞Atil(la)（西遷匈奴語）

從匈奴語借入其他北族語言時，此聲律於內（前）、外（後）之間的變化亦是相同的，一樣為：

（2-2）(i)d(i)-（古匈奴語/狄語）＞？（統一匈奴語）＞(a/i)t(i/u)-（突厥語）

同樣舉「河」字為例：

*(i)dilk（古匈奴/狄語）＞？（統一匈奴語）= Atil/Itil阿得水/Turk突厥族名/Tola河（突厥語）

限於匈奴字的資料太少，以上的聲律僅屬極初步的臆測。未來倘能研究得到更多的匈奴字，合當再行追加比對。

近現代蒙古史專家：紀伯庸先生

2020年06月05日撰稿

《蒙古秘史》、拉施特《史集》、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米爾咱‧海答兒《賴世德史》、沙─馬赫穆德‧楚刺思《編年史》等史乘，乃校對古代蒙古史的重要典籍，不可不備。藏書愛好者倘能得諸一、二全本，至謂幸福。現代蒙古史亦有一本好書《察哈爾與綏遠》，極為稀罕，愚歷今亦素未之見。是書作者為紀伯庸先生，謹將所閱相關資料略予籌集，試排比其生平簡歷如下：

紀庸，原名紀國宣，字伯庸，筆名果庵【注1】。散文家、史學家【注2】。祖籍河北獻縣，清朝宣統元年 / 西元1909年生於河北薊縣【注3】，後遷至北平【注4】。中華民國22年 / 西元1933年畢業，赴宣化省立師範執教，先後為國文教員、教務主任等職【注5】，撰有《察哈爾與綏遠》一書，為內蒙古史名著【注6】。

紀伯庸於汪兆銘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受知於樊仲雲，樊氏時係汪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中央大學校長；紀氏因出任教育部秘書、中央大學教授【注7】，累遷教育部秘書（民國30年 / 西元1941年3月7日免）【注8】、國史編纂委員會纂修（民國33年 / 西元1944年4月17日在職）【注9】、中央大學附屬實驗學校主任（民國33年 / 西元1944年4月17日在職）【注10】。民國33年 / 西元1944年4月20日任立法院第3屆立法委員【注11】，民國34年 / 西元1945年3月28日任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注12】、民國34年 / 西元1945年3月29日任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蘇北分會委員【注13】。

先生於民國31年 / 西元1942年3月創刊學術性刊物《真知學報》，經常在《古今》、《風雨談》、《藝文雜誌》等刊物發表文章【注14】，民國33年 / 西元1944年出版散文集《兩都集》，為汪政府時期知名作家【注15】。中日暨國共戰後，時序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榮辱反是，終不屈而別。

小注：

【注1】黃惲〈知堂弟子紀果庵〉，《篁軒雜記──紀果庵散文選》，2009年3月，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356頁～第357頁。

【注2】黃惲〈知堂弟子紀果庵〉，《篁軒雜記──紀果庵散文選》，2009年3月，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359頁。

【注3】黃惲〈知堂弟子紀果庵〉，《篁軒雜記──紀果庵散文選》，2009年3月，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356頁～第357頁。

【注4】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1980年5月20日，成文出版社，第108頁。

【注5】黃惲〈知堂弟子紀果庵〉，《篁軒雜記──紀果庵散文選》，2009年3月，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356頁～第357頁。

【注6】紀英楠〈序〉，《篁軒雜記──紀果庵散文選》，2009年3月，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v頁。

【注7】黃惲〈知堂弟子紀果庵〉，《篁軒雜記──紀果庵散文選》，2009年3月，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358頁～第359頁。

【注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國民政府公報》，1991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第3冊，第147號第12頁。

【注9】靜案，原文作「編修」，應校作「纂修」，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暨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2005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7冊，第497頁，〈中央政治委員會第134次會議記錄〉報告事項四附件之〈立法院第三屆立法委員簡明履歷表〉。

【注1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暨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2005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7冊，第497頁，〈中央政治委員會第134次會議記錄〉報告事項四附件之〈立法院第三屆立法委員簡明履歷表〉。

【注1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暨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2005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7冊第456頁、第493頁～第495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國民政府公報》，1991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1冊，第633號第2頁。

【注1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暨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2005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9冊第198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國民政府公報》，1991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第13冊，第784號第7頁。

【注13】蔡德金、李惠賢（編）《汪精衛國民政府紀事》，1982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269頁。

【注14】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1980年5月20日，成文出版社，第108頁。

【注15】黃惲〈知堂弟子紀果庵〉，《篁軒雜記──紀果庵散文選》，2009年3月，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359頁～第360頁。

達延考（3）：再探「塔陽、達延」官號的發音

系列文《1、2、[3]》

2020年06月04日撰稿

乃蠻部君主塔陽汗的官號「塔陽」在《蒙古秘史》中的發音為「Tayang Khan」，語出：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聯經，1979年12月初版，2006年5月初版3刷，ISBN：9789570808421）第193葉註1。再查《蒙古秘史》又名《元朝秘史》，其成書年代據《蒙古秘史校勘本》上冊（校勘者：額爾登泰、烏雲達赉，2006年8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ISBN：9787204083695）第3葉：「《元朝秘史》自明代洪武年間成書問世以來，已經六百多年了，但明版《秘史》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現存的三種版本都不是明代的原版本，而是以明版為藍本，經許多人互相輾轉影抄下來的不同抄本的翻版。」故《蒙古秘史》所載塔陽汗（Tayang Khan）發音，為洪武年間（西元1368年～1398年）追記1206年成吉思汗斡難河源建國以前的蒙古舊語，利用漢字進行特殊標音。可知塔陽官號的發音，至遲在13世紀中葉，從蒙古本土流傳到明朝境內的紀錄為*tayang。

在拉施特《史集》（又名《集史》）記錄塔陽汗的官號更見詳盡，全部的官號為「nārqīš-tāyānk」，這實際上應係2個字所組成的複合詞組，第1個字是nārqīš（納兒乞失），第2個字則是tāyānk（太陽/塔陽），參：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1997年，商務印書館，ISBN：9787100015295）第222葉。同書第6葉～第7葉說明《史集》於伊斯蘭教曆710年（1310-1311年）全部編成，進呈完者都汗御覽，可知塔陽官號的發音在14世紀初葉的伊兒汗國轄下，紀錄作tāyānk。

另〈達延考（2）：塔陽汗官號「塔陽」字義考抄〉已轉引各學者考抄《黃史》、《水晶鑒》、《蒙古黃金史譯注》、《阿勒壜汗傳》、《恆河之流》所見達延官號，相關發音包括：Dayan(g)、Dayon、Dayun，相關紀錄的撰寫時代為17世紀，推估通行區域為蒙古、青海、北京等地。

建立了文獻資料的時間序列和地理方位之後，得進一步將「塔陽/達延」該字在蒙古語發展史中的狀態彙製下表：

時代	發音	通行區域
13世紀中葉	tayang	北元、明國
14世紀初葉	tāyānk	伊兒汗國
17世紀	dayan(g)、dayon、dayun	蒙古各地、清國

上表直觀地顯示出蒙古語「全體」一字的語言學歷時性變化，自明初到清代其演變過程概括如下：

（1）西部蒙古的用法：

*tayang（13世紀中葉） > *tayank （14世紀初葉）

（2）東部蒙古的用法：

*tayang（13世紀中葉） > *dayang（？）> *dayan(g) （？） > dayan(g)、dayon、dayun（17世紀）

可以看出蒙古語「全體」的本字最初發音應為*tayang或*tayank，該字擁有字尾輔音g或k，在蒙古人往西擴展的時候仍將此字帶到了伊兒汗國（今之伊朗、伊拉克）境內使用。同樣在蒙古人往東、往南擴展的時候，蒙古本土以及華北、青海等地的人們則將此字的起首輔音由t改成d，並逐漸遺失了字尾的g/k輔音，進而將*dayan的第2音節a元音依方言的不同改念作a、o、u，其中只有第2音節發音作a元音的系統在部分文獻中保留有字尾g輔音。這表示清代蒙古人菁英知道dayang是比較古老、文言、標準的講法，dayan、dayon、dayun則是比較當代、通俗、方言的講法。

*tayang/*tayank和*dayang分別代表了早期和晚期的不同唸法，往西走的蒙古人大致保留了舊腔*tayang/*tayank，留在東方本土的蒙古人則將發音改作*dayang。這兩種唸法的分化很早，大抵在元朝就展開了，用法上的地理分界線很可能是乃蠻部故土，包括乃蠻部故土以西的西域和西方領地仍舊唸作*tayang/*tayank；扣除乃蠻部故土以東的蒙古本部和漢地則改發*dayang的音，並漸漸遺失字尾g輔音，進而連第2音節元音都出現了方言分化。蒙古語「塔陽/達延」官號的發音，試析若斯。

達延考（2）：塔陽汗官號「塔陽」字義考抄

系列文《1、[2]、3》

2020年05月30日撰稿

道潤梯步氏指出，金代乃蠻部的塔陽汗其官稱「塔陽」之字義為「全體」，該字降至明代蒙古則為「達延」汗的官稱。參：【清】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校）《蒙古源流》（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6年3月，ISBN：9787507838626）第282頁，註5：「案＂達延＂即全體之意，與《秘史》之＂塔陽＂是同一詞，僅標音所用之漢字不同而已。＂達延汗＂即全體之汗，亦即天下共主之意，並非＂大元＂二字之音譯。」

然進行文獻回顧，則可檢得許多反對意見，認為「塔陽」係外來語，為漢語「大王」的蒙古語音譯，如：

（1）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汗號〉（原刊：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p10～p14）第11面：「Dayan來自“大元”，可以從史實和語音學兩個方面來加以證明，而某些蒙文史書的說法是一種俗詞源學的解釋。」

（2）寶音德力根〈達延汗生卒年、即位年及本名考辯〉（原刊：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11月，第33卷第6期，p1～p9）第7面：「“達延汗”之“達延”是漢語“大元”的音變形式，前引《明孝宗實錄》弘治元年五月乙酉、九月乙丑等條說小王子自稱“大元大可汗”或“大元可汗”以及何夢春奏摺說達延汗“以敵國自居”（明朝的“敵國”就是大元），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3）札奇斯欽《蒙古黃金史譯注》（聯經，1979年12月初版、2007年7月初版2刷，ISBN：9789570808414）第262葉註15：「達延‧可汗　蒙古源流說：因欲佔據達延國遂稱為達延可汗。』可知Dayan──『達延』是Dayon──『大元』的訛轉。達延可汗就是大元可汗。……又黃金史下卷自一六二頁第七行起也都作Dayon Khaghan。」

（4）希都日古〈韃靼和大元國號〉（原刊：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14年 02期，P124 - 133）第124面：「這裡爭議最大的是達延汗的汗號問題。這裡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觀點認為，達延汗非大」下接第125面：「元汗。與此類似的看法，還有從字形和讀音上否定“達延”即“大元”的。另一種觀點，恰恰相反，達延汗即大元汗。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汗號〉一文，從語源探究和史實分析兩個方面人手， 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此文認為， 蒙古文史書， 本來達延汗這個名字就有Dayan 與Dayun的兩種不同的寫法。蒙古文史書自從《黃史》（ 《沙拉圖濟》） 對Dayan這種常見的寫法做了俗詞源學的解釋以後，隨後薩岡徹辰《蒙古源流》及答哩瑪固什著《金輪千輻》等書均採用此說，把達延汗都理解為君臨一切，或者全體人眾的可汗。而後來這種說法，以致影響了現在的學者。就蒙古文史中的另一種寫法Dayun，Ｈ‧塞瑞斯、札奇斯欽、朱風、賈敬顏等學者均主張Dayun較之Dayan更接近於“大元”的讀音原型。實際上，較接近於“大元”的讀音原型的Dayun，受蒙古語元音同化現象的影響又轉為Dayan。筆者完全贊同烏蘭的觀點。至於施密特、符拉基米爾佐夫等把達延汗的Dayan解釋為“全國汗”或“全蒙古汗”；另外道潤梯步所謂“‘ 達延’， 即全體之意，與《秘史》之‘塔陽’是同一詞”，等等，都是錯誤的。顯然， 施密特、符拉基米爾佐夫等的錯誤是因為未能弄清較接近“ 大元”的古音Dayun轉為Dayan的變化，而一味迷信佚名氏著《黃史》（《沙拉圖濟》） 所作的俗詞源學解釋所致。道潤梯步則把達延汗的汗號與《元朝秘史》的乃蠻汗號“塔陽”等同起來，更是站不住腳的錯誤說法。因為據拉施特《史集》記載，乃蠻的塔陽汗號來自於契丹人漢化的稱號漢語“大王”一詞，而並非蒙古語。所以，它與蒙古文史書所載的由Dayun轉音的Dayan這一達延汗汗號的蒙古語詞，“全、普；一切、所有”，根本不是一個詞。更何況對達延汗汗號的蒙古文寫法Dayan一詞的俗詞源學的解釋靠不住呢？」

靜案，前引各段落導出幾個問題：

（1）乃蠻部「塔陽」官號，與明代蒙古「達延」官號，兩者是否為同一個字詞？

（2）乃蠻部之蒙古語「塔陽」其字義為漢語「大王」的單純音譯？抑係北族傳統固有舊詞表示「全體」的意思？

（3）明代蒙古語「達延」其字義為漢語「大元」的單純音譯？抑係北族傳統固有舊詞表示「全體」的意思？

以下試析辨之。

一、乃蠻部「塔陽」官號的發音：

塔陽汗其人，與王汗、札木合、成吉思汗為同時代之人。參：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聯經，1979年12月初版，2006年5月初版3刷，ISBN：9789570808421）第193葉註1：「王汗與亦難察汗同時代，而塔陽汗為亦難察汗之子」。至於「塔陽」官稱的發音，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第193葉註1：「Tayang Khan」。希都日古〈韃靼和大元國號〉第125面：「據拉施特《史集》記載，乃蠻的塔陽汗號來自於契丹人漢化的稱號漢語“大王”一詞，而並非蒙古語。」

在此假設「塔陽（Tayang）」係由漢語「大王」經契丹語借入乃蠻部的外來詞。乃蠻人約屬蒙古化的突厥人，其語言當和金代克烈部、蒙古部的蒙古語會有方言上的差異，但雙方語言大致是相同的──而且縱使蒙古部方言與其他的乃蠻部、克烈部等部方言有所差異，但由於該字發音的紀錄是來自於蒙古部方言後續發展出的蒙古語《蒙古秘史》，我等可以認為「塔陽（Tayang）」字音即為金代蒙古部方言的紀錄，亦等於元代蒙古語的紀錄，畢竟克烈部方言所借漢語音譯詞也會同樣地經由蒙古部方言自身相同的音律規則而變化，進而記錄到《蒙古秘史》中。准此，若「塔陽（Tayang）」之「(y)ang」乃漢語「王」的音譯借字，那麼，自然可以和克烈部「王汗」的頭銜作一比對。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第102葉註42、第166葉註2就「王汗」的發音為「Ong Khan」，由於克烈部王汗的「王（Ong）」官號是金朝以漢語「王」爵所贈，故可確定蒙古語「Ong」就是漢語「王」的對音。

二、明代蒙古「達延」官號的發音：

明代蒙古本名「Batu Möngke（巴圖蒙克）」的小王子繼位為蒙古國（大元）元首後，易名為「達延汗」。其「達延」官號的發音為何？相關各種紀錄可間接參引：

（1）Dayan（17世紀30年代使用）：

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3面：「17世紀30年代已出現了像《黃史》作者那樣不再明白Dayan Qaḥan即“大元汗”的蒙古人」

（2）Dayang（清代使用）：

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4面：「《水晶鑒》中有一段不見於其他蒙文史書的話，讀來很有意思：Toγoḥan Temür Qa-ḥan Dayang─u qaḥan bolǰu saḥuγsan anu γučin ǰurγan ǰil bolbai──妥歡帖睦爾做Dayang汗三十六年。Dayang是Dayan的一種方言讀法。……Dayang似指“大元”；但從其未采用“大元”的清代蒙文寫法Dai Yuwan，而采用了Dayang（Dayan）的寫法來看，也不能不使人考慮到是作者受了《黃史》等俗詞源學解釋的影響」

（3）Dayon（清代使用）：

札奇斯欽《蒙古黃金史譯注》第262葉註15：「達延‧可汗　蒙古源流說：因欲佔據達延國遂稱為達延可汗。』可知Dayan──『達延』是Dayon」

（4）Dayun（17世紀初使用）：

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3面：「約成書於17世紀初的《阿勒壜汗傳》中有Dayun yeke ulus──“大元國”的說法，清代成書的《恆河之流》中，達延汗汗號作Dayun Qaḥan」

（5）Dai Yuwan（清代使用）：

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3面～第14面：「清代成書的《恆河之流》中，達延汗汗號作Dayun Qaḥan，下面接著說Dai Yuwan temür moγai ǰil-tei──“生於大元鐵蛇年”；《水晶數珠》則乾脆用“大元”的清代蒙古文寫法Dai Yuwan來記達延汗的汗號。」

此一「達延」官號在清代有4種蒙古語拚寫法，拉丁轉寫後分別為：

Dayan(g)、Dayon、Dayun、Dai Yuwan

在此假設「達延」係由漢語「大元」借入元代蒙古語的外來詞並傳承至明、清蒙古語。准此，若「達延」之「yan(g)、yon、yun、Yuwan」乃漢語「元」的音譯借字，那麼，自然可以元代蒙古語的「Dai ön（大元）」國號作一比對。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2面：「“大元”的元代蒙古語讀音為Dai ön。」由於元代蒙古人主動選用漢字「元」為其國朝尊號，故可確定蒙古語「ön」就是漢語「元」的對音。

三、「王」與「元」並存的奇怪矛盾

隨著前面2個假設而來的，是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既然我們假設了：

（A）蒙古語「塔陽（Tayang）」 = 漢語「大王」

（B）蒙古語「達延（dayan(g)/dayon/dayun/Dai Yuwan）」= 漢語「大元」

不妨再追加第3個假設：

（C）蒙古語「塔陽（Tayang）」 ≠ 蒙古語「達延（dayan(g)/dayon/dayun/Dai Yuwan）」

則能進一步推導得之：

朝代	蒙古語字源待考	蒙古語已確定來自漢語的音譯字
金朝	塔陽 Tay（大）-ang（王）	王汗（汪罕） 　　　　　Ong（王） Khan（汗）
元朝		Dai（大） ön （元） 大元
明清	Day（大）-ang（元） 達延

已確認來自漢語音譯字的on(g)和ön，很明顯兩者的發音基本相同，可視作同一個蒙古語字詞；惟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漢字字源「王」和「元」，顯然假設上出現了無從調和的邏輯矛盾。這遂迫使我人必須放棄（A）和（B）的假設，因為那兩個假設的確犯了某種未知的錯誤。

四、金末「塔陽」、明清「達延」為同一個蒙古字，意思是「全體」

到底這個on(g)/ ön的字義和字源，究竟是漢語的「王」？抑「元」？此際最穩妥的辦法是承認上表中出現了很直觀的相似性關係：

（1）塔陽Tayan(g) = 達延dayan(g)/dayon/dayun

（2）王汗Ong Khan之王On(g) ≠ 大元Dai ön之元（ön）

這意味著我們放棄（A）和（B）假設的同時，也應該承認（C）假設的無效性。

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2面～第13面聲稱從「大元」到「Dayan」有一個音韻學的演變過程，其文云：「下面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解釋Dayan與“大元”在讀音上的差距，……Dayan是蒙文史書中最為常見的寫法，……蒙文史書中另一個較常見的寫法是Dayun，……Dayun較之Dayan更接近於原型“大元”的讀音。“大元”的元代蒙古語讀音為Dai ön。…………在元代以後的蒙文著作中，我們注意到漢語的官稱等專有名詞在譯為蒙古語時，習慣上往往以一個名詞為一個單位，不管是幾個漢字，只譯以一個蒙古字的現象，也就是連寫。……則按照蒙古語的發音和書寫習慣……同時受蒙古語元音和諧規律的制約，Dai ön又自然變成Dayon或Dayun。」簡言之，即：大元＞Dai ön＞Dayun＞Dayan。然而前述「蒙古語元音同化現象」實際上是不合比較語言學邏輯的，因為我們若參考「單于」、「莫何」等北族詞的演變過程，能夠清楚見到北族語言音韻體系其實具有很大的強固性，他們的發音不會隨便亂改。不能夠只單憑一個元音和諧規律，就任意將元音一轉再轉，由ö轉u再轉a。

因為金朝末葉塞北的Ong Khan和Tayang khan是同時代父子輩的人，當時蒙古人可沒時間進行任何的元音變化；Ong/ang那兩個字是共時出現的，不是歷時出現的，沒有給他們任何時間做元音音轉。同樣地，既然已經有了充分的時間，從元朝到清朝，照理說「大元＞Dai ön＞Dayun＞Dayan」演變已然完成，書寫時理應具備同一性，那為何在清代蒙古文書中仍能看到4種「達延（Dayan(g)、Dayon、Dayun、Dai Yuwan）」的拼寫法竝存呢？而且「ö＞u＞a」元音演變律亦無法圓滿解釋Dayon、Dai Yuwan是如何出現的，以是我人只能認定「ö＞u＞a」這個規律在蒙古語史上從未發生過，並非史實，僅係一種錯誤的「以論代史」。

也就是說，能夠確定是正確的史實者，只有下面3點：

（1）Dai ön = 大元

（2）Ong Khan = 王 Khan

（3）Tayang = Dayan(g)。且Tayang/Dayan(g)的意思，既不是「元」也不是「王」的對音。Tayang/Dayan(g)其本誼確為「全體」之意。

繼得推估Dai Yuwan亦非由滿語借到蒙古語的，乃蒙古語的本身的舊字──而該舊字是蒙古語從漢語借進並發生過自有的音律變化，該變化的過程於〈達延考（1）：達延汗官號「達延」字義考抄〉文內業允證畢，茲不再贅。

達延考（1）：達延汗官號「達延」字義考抄

系列文《[1]、2、3》

2020年05月27日撰稿

2020年05月28日校補

達延汗的本名為何？【日本】和田清（著）、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ISBN：9787204131532）第344頁～第345頁：「例如，據《漢譯蒙古源流》卷五、六，大意是：

達延汗係博勒呼濟農（Bolkho Jinong）與錫吉爾福晉（Shiker Khatun）之子，號巴圖蒙克（Batu Möngke），甲申年生。其後丁卯（其實是丁亥年之誤）年，上代可汗滿都古勒（Monda-ghul）汗死，其寡婦滿都海徹辰福晉（Mondughai Sechen Khatun）求元室遺裔。庚寅年，與巴圖蒙克結婚。因欲佔據達延國，稱巴圖蒙克為達延汗。」

准之，可知達延汗（小王子）稱汗前，本名Batu Möngke，譯作巴圖蒙克。Batu（巴圖）字義為何？待考。至於Möngke（蒙克）之意思，並非「蒙古」，其字義乃係「永生、永存」。參：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2006年5月初版3刷，聯經，ISBN：9789570808421）第44面註2：「Möngke是永生之意。」或第48面註48：「根據一位蒙古學者Erinchen Kharadaban的說法，Monggol一字是『永生不朽』Möngke與『ghol』二字相拼而成的，其意義為永存之中心。」

巴圖蒙克蒞君位、稱可汗後，將其本名更改為北族最高統治者的新名字，亦即「達延汗（Dayan Khan）」。Khan（汗）的字義為可汗、合罕，乃北族傳統的首領官稱。而其官號Dayan（達延）的意思又是什麼呢？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第357頁～第358頁：「北元衰微以後，改稱韃靼可汗之說，只是明人的誤稱。其實蒙古方面仍然自稱蒙古（Möngol），其可汗還稱為大元大可汗。……弘治時期，小王子稱大元大可汗，也不外此。清張穆在《蒙古游牧記》（卷七），裡解釋說：＂達延汗明人譯為大元大可汗，大元即達延之訛也。察哈爾世系作跋圖拖克代音汗。＂認為大元是達延之訛，這固然是弄顛倒了。察哈爾世系的跋圖拖克代音汗的拖字是個訛字，可能就是巴圖蒙古達延汗的同音異譯。《蒙古源流》（卷五）載滿都海徹辰福晉擁立年幼的達延汗說：＂因欲佔據達延國，遂稱達延汗。＂因為並沒有一個達延國，所以施密特（Schmidt）德譯本就譯成Der Gesammte Volk（全國），指蒙古大眾即大元國，所稱達延汗就是大元可汗。這和明人所傳相符。據明人的紀錄，達延汗或以歹顏罕、歹顏哈、答言罕等字面出現，這些當然是失去了本義的訛轉。」

前引和田清氏文字，略以：「達延（Dayan）」即「大元」之訛，漢語「大元」音譯借入蒙古語裡形成了Dayan一字，Dayan乃外來語。

惟查：【清】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校）《蒙古源流》（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6年3月，ISBN：9787507838626）第282頁，註5：「望其為全國之共主，號達延合罕：沈曾植先生清譯本箋證云：＂據此文，欲佔達延國，故稱達延汗。語意則 ’達延 ’正文，逕當依《明史》大元。＂……案＂達延＂即全體之意，與《秘史》之＂塔陽＂是同一詞，僅標音所用之漢字不同而已。＂達延汗＂即全體之汗，亦即天下共主之意，並非＂大元＂二字之音譯。」

靜按，和田清氏、沈曾植氏均將蒙古語「達延（Dayan）」視作漢語「大元」之音譯借詞，實屬誤解。道潤梯步氏指明Dayan乃蒙古語固有之詞彙，漢語音譯為「塔陽」或「塔陽」，其意思是「全體」，德人Schmidt（施密特）譯以德語「Der Gesammte Volk（全國）」允謂至當，令人欽服。

※附抄：
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原刊：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p10～p14）主張「達延（Dayan）」即「大元」，係蒙古語借自漢語的一個外來音譯詞。

以下試析駁之。

（1）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p11：「Dayan來自“大元”，可以從史實和語音學兩個方面來加以證明，而某些蒙文史書的說法是一種俗詞源學的解釋。」p12：「下面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解釋Dayan與“大元”在讀音上的差距，……Dayan是蒙文史書中最為常見的寫法，……蒙文史書中另一個較常見的寫法是Dayun，……Dayun較之Dayan更接近於原型“大元”的讀音。“大元”的元代蒙古語讀音為Dai ön。……在元代以後的蒙文著作中，我們注意到漢語的官稱等專有名詞在譯為蒙古語時，習慣上往往以一個名詞為一個單位，不管是幾個漢字，只譯以一個蒙古字的現象，也就是連寫。例如，“太師”譯為tayiši，“丞相”譯為čingseng、“指揮”譯為ǰiqui、“太夫人”譯為tayibuǰin，等等。按照這樣的慣例，……則按照蒙古語的發音和書寫習慣……同時受蒙古語元音和諧規律的制約，Dai ön又自然變成Dayon或Dayun。類似的例子還有被《蒙古源流》漢譯為“達裕”的一個詞，它的蒙古語原文作Tayu」下接p13「……正像許多人所翻譯的那樣，它的原義是漢語官稱“太尉”。“太尉”的元代讀音為Tai ü，……連寫則最終變成Tayu。」


靜案，表列前引諸字，可發現外來語借詞有一個加上中綴「i」音的規律，為其原則：

漢語本字	蒙語借字	規律	備註
太師	tayiši	tay-i-ši	原則
指揮	ǰiqui	ǰ-i-qui	原則
太夫人	tayibuǰin	tay-i-buǰin	原則
丞相	čingseng	čingseng	例外
大元	Dai ön	Da-i ön	原則
太尉	Tai ü > Tayu	Ta-i ü	原則

（2）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p13：「Dayun再轉變為Dayan，是受蒙古語元音同化現象影響的結果。第二音節的元音-u-受第一音節元音-a-的影響，同化為與之相同的元音。Dayan後來漸漸更為蒙古人所接受，只是這樣一來，久而久之人們就更不清楚它的原義了。……蒙古語中另有讀作dayan的一個詞，意為“全、普；一切、所有”等。自從《黃史》根據這個詞義對達延汗汗號做了俗詞源學解釋後，清代的《蒙古源流》及《金輪千輻》等蒙文史書沿襲了這一說法。這種俗詞源學的解釋還一直影響到現在的一些學者。在閱讀蒙文史書時，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這就是雖然大約在17世紀30年代已出現了像《黃史》作者那樣不再明白Dayan Qaḥan即“大元汗”的蒙古人，但在與其相近年代或後來的蒙文史書的作者當中，還是有一些人清楚這個關係的。例如約成書於17世紀初的《阿勒壜汗傳》中有Dayun yeke ulus──“大元國”的說法，清代成書的《恆河之流》中，達延汗汗號作Dayun Qaḥan，下面接著說Dai Yuwan temür moγai ǰil-tei──“生於大元」下接p14：「鐵蛇年”；《水晶數珠》則乾脆用“大元”的清代蒙古文寫法Dai Yuwan來記達延汗的汗號。……《水晶鑒》中有一段不見於其他蒙文史書的話，讀來很有意思：Toγoḥan Temür Qa-ḥan Dayang─u qaḥan bolǰu saḥuγsan anu γučin ǰurγan ǰil bolbai──妥歡帖睦爾做Dayang汗三十六年。Dayang是Dayan的一種方言讀法。……Dayang似指“大元”；但從其未采用“大元”的清代蒙文寫法Dai Yuwan，而采用了Dayang（Dayan）的寫法來看，也不能不使人考慮到是作者受了《黃史》等俗詞源學解釋的影響……從蒙文史書的記述汗至今的民間說法的普遍情況來看，Dayun～Dayan（大元）已與dayan（普、一切）相混，並且漸漸被後者所掩蓋。」


靜案，前引（2）顯與前引（1）有嚴重矛盾。烏蘭之說可表解如下：

漢語本字	蒙語借字（元朝～明朝）	蒙語借字（清朝）
大元	Dai ön > Dayun >Dayan	Dai Yuwan Dayan(g) Dayun

很顯然該字並非總是維持著「一個字」的態樣，而是有時候維持著「兩個字」的型態。倘將Dayan、Dayang、Dayun之間的差異視作方言差異，尚可自圓其說，但比諸Dai Yuwan則無此餘地可存，Dayun 、Dayan是如何音轉為Dai Yuwan的？所謂「第二音節的元音-u-受第一音節元音-a-的影響」之元音和諧規律，又是如何反映到「Dai ön > Dai Yuwan」的過程？「Dai ön > Dai Yuwan」的過程出現的並非元音和諧規律，而是音節分化（由2音節變成3音節）和元音分裂（由1個o元音變成2個u和a元音）的複雜狀況，又該如何解釋其原因？


最合適的辦法，就是捨棄「大元 = Dai ön = Dayan」的假說（烏蘭說），轉向接納「大元 = Dai ön ≠ Dayan = 全體」的假定（道潤說）。改採道潤說的話，是符合外來語借詞添加中綴「i」音規律的。現在，我們將Dai ön和Dayan分開來看，Dai ön這個外來語借詞，他的語音變化如下：

漢語 本字	蒙語借字 （元朝）	蒙語借字 （元→清）	蒙語借字 （清朝）
大元	Da-i ön（單純添加） *Dai-i ön（複雜添加）	Da-i ön（慢讀） *Dai-i ön （快讀）> Dai-Yu (w)an	Dai Yuwan

漢語的「大」字本來就帶有類似「i」的韻，借入蒙古語時，蒙古人可以沿用「大」字本身的類「i」韻，而音譯為「Da-i」，這會反映在慢慢念「大元」兩個字的時候。若不沿用，而循正常原則添加「i」音時，則音譯為「Dai-i」，這會反映在快讀「大元」兩個字的時候，因為念得快，自然會加入「-i-」的中綴音。而快讀屬於口語用法較為常見，到了晚期書面化之際就很容易寫下「Dai-i ön > Dai Yuwan」的紀錄。

至於dayan、dayang、dayun這個字則為蒙古傳統固有的本族字，意思是「全體」，這三者之間的距離不大，可以接受確係蒙古語內部具共時性的方言差異，而非歷時性的音律變化之產物。

准此，可將Da-i ön（大元，外來語）跟dayan（全體，固有北族詞）作一簡潔整理：
（1）漢語（元代）：大元 → 蒙古語（借詞，元代）Dai ön或*Dai i-ön >蒙古語（清代）Dai Yuwan
（2）北族語（？）：某字，不詳 > 蒙古語（固有本族詞，清代）Dayan/Dayang/Dayun


這是我個人認為較符史實的推定。

元代漢語〈修三史詔〉（5）：第2道聖旨擬補

系列文《1、2、3、4、[5]》

2019年09月13日撰稿

第2道聖旨之元代漢語，亦試以文言漢語省補如【】中語。

「三月二十八日，別兒怯不花【值宿】第二日，速古兒赤不顏帖木兒、云都赤蠻子、殿中俺都剌哈蠻、給事中孛羅帖木兒等【畢集咸寧殿】。脫脫右丞相、也先帖木兒平章、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吳參政、買朮丁參議、長仙參議、韓參議、別里不花郎中、王郎中、老老員外郎、孔員外郎、觀音奴都事、孛里不花都事、杜都事、直省舍人倉赤也先、蒙古必闍赤鎖住、都馬等奏：『昨前遼、金、宋三國【行誼】事跡，【已奏請】選人纂修成史書。【向】三國為聖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鑑後世，做一代興典。【其】交翰林國史院分局纂修，職專其事。集賢、秘書、崇文幷內外諸衙門【宜】著文學博雅、才德修潔、勘充【人等】斟酌區用。纂修其間，予奪議論，不無公私偏正，必須交總裁官質正是非，裁決可否。遴選位望老成，長於史才，為眾所推服【者任】總裁官。【爰】三國實錄、野史、傳記、碑文、行實，多散在四方，【令】行省及各處正官提調，多方購求，許諸人呈獻，量給價直，咨達省部，送付史館，以備采擇。合用紙札、筆墨，一切供需物色，於江西、湖廣、江浙、河南省所轄各學院幷貢士莊錢糧，除祭祀、廩膳、科舉、修理存留外，都【起解運京】，以備史館用度。如今省裏脫脫右丞相監修國史【、】都總裁。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張中丞、歐陽學士、呂侍御、揭學士【充】總裁官。提調官，省裏交也先帖木兒平章、吳參政，樞密院裏塔失帖木兒同知、姚副樞，臺裏狗兒侍御、張治書、買朮丁參議、長仙參議、韓參議、右司王郎中、左司王郎中、老老員外郎、孔員外郎、觀音奴都事、杜都事，六部各委正官幷首領官提調。其餘修史【之】凡例、合行事理，【擬】交總裁官、修史官集議舉行。【具陳奏聞，是否有當？伏乞　聖裁。】』奉聖旨：『【准如所奏。】』」

元代漢語〈修三史詔〉（4）：第1道聖旨擬補

系列文《1、2、3、[4]、5》

2019年09月13日撰稿

第1道聖旨為元代漢語，倘以文言漢語詞藻改之，或如【】中所補。

聖旨：

「至正三年三月十四日，篤憐帖木兒【值宿】第三日，速古兒赤江家奴、云都赤蠻子、殿中俺都剌哈蠻、給事中孛羅帖木兒等【畢集咸寧殿】。脫脫右丞相、也先帖木兒平章、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長仙參議、孛里不花郎中、老老員外郎、孛里不花都事等奏：『遼、金、宋三國史書【未】曾纂修，【臣等擬議歷代行誼】事蹟合纂修成書。如今三國【故事已選人】纂修成史，不【使】遲滯。但凡合舉行事理，【臣等當具陳奏聞。是否有當？伏乞　聖裁。】奉聖旨：『【准如所奏。】』」

元代漢語〈修三史詔〉（3）：第2道聖旨加註

系列文《1、2、[3]、4、5》

2019年09月13日撰稿

第2道聖旨按《元代漢語語法研究》文法加註，注文如【】所示。

「三月二十八日，別兒怯不花怯薛第二日，咸寧殿【裏】

【裏～

p7：＂裏＂或作＂裡＂、＂理＂，也是一個主要用於敘述句的語氣詞。

P8：＂裏＂字前面的部分大抵表示一種固然的事實或事理，＂裏＂字的作用，就是對這種事實或事理的固然性質加以申明。……＂裏＂的申明則在促人認同。……＂裏＂語氣略強略促。……多出一點辯白的意味。】

【有】時分，速古兒赤不顏帖木兒、云都赤蠻子、殿中俺都剌哈蠻、給事中孛羅帖木兒等【有】來，

【有……有～

p191：＂有……有＂是蒙漢兩種語序的贅譯。……此例＂有＂表示存在，相當於＂在＂、＂在場＂。】

脫脫右丞相、也先帖木兒平章、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吳參政、買朮丁參議、長仙參議、韓參議、別里不花郎中、王郎中、老老員外郎、孔員外郎、觀音奴都事、孛里不花都事、杜都事、直省舍人倉赤也先、蒙古必闍赤鎖住、都馬等奏：『昨前遼、金、宋三國行來的事跡，選人交纂修成史書者【麼道】

【麼道～

p209：在白話碑文中，引語動詞ke.e-主要有兩種用法：1用於直接引語後，表示直接引用。

p210：ke.e-n為聯合副動詞形式，白話碑文一般譯作＂麼道＂，另有兩次譯作＂那般＂。】

奏【了來】。

【了來～

p188：過去時表示說話時之前已經發生或完成的動作行為，……

p189：白話碑文中，對譯蒙古語動詞過去時附加成分的主要也用＂了＂和＂來＂，及組合形式＂了也＂、＂了來＂等。】

這三國為聖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鑑後世，做一代興典。交翰林國史院分局纂修，職專其事。集賢、秘書、崇文幷內外諸衙門裏，著文學博雅、才德修潔，堪充的人【每】

【每～

p137：白話碑文常用＂每＂來對譯蒙古語名詞等複數附加成分。漢語複數詞尾＂們＂約產生於唐代，……元代一般寫作＂每＂。】

斟酌區用。纂修其間，予奪議論，不無公私偏正，必須交總裁官質正是非，裁決可否。遴選位望老成，長於史才，為眾所推服的人【交】

【交～

p67：被動標記＂教（交）＂是由使令意義的動詞發展來的。作為使令義動詞，＂教＂通常用以構成兼語句；作為被動標記，＂教＂一般不直接接動詞，而要在帶上關係語之後再接動詞，跟使令義動詞＂教＂的活動方式一致，這便是所謂語法化的＂保持原則＂。】

做總裁官。這三國實錄、野史、傳記、碑文、行實，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處正官提調，多方購求，許諸人呈獻，量給價直，咨達省部，送付史館，以備采擇。合用紙札、筆墨，一切供需物色，於江西、湖廣、江浙、河南省所轄各學院幷貢士莊錢糧，除祭祀、廩膳、科舉、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將來，以備史館用度。如今省裏脫脫右丞相監修國史做都總裁。交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張中丞、歐陽學士、呂侍御、揭學士做總裁官。提調官，省裏交也先帖木兒平章、吳參政，樞密院裏塔失帖木兒同知、姚副樞，臺裏狗兒侍御、張治書、買朮丁參議、長仙參議、韓參議、右司王郎中、左司王郎中、老老員外郎、孔員外郎、觀音奴都事、杜都事，六部各委正官幷首領官提調。其餘修史【的】

【的～

p204～p205：形動詞也是蒙古語動詞的一種形式，通過動詞後接加各種形動詞附加成分，使之兼有名詞、形容詞的語法功能，…..在《蒙古秘史》，旁譯中，現將時形動詞常譯以＂V的＂，……過去時形動詞常譯以＂V了/來的＂，……複數形式有時分別譯作＂V的每＂、＂V了/來的每＂，……】

凡例、合行事理，交總裁官、修史官集議舉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

【那般～

p209：在白話碑文中，引語動詞ke.e-主要有兩種用法：1用於直接引語後，表示直接引用。

p210：ke.e-n為聯合副動詞形式，白話碑文一般譯作＂麼道＂，另有兩次譯作＂那般＂。】

【者】。』」

【者～

p184：蒙古語動詞祈使式附加成分多用漢語語氣助詞＂者＂對譯，……】

元代漢語〈修三史詔〉（2）：第1道聖旨加註

系列文《1、[2]、3、4、5》

2019年09月13日撰稿

第1道聖旨按《元代漢語語法研究》文法加註，注文如【】所示。

聖旨：「至正三年三月十四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咸寧殿【裏】

【裏～

p7：＂裏＂或作＂裡＂、＂理＂，也是一個主要用於敘述句的語氣詞。

P8：＂裏＂字前面的部分大抵表示一種固然的事實或事理，＂裏＂字的作用，就是對這種事實或事理的固然性質加以申明。……＂裏＂的申明則在促人認同。……＂裏＂語氣略強略促。……多出一點辯白的意味。】

【有】時分，速古兒赤江家奴、云都赤蠻子、殿中俺都剌哈蠻、給事中孛羅帖木兒等【有】來，

【有……有～

p191：＂有……有＂是蒙漢兩種語序的贅譯。……此例＂有＂表示存在，相當於＂在＂、＂在場＂。】

脫脫右丞相、也先帖木兒平章、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長仙參議、孛里不花郎中、老老員外郎、孛里不花都事等奏：『遼、金、宋三國史書不曾纂修【來】，

【來～

p188：過去時表示說話時之前已經發生或完成的動作行為，……

p189：白話碑文中，對譯蒙古語動詞過去時附加成分的主要也用＂了＂和＂來＂，及組合形式＂了也＂、＂了來＂等。】

歷代行來【的】

【的～

p204～p205：形動詞也是蒙古語動詞的一種形式，通過動詞後接加各種形動詞附加成分，使之兼有名詞、形容詞的語法功能，…..在《蒙古秘史》，旁譯中，現將時形動詞常譯以＂V的＂，……過去時形動詞常譯以＂V了/來的＂，……複數形式有時分別譯作＂V的每＂、＂V了/來的每＂，……】

事蹟合纂修成書，有【俺】

【俺～

p158：用＂我每＂、＂俺/俺每＂、＂咱/咱每＂對譯蒙古語的第一人稱代詞複數形式ba、bida】

商量來。如今選人將這三國行來的事迹【交】

【交～

p67：被動標記＂教（交）＂是由使令意義的動詞發展來的。作為使令義動詞，＂教＂通常用以構成兼語句；作為被動標記，＂教＂一般不直接接動詞，而要在帶上關係語之後再接動詞，跟使令義動詞＂教＂的活動方式一致，這便是所謂語法化的＂保持原則＂。】

纂修成史，不交遲滯。但凡合舉行事理，俺定擬了呵。【怎生】

【怎生～

p171：疑問代詞的任指用法。白話碑文中疑問代詞＂誰＂（阿誰）、＂何＂、＂甚麼（是麼、甚）＂、＂那個＂、＂那裡＂、＂怎生＂等多用於任指，與無條件連詞＂不揀＂（揀）、＂不選＂、＂不以＂、＂任＂、＂遮麼＂、＂但凡＂等連用】

奏【呵】？』

【呵～

p19：＂呵＂的句末用法和句中用法各有來源。……元代＂呵＂的句末用法大致是三項：表感嘆……，表祈勸，……表呼喚。

p199：蒙古語假定式副動詞表示該動作、狀態是假設的，或是後一動作或狀態出現的條件。中古蒙古語裡假定式副動詞附加成分……在《蒙古秘史》旁譯中，一般用語氣助詞＂呵＂來對譯，總譯有時也譯作＂若……呵＂、＂（若）……時＂、＂若……＂等。】

奉聖旨：『【那般】

【那般～

p209：在白話碑文中，引語動詞ke.e-主要有兩種用法：1用於直接引語後，表示直接引用。

p210：ke.e-n為聯合副動詞形式，白話碑文一般譯作＂麼道＂，另有兩次譯作＂那般＂。】

【者】。』」

【者～

p184：蒙古語動詞祈使式附加成分多用漢語語氣助詞＂者＂對譯，……】

元代漢語〈修三史詔〉（1）：聖旨2道原文

系列文《[1]、2、3、4、5》

2019年09月13日撰稿

《遼史》末附〈修三史詔〉，書體雖用漢字，文法乃元代漢語，殊不可解。俟日後得閒，再依《元代漢語語法研究》（李崇興、祖生利、丁勇等人合著，2009年7月，上海教育出版社，ISBN：9787544424233）所授試釋之。〈修三史詔〉實為元帝聖旨2道，原篇引諸：楊家駱（主編）《遼史‧金史》，鼎文書局印行，1980年3月，第1553葉～第1554葉；並參酌第1560葉〈校勘記〉注〔一〕、注〔二〕，追還本字，抄錄如次。

聖旨：

「至正三年三月十四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江家奴、云都赤蠻子、殿中俺都剌哈蠻、給事中孛羅帖木兒等有來，脫脫右丞相、也先帖木兒平章、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長仙參議、孛里不花郎中、老老員外郎、孛里不花都事等奏：『遼、金、宋三國史書不曾纂修來，歷代行來的事蹟合纂修成書，有俺商量來。如今選人將這三國行來的事迹交纂修成史，不交遲滯。但凡合舉行事理，俺定擬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三月二十八日，別兒怯不花怯薛第二日，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不顏帖木兒、云都赤蠻子、殿中俺都剌哈蠻、給事中孛羅帖木兒等有來，脫脫右丞相、也先帖木兒平章、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吳參政、買朮丁參議、長仙參議、韓參議、別里不花郎中、王郎中、老老員外郎、孔員外郎、觀音奴都事、孛里不花都事、杜都事、直省舍人倉赤也先、蒙古必闍赤鎖住、都馬等奏：『昨前遼、金、宋三國行來的事跡，選人交纂修成史書者麼道奏了來。這三國為聖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鑑後世，做一代興典。交翰林國史院分局纂修，職專其事。集賢、秘書、崇文幷內外諸衙門裏，著文學博雅、才德修潔，堪充的人每斟酌區用。纂修其間，予奪議論，不無公私偏正，必須交總裁官質正是非，裁決可否。遴選位望老成，長於史才，為眾所推服的人交做總裁官。這三國實錄、野史、傳記、碑文、行實，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處正官提調，多方購求，許諸人呈獻，量給價直，咨達省部，送付史館，以備采擇。合用紙札、筆墨，一切供需物色，於江西、湖廣、江浙、河南省所轄各學院幷貢士莊錢糧，除祭祀、廩膳、科舉、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將來，以備史館用度。如今省裏脫脫右丞相監修國史做都總裁。交鐵睦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張中丞、歐陽學士、呂侍御、揭學士做總裁官。提調官，省裏交也先帖木兒平章、吳參政，樞密院裏塔失帖木兒同知、姚副樞，臺裏狗兒侍御、張治書、買朮丁參議、長仙參議、韓參議、右司王郎中、左司王郎中、老老員外郎、孔員外郎、觀音奴都事、杜都事，六部各委正官幷首領官提調。其餘修史的凡例、合行事理，交總裁官、修史官集議舉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鐵木真為何棄用古兒汗號？

2019年01月13日初稿

2019年09月03日撰定

蒙古史上有一重要問題，即鐵木真為何選取「成吉思汗（Chingiz Khan）」頭銜，而棄用「古爾汗/古兒汗/菊兒汗（Gur Khan/Gour Khan）」頭銜？令人生疑。劉義棠《突回研究》（1990年1月，經世書局）第442葉：「鐵木真曾經兩次稱汗，第一次與札木合分營之後稱汗，乃部分蒙古部落之首領。至於群臣所上尊號『成吉思汗』，雖有兩次之紀錄，然今中外學者已一致公認在平乃蠻部後，宋寧宗開禧二年丙寅（1206）。此時，已統一漠北所有蒙古與突厥部落，故稱『成吉思汗』，實有特殊之歷史意義。」

一、名號異同

成吉思汗號與古兒汗號，其在北族名號系統中的差異何在？從字詞外型來看，兩者的結構相同：

（1）成吉思汗：

官號：Chingiz（成吉思）+ 官稱：Khan（可汗）

（2）古爾汗：

官號：Gur（古爾）+官稱：Khan（可汗）

既然Chingiz Khan 與Gur Khan都是附加前綴官號美名（Chingiz/Gur）的可汗（Khan/Khan）官稱，是相同的頭銜系統，則可知兩者皆屬可汗官稱系統，不同之處僅在於官號的部分。

那麼，為何鐵木真會執著於計較Chingiz Khan跟Gur Khan是兩種大不相同的頭銜，並認為在寓意上有著極大差別──前者承天佑、後者常敗亡呢？ 

二、前例得失

（1）古兒不祥

考其原因，與古兒罕號不祥，前例用者常失國有關。《突回研究》第439葉：「新元史載：『元年丙寅（1206），帝大會部眾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斿白纛，即皇帝位。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合罕。先是，有巫者闊闊出，蒙力克之子也。自詭聞神語，畀帖木真以天下，其號曰成吉思。群臣以扎木合僭號古兒罕，旋敗，乃廢古兒罕不稱，而從闊闊出之言，尊帝為成吉思合罕。』……合罕即可汗之異譯，同為自柔然社崙以來部落首長之稱Qakhan之漢譯。」第440葉：「在蒙古與突回語文中Q，KH，GH，X，H，G，K諸音，常有轉換之現象，因此，Qakhan亦可作Khaqan，換言之，此字之第一、第二音節可以互換。由於此項特徵，我【靜案：劉義棠】認為Qakhan之轉成khan，是第一音節與第二音節疊合所致。……汗即合罕或可汗，成吉思合罕即成吉思汗，……除扎木合外，哈刺乞䚟、西遼耶律大石、克烈部王等均曾使用此一稱號，不僅忌諱其不祥，更不能表達其在宇宙間獨一無二之偉大」

（2）成吉思若海

成吉思的意義，案諸劉義棠《突回研究》第437葉：「在維吾爾語文特徵中，由於方言關係，t與č = ch音，因鄰近高元音之故，常相交替。……因此，成吉思為chingiz之漢譯，即回鶻語之tingiz，dingiz絕無疑義。其意義為『海』。tingiz亦可作tengiz」固當美名，能夠展現鐵木真渠人在宇宙間獨一無二之偉大。

成吉思一字的使用，亦見於早先突厥、回紇人的烏古斯可汗傳說。《突回研究》第441葉：「古代的突厥文、回紇文獻中，均有記載稱Ughuz Khan有六子，曰Gün = Kün（日），Ai = Ay（月）、Yulduz = Yïldïz（星）、Kök（天）、Taĝ（山）、Tingiz = Dingiz = Dengiz（海），是海與日月星天山等同樣偉大。整個故事內容，雖或為神話傳說，但可瞭解突回族人心目中對tingiz之偉大崇拜。」北匈奴西遷歐洲所建之匈人（Hun）帝國，其皇族也有人名成吉思，羅三洋《柔然帝國傳奇》（2010年10月1版2刷，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ISBN：9787507829952）第112頁～第113頁：「453年阿提拉駕崩之後，……次年，阿提拉的長子埃拉克（Ellac）被格皮德（Gepide）國王阿爾達里克（Ardaric）和東哥特（Ostrogoth）國王瓦拉米爾（Valamir）擊殺，歐洲匈奴帝國隨之土崩瓦解。……埃拉克死後，他最有號召力的兩個弟弟，即成吉思和埃爾納克，帶領殘存的歐洲匈奴人撤向黑海，……成吉思，即拜占庭人所謂的＂Denghizix＂，意思是＂海洋＂」

是知專憑前例言之，用成吉思汗號者多得，用古兒罕號者多失。

准此，Chingiz Khan跟Gur Khan兩種頭銜的不同處乃在於官號的部分，並不在於官稱的部分。以北族名號系統來說都屬同一之可汗尊號系統，以官號來說則的確是兩回事，粗細致之耳。惟古兒（Gur）字義云何？頗費解，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