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于考（3）：單于官稱的變化

系列文《1、2、[3]、4、5》

參考文《+1》

2018年11月18日撰稿

2019年01月26日校補

一、秦末～西漢中期：單于為匈奴一國最高統治者的專屬官稱

單于（ djarɢʷa/djarsɢʷa/taːrɢʷa）作為匈奴最高統治者的官稱，至遲已見於頭曼單于。此後，由於匈奴的強盛，單于官稱的聲勢甚且一度凌駕於中國的皇帝尊號。在統一匈奴的體制中，單于官稱專屬於匈奴的最高統治者一人，此為原則；只有在皇族爭立或國家分裂的時期，才會出現數人同時擁有單于官稱的例外情況。

另外，單于官稱也專屬於匈奴一國之元首，其他外國或異族的領袖則不能使用單于尊號。劉學銚《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1999年11月，南天書局，ISBN：9789576385308）第152頁：「按單于之稱，原為匈奴族對君王之稱，其他胡族初並不使用此項稱謂，但自五胡崛起建國之後，單于一詞幾為諸胡族對其君王之通稱」。

二、西漢末期～東漢：單于官稱逐漸華夏化

匈奴分裂以後，由於南匈奴單于需倚賴漢廷的支持才能抵抗北匈奴的軍政壓力，故從南匈奴親漢、附漢開始，單于尊號逐漸受到漢人皇帝制度的影響。最終單于官號被吸納進漢式職官的系統中，由生稱轉為追諡；單于官稱也成為中原中央政府管理外夷的一種華夏化的名號，在單于官稱之上還覆蓋了監護匈奴單于的漢人官銜與皇帝尊號。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149850）第48頁：「漢末魏晉政府授予邊境部族首領的單于職務，都沒有單于號。而且魏晉時期各獨立族群的首領自稱單于時，也都沒有標舉單于號，這就是因為在近兩百年的南匈奴歷史上，在世的單于都沒有單于號……單于稱號成為中原政權處理邊境問題的一個手段，因而它事實上成為華夏制度傳統的一部分，而與北族社會內部政治體的發育與成長無關。這樣，華夏文化就最終完成了對於匈奴古老的單于號（官號）傳統的改造和消融。後來北族政體中出現可汗稱號，可汗代替單于而象徵北族政體的元首，原因顯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單于稱號早已華夏化、不再具備草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也許是原因之一。而單于稱號華夏化的過程中，單于號由生前授予到死後獲得，應當是一個重要的標誌。」

三、東漢末～曹魏：單于官稱的虛級化

東漢末魏王曹操架空南匈奴單于，分南匈奴為五部，單于官稱成為僅能表明匈奴君長的身分標誌，不再擁有實權。蕭愛民《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兩翼制度研究》（2007年12月，人民出版社，ISBN：9787010067414）第38頁～第39頁：「公元216年（東漢建安二十一年），時為魏王的曹操利用南匈奴呼廚泉單于入朝，留其於鄴城，使左賢王去卑回平陽監督、管理所統轄諸部落。……自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以後的魏晉時期，單于僅為尊號，已沒有實際能控制的地域和部眾。……魏晉時期南匈奴的部眾已接受所在郡縣地方官吏的管理，與漢人一樣編入戶籍，但享受＂不輸貢賦＂的待遇。」第40葉：「魏晉時期的匈奴人從官職的設立上看好像仍在實行著兩翼制度，實際上已經不存在。因為曹操採取分部為五，每部擇貴族為帥，另選漢人為司馬的措施，是釜底抽薪，表面上匈奴人的那套統治機構仍保留存在，其實只是空架子，僅保留表明其身分的官稱而已。」

四、西晉～五胡十六國：單于官稱的重振與實質貶值

（1）石趙：單于官稱的重振與下降

匈奴人劉淵逐鹿中原之初，先稱單于，再漸次稱王、稱帝，此後前趙、後趙體制內對於單于官稱的地位多所調整，或由皇帝本人兼任大單于，或由皇太子領大單于，導致單于官稱的政治地位高下不定，有時等於皇帝，有時又等於等於丞相（相國）、東宮、王爵、大司馬等皇帝屬官。單于官稱的原所有者──匈奴最高統治者本人雖恢復了實權，但也使得單于官稱的地位嵌入中原秦式皇帝尊號系統中，從而讓單于官稱產生了實質的貶值現象。

劉學銚《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第65頁：「漢匈對君王不同稱謂之習慣，歷兩漢西晉凡三百餘年，未嘗稍改，無論匈奴或其他諸胡，皆認為君王之稱皇帝或天子者，乃漢人之專屬，胡族仍習於其傳統之稱謂──單于，對皇帝一辭尚無染指之心。然而至西晉季世，情勢丕然一變，諸胡族領袖顯然認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稱皇帝號天子，並非漢人之專利，有德者皆能居之，如南匈奴遺裔劉淵，其族人勸其可以取晉室而代之時，劉淵即表示：『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成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可見其時已然突破胡族不得為皇帝或天子之禁忌」

蕭愛民《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兩翼制度研究》第43頁：「劉淵先以單于立國於離石，署置匈奴時期的各種官職……公元304年（晉惠帝永興元年）又即漢王位，置丞相、太尉等中原系統百官。公元308年（晉懷帝永嘉二年）即皇帝位，改元永鳳……此時劉淵一身兼二任，既是皇帝，又是單于，以劉和為皇太子。晚年病危時，以劉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單于已由原為匈奴人的最高統治者變成與漢官大司馬等同的官職。從開始時劉淵只用匈奴舊制，到兼用漢制，說明匈奴舊制已經不適合於統治中原地區，現實迫使他不得不采用漢制，實行胡漢分治，用匈奴舊制治六夷，用漢制理漢人，自己一身兼二任，對於六夷是單于，對於漢人是皇帝。劉聰即位後，繼承其父劉淵的＂胡漢分治＂政策，仍集皇帝與大單于於一身，又封其弟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示欲傳位於乂。」第44頁：「後來劉聰欲傳位於子劉粲，以之為相國，總百揆，後又省丞相以併相國，以粲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大單于成為與相國（丞相）並列的官職，其地位已降同相國（丞相）。在皇帝之下，相國是主漢人的長官，大單于是主六夷的長官。大單于由原來劉聰自任，至劉粲以相國兼任，則完全成了在皇帝集權下的胡漢分治。劉曜也繼承了＂胡漢分治＂政策，但與劉聰稍有不同。劉聰即位初期是集皇帝與大單于於一身的，直接統治胡漢各族，晚期才以子粲為大單于，統治六夷。劉曜是以皇帝直接統治各族，以子熙為皇太子，以子劉胤為大單于，置單于臺於渭城，……統治六夷。」

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3頁～第154頁：「劉曜手下石勒於西元三一九年（西晉太興二年）在群臣勸進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及至西元三三○年（後趙建平元年），石勒滅前趙正式稱帝，並以其子石弘為太子，『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自此之後，後趙大單于一職由皇太子出任，……石勒死後，石弘即位，為石虎所逼，弘先拜石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總攝百揆』，……至後趙建武五年（西元三三九年）石虎以石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資治通鑑卷九十六）」

（2）六夷：單于官稱不再專屬於匈奴一國的最高統治者

五胡十六國時期，除了南匈奴石趙系統繼續使用本族文化傳統中的單于官稱，其他胡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們也開始同步使用大單于官稱，此一頭銜不再專屬於匈奴元首。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7頁錄有六夷諸國君主援引大單于官稱的情況，漸趨普遍：

「前燕  西公元307年（晉永嘉三年）慕容廆自稱為鮮卑大單于

前燕  西元327年（晉建武元年）晉元帝以慕容廆為大單于、昌黎公……

前秦  西元350年（晉永和六年）蒲洪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符氏

前秦  西元352年（晉永和八年）符健即帝位，以大單于授其子萇

後秦  西元356年（晉永和十年）姚襄叛晉，自稱大將軍、大單于……

西秦  西元385年（晉太元十年）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

南涼  西元397年（晉隆安三年）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

夏國  西元407年（晉義熙三年）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

同書第158頁：「其時諸胡政權之軍隊成員主要為胡族，而大單于即為傳統胡族之軍事統帥，因此五胡列國時代諸政權之帝王或以其儲貳出任大單于，或自兼此職，其目的在於掌握軍權以維護統治權。……凡以儲貳或帝王昆仲出任大單于者，……不僅為諸胡族之首領，且為帝王之下最高級官員，但仍需聽命於皇帝，如由皇帝自兼大單于，則為具有雙重領袖之意義，治胡族則以大單于，統漢人則以皇帝，此種雙軌方式對於至理多元民族確有其方便之處。」

五、南北朝～宋、遼朝：單于官稱（djarɢʷa）演變為達干（tarqan）官稱、「達刺干」官職

單于官稱不只在西元四世紀逐步擴散到中原，成為五胡、六夷各國元首們都爭相引用的的頭銜。在塞北地區，也進一步影響到了東北亞和中亞的後進諸國。不過這種影響隨著時光移易，使得單于官稱的使用範圍不再限於各國族的元首、繼承人等少數人，更進而擴大到開放授給高階官員群體，致使獲得單于稱號的人數有增多的趨勢。

（1）鮮卑（前燕）的「大單于」官稱

鮮卑人所建的慕容燕，其統治者採行了大單于官稱。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7頁：

「前燕  西公元307年（晉永嘉三年）慕容廆自稱為鮮卑大單于

前燕  西元327年（晉建武元年）晉元帝以慕容廆為大單于、昌黎公

前燕　西元334年（晉咸和九年）晉成帝拜慕容皝為大單于、遼東公」

（2）胡化漢人（北燕）的「大單于」官稱

劉學銚《北亞遊牧民族雙軌政制》第156頁：「北燕係在後燕基礎上所建立之政權，其建國者馮跋，雖為長樂信都（今河北冀縣）漢人，但久處諸鮮卑中，『遂同夷俗』（魏書馮跋傳）……馮跋平亂後稱帝，國號仍為燕，改元太平，至其太平三年（西元四一一年），馮跋『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晉書馮跋載記），……按北燕之馮跋雖為漢人，但已染胡俗，在意識形態上亦以胡族自居，因此習慣於以胡俗治胡族，以漢俗（指魏晉政制）治漢人，但終決權責操諸皇帝手中，馮跋之子馮永以漢人而稱『大單于』實為國史中所鮮見者」。

（3）柔然的「塔寒（tarqan）」官稱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第115頁～第116頁：「羅豐先生已正確地指出，達官即達干，是突厥官制中最常見的稱號之一。這個詞在鄂爾渾魯尼碑文中……轉寫形式為t(a)rk(a)n，一般寫作tarqan，或tarkan。Talât Tekin解釋說tarqan是一種高級稱號（a high title）。《北史》記柔然可汗阿那瑰有＂兄弟塔寒＂，此塔寒即tarqan的異譯。」

（4）突厥的「達干（tarqan）」官稱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第183葉：「單于這個詞沒有消失。我們能夠從突厥語、蒙古語，甚至更西面的tarqan、tarxan的來源上找到這個詞。這是具有蒙古語複數形式-t（tarqat）的稱號之一，……這個詞的最早來源無疑是匈奴語。兩者在發音上很對得上。漢語用-n來代替外語的-r是很有規律性的。……唐代突厥語名稱tarqan的漢語對音有多種形式：達干datkan、達官datkwan。後者在漢語中意為＂高官＂或＂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被認為與突厥語tarqan有語源的關係。」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第117頁～第118頁：「我們知道突厥官制中葉護（yabɤu/yabgu）、啜（čor）、梅錄（buyruq）等，都已經凝固成為較為穩定的官稱，這些官稱是從其原始名號的功能中分化、沉澱而來的。但是，大多數名號在分化過程中，會同時承擔官號與官稱兩種功能，既是某種較為穩定的官稱，又繼續其名號美稱的角色，充當修飾官稱的官號。……而在tarqan的個案中，我們也完全找不到它作為官號使用的例證，這說明它早就完成了這一演化過程，淡化了早期美稱與名號的色彩，凝固為一種官職的名稱了。Tarqan的這一演化過程可能開始得很早，至遲到柔然時代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了。」靜案，考量柔然、突厥、回紇的tarqan官稱乃源於匈奴的單于官稱，該字詞的「官稱化」至遲應在匈奴頭曼單于在位時即告完成。

（5）西元七世紀阿富汗嚈噠統治者Nēzak的Tapka/Tapaka稱號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E. G. Pulleyblank著，潘悟雲、徐文堪合譯， 2008年1月，中華書局，ISBN：9787101022254）第183葉：「我們發現在7世紀阿富汗嚈噠（Hephthalite）統治者Nēzak Tarxān的頭像的鑄幣上tarqan這個名稱沒有-n韻尾。在希臘銘文中我們發現了TAPKA或者TAPAKA。可以猜測Nēzak的稱號是突厥人賦於的，然而這個名稱在突厥人到來之前就已經在阿富汗的Hūna人中廣為流傳也是很有可能的」。靜案，由於嚈噠（白匈奴）與統一匈奴有著相當大的文化淵源，所以Tapka/Tapaka稱號可視作匈奴傳統在塞北本土的延續。

（6）回紇的「達干」官稱

楊聖敏《回紇史》（廣西師範大學書版社，ISBN：9787563374519）第78頁講述回紇汗國的官制與政權結構時，提到了達干號：「達干：此名稱可能源自漢語＂達官＂一詞，但自突厥語音譯成漢語時，則被轉寫成了達干。達干地位頗高，與大將軍相當或在其上，亦為官銜而非實職。……《突厥語大辭典》稱：達干是意為＂伯克＂的一種官職名。」靜案，前引楊文略需校正，蓋回紇達干號並非源自漢語達官一詞，而係源於匈奴單于官稱，屬於北族的固有傳統。

（7）遼代的「達刺干」官職
單于頭銜轉至遼代初期仍存，成為「達刺干」、「縣達刺干」等官職，並有位階高低之分。綦中明《滿語名號研究》（2017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SBN：9787520310444）第87頁：「＂達干＂在遼代被稱為＂達刺干＂，會同元年（938）十一月，＂於是詔以皇都為上京，府噦臨潢，……刺史為節度使，二部梯里巳為司徒，達刺干為副使，麻都不為縣令，縣達刺干為馬步＂。此乃遼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後，對遼的官職稱謂進行了改革。由＂改達刺干為副使，縣達刺干為馬步＂可知，在此之前達干作為官職仍存在，並且還有等級的存在，＂達刺干＂和＂縣達刺干＂即是最好的證明。」

六、蒙元～清朝：單于官稱（djarɢʷa）演變為答兒罕（tarqan/darkhan）封號、達魯花赤（darugha-chi）與達魯噶（daruga/daroga）官銜

（1）早期蒙古的「答兒罕（tarqan/darkhan）」封號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第118頁：「tarqan在回鶻汗國以後突厥語世界的遺留，可見諸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的《突厥語大辭典》（Dīwān Luɤāt at-Turk）。蒙元時代的tarqan（《蒙古秘史》作＂答兒罕＂），已經有了韓儒林先生有關＂答兒罕＂的精彩研究，茲不贅述。」【參：韓儒林〈蒙古答刺罕考〉、〈蒙古答刺罕考增補〉，收入：《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頁～第50頁】

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2006年5月初版第三刷，聯經，ISBN：9789570808421）第45葉：「第五十一節……忽闌‧把阿禿兒的兒子是也客扯連。他曾是把歹、乞失黎黑兩位荅兒罕的領主。」第46葉註六：「『荅兒罕』darkhan，在現代蒙古語中有兩個同音字。一是銀匠、鐵匠一類的匠。一是指被免除勞役賦稅的功勳。前者與本文無關，後者纔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此一尊稱或來自突厥語。秘史一八七、二一九兩節，有封功臣為『荅兒罕』九次犯罪不罰的記載。陶宗儀於其輟耕錄卷一云：『荅刺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焉。太祖龍飛日，朝廷草創，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戶，次及千戶而已。丞相順德忠獻王哈刺哈孫之曾祖啟昔禮以英材見遇，擢任千戶，賜號荅刺罕。至元壬申，世祖錄勳臣復拜王宿衛官襲號荅刺罕。』……在本世紀中【靜案，20世紀】蒙古封建制度崩潰之前，各旗王公對其勳舊，恆授以darkhan之稱謂，免其賦稅及勞役，於旗中舉行各種隆重典禮時，其坐次恆在現任其原職者席次之上，以示殊榮。滿州興起後，對於最初合謀併力於明的蒙古貴族奧巴台吉Obo’a Taiji之裔，結以姻婭之好，並封為達爾汗darkhan親王，足證此一尊號的地位是相當崇高的。」

（2）蒙元的「達魯花赤（darugha-chi）」官銜
鄭天挺《鄭天挺元史講義》（2009年9月，中華書局，ISBN：9787101070132）第49頁：「達魯花赤darughachi元朝官名，兼問軍政民政，一般官銜之長官均呼為達魯花赤，《元朝秘史》作答嚕合臣。其原義不明。蒙古語darukhu有＂壓＂與束縛之意，為一動詞；chi字附加，人也。（意謂管理的人？）」

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2006年8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ISBN：9787208063914）第48頁：「至於地方官吏，則名目極為複雜，然最大多數，皆有達魯花赤為之上官；……至元二年二月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充同知，永為定制。＂胡祇遹曰：＂郡縣之守令，例以歸義效順者就為之，仍選蒙古人一員鈐壓其上，謂之達嚕噶齊。＂是達魯花赤原則上只限於蒙古人也。其次則色目人亦有權利得以為之，……漢人之決不能任是職」。

靜案，鄭天挺先生疑達魯花赤darughachi該字源於蒙古語darukhu字，有「壓、束縛」之意。惟考達魯花赤darughachi一字實係源自匈奴語之單于（ djarɢʷa）官稱，故「壓、束縛」似為衍義。

（3）明代的「達魯噶（daruga/daroga）」官銜、「答兒罕（darkhan）」封號
【日本】田山茂（著）、潘世憲（譯）《清代蒙古社會制度》（2015年3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ISBN：9787204133482）第48頁～第49頁講述明代蒙古鄂托克（otok/otak）的官員：「達魯噶（daruga、daroga）：這是來自元代掌管軍事、民政重要職務的＂達魯花赤＂的名稱，現代蒙古語意為＂首長、首領＂，如清朝時稱盟長為＂齊固勒干奴達羅噶＂，即＂長＂之意。旗的最下層單位十戶之長，也稱為＂達魯噶＂。……在衛拉特時代，＂達魯噶＂可能是與＂收楞額＂或＂得木齊＂併列的＂鄂托克＂的民政官，十戶即有一＂達魯噶＂，因此，容易與十戶長混同，但＂鄂托克＂的＂達魯噶＂與十戶的＂達魯噶＂是不同的。」

曹永年《明代蒙古史叢考》（2012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ISBN：9787532566099）第280頁～第281頁：「白塔明代題記中多次見＂達兒漢＂一詞。……達兒漢（或譯答兒罕、達耳漢、打兒罕等等）自成吉思汗以來即是蒙古人中某一部份人的榮譽稱號。他們因為曾經建有功勳，被統治者授予這個頭銜，它標誌著一種特定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蕭大亨《北虜風俗‧戰陣》述之更詳：『……乃虜既歸，仍以纛樹之如前，將所獲一人生束之，斬於纛下，然後會眾論功。……功輕者升為把都兒打兒漢，功重者升為威靜打兒漢，再重者升為骨印打兒漢，最為首功則升至威打兒漢而止。』這些記載表明，明代蒙古的達兒漢，其情況大體與蒙古國和元朝時期相似。符拉基米爾佐夫在論及14─17世紀即明代蒙古阿勒巴圖的上層集團＂賽音庫蒙＂時說道：＂答兒罕，即被豁免賦役的人，屬於這個階層；取得答兒罕即‘自由民’身分的，以賽音庫蒙這類人居多，因為他們在戰爭及其他場合比其他下層階級更易於為封建領主所賞賜。＂其實，明朝中期以後，達延汗系的子孫，即那顏貴族封建主取得達兒罕稱號的也不乏其人。」

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校）《蒙古源流》（2016年3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ISBN：9787507838626）：第299頁～第300頁：「達延合罕盡行收服右翼（之眾），平定其六萬大國於一統，於主（陵）之八白室前宣告其合罕號也，……凡所效力之人等以大達爾罕之尊號，並賜通行之大紅金印訖。以滿都海徹辰夫人之獨生女圖嚕勒圖公主，賜與札魯特之巴哈遜‧達爾罕‧塔布囊矣。」第302頁註11：「……大達爾罕之尊號：張爾田先生清譯本校注云＂案達爾罕有勛勞，免差役之謂。岱達爾罕大達爾罕也。《輟耕錄》答刺罕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勛戚不與焉。＂」綦中明《滿語名號研究》第90頁～第91頁：「＂答刺罕＂或＂塔兒罕＂，在蒙古突厥語中除了＂自由人＂＂不受管轄的人＂之義，還有聖潔、不可侵犯等義」。

（4）清代的「達魯噶（darga）」官銜、「達爾漢（dartqan）」封號
達力札布《清代蒙古史論稿》（2015年8月，民族出版社，ISBN：9787105138524）第55頁～第56頁：「崇德八年八月，清太宗病死後，外藩王公和官員進香獻賻。……八旗察哈爾大臣，理藩院檔冊詳細記載了他們的旗分。他們分別是：……正藍旗多羅額附戴達爾罕（tӧrü-yin efü dai dartqan），……」又第56頁註五：「喀喇沁蒙古人布爾哈圖，天聰四年封岱達爾漢號，屬蒙古正藍旗。」

【日本】田山茂《清代蒙古社會制度》第105頁講述清代管理一般旗務的官員：「達魯噶（darga）：也稱什戶長或什長，是十戶的組長。戰時是十人之長，指揮兵丁，平時則聯繫、處理以十戶為中心的維持治安及執行其他法令、調查戶籍等雜務。無官吏待遇，由佐領從兵丁中選有信譽的人任命後，報札薩克備案。」第109頁講述管理王府事務的官職：「拜生達：也寫作白通達或排生達，蒙古語叫做jasagul in darga，是管理王家事務的最高官吏。主要總攬府內庶務，特別是掌管外交事宜，四等台吉待遇，定額一人。明代（十六世紀後半期）蒙古各兀魯思裡，有些汗曾經組織類似中央政府的機關（jasag）。可能因稱汗的這種政廳為札薩克（jasag），所以把它的長就叫做jasagul in darga，也未可知。一說拜生達是滿州名稱，但如上所述，我想實際上蒙古也早就有了。」

綦中明《滿語名號研究》第90頁～第91頁：「到了清代，＂答兒罕＂變為＂達爾漢＂，亦作＂達爾罕＂＂打兒罕＂＂打喇漢＂。滿語darhan（達爾漢）係借自蒙語，義為＂神聖的＂。能得此賜號者，一般為＂平民或奴隸因軍功及其他勛勞而被主人解放之人，此種人可以免除徭役賦稅，並享受一些特權＂。……從語義的角度分析，滿語darhan（達爾漢）賜號，僅是繼承了前代＂答刺罕＂作為名號及免除賦稅的義項，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擯棄了＂自由＂及＂能工巧匠＂的義項，語義在縮小。」

七、偽阿瓦爾汗國（Avar）的Targyt/Targüt/Terkhan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1986年，齊魯書社，書號：11206‧114）第189頁附注2（2）：「統帥Utigur族的阿瓦爾君主為Anagaios，……擊敗法蘭克人，奪取格庇迪人領地的阿瓦爾君主名Baia-nos……而這位阿瓦爾君主派往拜占庭的使團長名Targitios（-ios是後綴），此名原形應為：Targyt，Targüt，不外是匈奴首領使用過的、但在當時價值業已跌落的＂單于＂（tan-yu，tar-güt）這一稱號。……796年阿瓦爾新可汗Kaia（Ka-iam）帶著他的Terkhan，到卡爾大帝麾前投降。這Terkhan無疑就是柔然和拓跋鮮卑的高官名Tarkan（塔寒、達官或達幹）。」

八、現代：單于官稱進一步貶值為現代蒙古語中的「酋長（Darga）」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第184葉：「匈奴最高統治者的名稱所表示的地位到突厥語中降低了，它僅僅指一個級別較高的官銜，這一點當然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蒙古語daruɤa（比起突厥語中相應的詞，同它們的匈奴詞源保持著更多的一致。因而，這個詞可能是直接從匈奴語中借用的）甚至近一步降低到緊緊意味著擁有一定特權的人。」

靜案，蒲立本所談的daruɤa，意指「擁有一定特權的人」。如果我們善用Ｇoogle翻譯的網路資源（網址：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hl=zh-TW），還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資訊。輸入中文的「酋長」，翻譯為蒙古文，2018年11月18日查詢到的結果是「Дарга（Darga）」。無論是蒲立本所錄的daruɤa，或者是Google翻譯網站檢得的darga，這個蒙古字（daruɤa/darga）的發音基本上保持了匈奴語單于官稱djarɢʷa的本色，變化很小，可見單于官稱的生命力直到今天都還非常頑強，只是其頭銜價值已連貶再三、無復用武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