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5月30日撰稿
道潤梯步氏指出，金代乃蠻部的塔陽汗其官稱「塔陽」之字義為「全體」，該字降至明代蒙古則為「達延」汗的官稱。參：【清】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校）《蒙古源流》（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6年3月，ISBN：9787507838626）第282頁，註5：「案＂達延＂即全體之意，與《秘史》之＂塔陽＂是同一詞，僅標音所用之漢字不同而已。＂達延汗＂即全體之汗，亦即天下共主之意，並非＂大元＂二字之音譯。」
然進行文獻回顧，則可檢得許多反對意見，認為「塔陽」係外來語，為漢語「大王」的蒙古語音譯，如：
（1）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汗號〉（原刊：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p10～p14）第11面：「Dayan來自“大元”，可以從史實和語音學兩個方面來加以證明，而某些蒙文史書的說法是一種俗詞源學的解釋。」
（2）寶音德力根〈達延汗生卒年、即位年及本名考辯〉（原刊：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11月，第33卷第6期，p1～p9）第7面：「“達延汗”之“達延”是漢語“大元”的音變形式，前引《明孝宗實錄》弘治元年五月乙酉、九月乙丑等條說小王子自稱“大元大可汗”或“大元可汗”以及何夢春奏摺說達延汗“以敵國自居”（明朝的“敵國”就是大元），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3）札奇斯欽《蒙古黃金史譯注》（聯經，1979年12月初版、2007年7月初版2刷，ISBN：9789570808414）第262葉註15：「達延‧可汗 蒙古源流說：因欲佔據達延國遂稱為達延可汗。』可知Dayan──『達延』是Dayon──『大元』的訛轉。達延可汗就是大元可汗。……又黃金史下卷自一六二頁第七行起也都作Dayon Khaghan。」
（4）希都日古〈韃靼和大元國號〉（原刊：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14年 02期，P124 - 133）第124面：「這裡爭議最大的是達延汗的汗號問題。這裡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觀點認為，達延汗非大」下接第125面：「元汗。與此類似的看法，還有從字形和讀音上否定“達延”即“大元”的。另一種觀點，恰恰相反，達延汗即大元汗。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汗號〉一文，從語源探究和史實分析兩個方面人手， 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此文認為， 蒙古文史書， 本來達延汗這個名字就有Dayan 與Dayun的兩種不同的寫法。蒙古文史書自從《黃史》（ 《沙拉圖濟》） 對Dayan這種常見的寫法做了俗詞源學的解釋以後，隨後薩岡徹辰《蒙古源流》及答哩瑪固什著《金輪千輻》等書均採用此說，把達延汗都理解為君臨一切，或者全體人眾的可汗。而後來這種說法，以致影響了現在的學者。就蒙古文史中的另一種寫法Dayun，Ｈ‧塞瑞斯、札奇斯欽、朱風、賈敬顏等學者均主張Dayun較之Dayan更接近於“大元”的讀音原型。實際上，較接近於“大元”的讀音原型的Dayun，受蒙古語元音同化現象的影響又轉為Dayan。筆者完全贊同烏蘭的觀點。至於施密特、符拉基米爾佐夫等把達延汗的Dayan解釋為“全國汗”或“全蒙古汗”；另外道潤梯步所謂“‘ 達延’， 即全體之意，與《秘史》之‘塔陽’是同一詞”，等等，都是錯誤的。顯然， 施密特、符拉基米爾佐夫等的錯誤是因為未能弄清較接近“ 大元”的古音Dayun轉為Dayan的變化，而一味迷信佚名氏著《黃史》（《沙拉圖濟》） 所作的俗詞源學解釋所致。道潤梯步則把達延汗的汗號與《元朝秘史》的乃蠻汗號“塔陽”等同起來，更是站不住腳的錯誤說法。因為據拉施特《史集》記載，乃蠻的塔陽汗號來自於契丹人漢化的稱號漢語“大王”一詞，而並非蒙古語。所以，它與蒙古文史書所載的由Dayun轉音的Dayan這一達延汗汗號的蒙古語詞，“全、普；一切、所有”，根本不是一個詞。更何況對達延汗汗號的蒙古文寫法Dayan一詞的俗詞源學的解釋靠不住呢？」
靜案，前引各段落導出幾個問題：
（1）乃蠻部「塔陽」官號，與明代蒙古「達延」官號，兩者是否為同一個字詞？
（2）乃蠻部之蒙古語「塔陽」其字義為漢語「大王」的單純音譯？抑係北族傳統固有舊詞表示「全體」的意思？
（3）明代蒙古語「達延」其字義為漢語「大元」的單純音譯？抑係北族傳統固有舊詞表示「全體」的意思？
以下試析辨之。
一、乃蠻部「塔陽」官號的發音：
塔陽汗其人，與王汗、札木合、成吉思汗為同時代之人。參：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聯經，1979年12月初版，2006年5月初版3刷，ISBN：9789570808421）第193葉註1：「王汗與亦難察汗同時代，而塔陽汗為亦難察汗之子」。至於「塔陽」官稱的發音，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第193葉註1：「Tayang Khan」。希都日古〈韃靼和大元國號〉第125面：「據拉施特《史集》記載，乃蠻的塔陽汗號來自於契丹人漢化的稱號漢語“大王”一詞，而並非蒙古語。」
在此假設「塔陽（Tayang）」係由漢語「大王」經契丹語借入乃蠻部的外來詞。乃蠻人約屬蒙古化的突厥人，其語言當和金代克烈部、蒙古部的蒙古語會有方言上的差異，但雙方語言大致是相同的──而且縱使蒙古部方言與其他的乃蠻部、克烈部等部方言有所差異，但由於該字發音的紀錄是來自於蒙古部方言後續發展出的蒙古語《蒙古秘史》，我等可以認為「塔陽（Tayang）」字音即為金代蒙古部方言的紀錄，亦等於元代蒙古語的紀錄，畢竟克烈部方言所借漢語音譯詞也會同樣地經由蒙古部方言自身相同的音律規則而變化，進而記錄到《蒙古秘史》中。准此，若「塔陽（Tayang）」之「(y)ang」乃漢語「王」的音譯借字，那麼，自然可以和克烈部「王汗」的頭銜作一比對。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第102葉註42、第166葉註2就「王汗」的發音為「Ong Khan」，由於克烈部王汗的「王（Ong）」官號是金朝以漢語「王」爵所贈，故可確定蒙古語「Ong」就是漢語「王」的對音。
二、明代蒙古「達延」官號的發音：
明代蒙古本名「Batu Möngke（巴圖蒙克）」的小王子繼位為蒙古國（大元）元首後，易名為「達延汗」。其「達延」官號的發音為何？相關各種紀錄可間接參引：
（1）Dayan（17世紀30年代使用）：
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3面：「17世紀30年代已出現了像《黃史》作者那樣不再明白Dayan Qaḥan即“大元汗”的蒙古人」
（2）Dayang（清代使用）：
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4面：「《水晶鑒》中有一段不見於其他蒙文史書的話，讀來很有意思：Toγoḥan Temür Qa-ḥan Dayang─u qaḥan bolǰu saḥuγsan anu γučin ǰurγan ǰil bolbai──妥歡帖睦爾做Dayang汗三十六年。Dayang是Dayan的一種方言讀法。……Dayang似指“大元”；但從其未采用“大元”的清代蒙文寫法Dai Yuwan，而采用了Dayang（Dayan）的寫法來看，也不能不使人考慮到是作者受了《黃史》等俗詞源學解釋的影響」
（3）Dayon（清代使用）：
札奇斯欽《蒙古黃金史譯注》第262葉註15：「達延‧可汗 蒙古源流說：因欲佔據達延國遂稱為達延可汗。』可知Dayan──『達延』是Dayon」
（4）Dayun（17世紀初使用）：
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3面：「約成書於17世紀初的《阿勒壜汗傳》中有Dayun yeke ulus──“大元國”的說法，清代成書的《恆河之流》中，達延汗汗號作Dayun Qaḥan」
（5）Dai Yuwan（清代使用）：
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3面～第14面：「清代成書的《恆河之流》中，達延汗汗號作Dayun Qaḥan，下面接著說Dai Yuwan temür moγai ǰil-tei──“生於大元鐵蛇年”；《水晶數珠》則乾脆用“大元”的清代蒙古文寫法Dai Yuwan來記達延汗的汗號。」
此一「達延」官號在清代有4種蒙古語拚寫法，拉丁轉寫後分別為：
Dayan(g)、Dayon、Dayun、Dai Yuwan
在此假設「達延」係由漢語「大元」借入元代蒙古語的外來詞並傳承至明、清蒙古語。准此，若「達延」之「yan(g)、yon、yun、Yuwan」乃漢語「元」的音譯借字，那麼，自然可以元代蒙古語的「Dai ön（大元）」國號作一比對。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2面：「“大元”的元代蒙古語讀音為Dai ön。」由於元代蒙古人主動選用漢字「元」為其國朝尊號，故可確定蒙古語「ön」就是漢語「元」的對音。
三、「王」與「元」並存的奇怪矛盾
隨著前面2個假設而來的，是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既然我們假設了：
（A）蒙古語「塔陽（Tayang）」 = 漢語「大王」
（B）蒙古語「達延（dayan(g)/dayon/dayun/Dai Yuwan）」= 漢語「大元」
不妨再追加第3個假設：
（C）蒙古語「塔陽（Tayang）」 ≠ 蒙古語「達延（dayan(g)/dayon/dayun/Dai Yuwan）」
則能進一步推導得之：
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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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語字源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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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語已確定來自漢語的音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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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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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陽
Tay（大）-ang（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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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汗（汪罕）
Ong（王） Khan（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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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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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大） ön （元）
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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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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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大）-ang（元）
達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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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認來自漢語音譯字的on(g)和ön，很明顯兩者的發音基本相同，可視作同一個蒙古語字詞；惟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漢字字源「王」和「元」，顯然假設上出現了無從調和的邏輯矛盾。這遂迫使我人必須放棄（A）和（B）的假設，因為那兩個假設的確犯了某種未知的錯誤。
四、金末「塔陽」、明清「達延」為同一個蒙古字，意思是「全體」
到底這個on(g)/ ön的字義和字源，究竟是漢語的「王」？抑「元」？此際最穩妥的辦法是承認上表中出現了很直觀的相似性關係：
（1）塔陽Tayan(g) = 達延dayan(g)/dayon/dayun
（2）王汗Ong Khan之王On(g) ≠ 大元Dai ön之元（ön）
這意味著我們放棄（A）和（B）假設的同時，也應該承認（C）假設的無效性。
烏蘭〈Dayan與“大元”──關於達延汗的稱號〉第12面～第13面聲稱從「大元」到「Dayan」有一個音韻學的演變過程，其文云：「下面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解釋Dayan與“大元”在讀音上的差距，……Dayan是蒙文史書中最為常見的寫法，……蒙文史書中另一個較常見的寫法是Dayun，……Dayun較之Dayan更接近於原型“大元”的讀音。“大元”的元代蒙古語讀音為Dai ön。…………在元代以後的蒙文著作中，我們注意到漢語的官稱等專有名詞在譯為蒙古語時，習慣上往往以一個名詞為一個單位，不管是幾個漢字，只譯以一個蒙古字的現象，也就是連寫。……則按照蒙古語的發音和書寫習慣……同時受蒙古語元音和諧規律的制約，Dai ön又自然變成Dayon或Dayun。」簡言之，即：大元＞Dai ön＞Dayun＞Dayan。然而前述「蒙古語元音同化現象」實際上是不合比較語言學邏輯的，因為我們若參考「單于」、「莫何」等北族詞的演變過程，能夠清楚見到北族語言音韻體系其實具有很大的強固性，他們的發音不會隨便亂改。不能夠只單憑一個元音和諧規律，就任意將元音一轉再轉，由ö轉u再轉a。
因為金朝末葉塞北的Ong Khan和Tayang khan是同時代父子輩的人，當時蒙古人可沒時間進行任何的元音變化；Ong/ang那兩個字是共時出現的，不是歷時出現的，沒有給他們任何時間做元音音轉。同樣地，既然已經有了充分的時間，從元朝到清朝，照理說「大元＞Dai ön＞Dayun＞Dayan」演變已然完成，書寫時理應具備同一性，那為何在清代蒙古文書中仍能看到4種「達延（Dayan(g)、Dayon、Dayun、Dai Yuwan）」的拼寫法竝存呢？而且「ö＞u＞a」元音演變律亦無法圓滿解釋Dayon、Dai Yuwan是如何出現的，以是我人只能認定「ö＞u＞a」這個規律在蒙古語史上從未發生過，並非史實，僅係一種錯誤的「以論代史」。
也就是說，能夠確定是正確的史實者，只有下面3點：
（1）Dai ön = 大元
（2）Ong Khan = 王 Khan
（3）Tayang = Dayan(g)。且Tayang/Dayan(g)的意思，既不是「元」也不是「王」的對音。Tayang/Dayan(g)其本誼確為「全體」之意。
繼得推估Dai Yuwan亦非由滿語借到蒙古語的，乃蒙古語的本身的舊字──而該舊字是蒙古語從漢語借進並發生過自有的音律變化，該變化的過程於〈達延考（1）：達延汗官號「達延」字義考抄〉文內業允證畢，茲不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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