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的科學化與實證取向大約從蘭克史學就已開始奠立，後續延伸出各種各樣的新史學更是推倒了蘭克史學隱含的基督宗教神學價值，嗣後歐美新史學發展迄今已充塞諸多門派，互不相讓，像是政治史、新馬克斯主義、年鑑學派、新文化史、全球史、民族主義史學，都擁有許多信徒和令人欽服的名山之作，我人究竟該抱持哪一種理路才好？
更進一步去細思，現代史學的取徑之所以走向「史料實證」、「問題意識導向」與「多學科交織」，都與史學向科學、數學、經濟學看齊有關。那麼，如果這些標竿學科自身有了巨大的本質變化，則史學是否也應該有相應的變化與課題得優先進行處理？由於數學研究有數學基礎的難題，高能物理研究也每每打破舊說；經濟學過去除了對人文學科輻射經濟學帝國主義之外，近來也開始質疑連續性假設等基本公設──向科學大量學習新工具、新理論、新觀點的所謂新史學，是否亦應該有「史學基礎」的研究工作要做？
史學的基礎命題是什麼？這牽涉到「史學基礎」的定義域該如何劃定。面對此一項目，史學恐怕不只要向科學、數學、經濟學取經，也須同步涉入更深邃的神學（包含神祕學）與哲學（包含現象學）的海域──乍看起來，委實非常奇怪。畢竟蘭克史學一開始是反對公開版神學的，而新史學導正蘭克史學的開端更是與取締隱藏版神學大有干係──不過我個人認為「史學基礎」倘無法介接一切學科的核心旨要的話，要想突破隱性既有命題舊框架的制約就非常困難了。
新文化史的好處多多，但缺點在於將史學研究做得很瑣碎，什麼小題目都可以做。而走極端的新文化史則更進一步質疑「史料」不具備客觀性與代表性，所以可以宣布「史學已死！」，因為僅僅取資於有限的、有偏見的史料，無法推導目標時代的無限一切。很多老成持重的史學家因此對新文化史抱持極度冷感和無視的態度，直接繼續治他們的政治史和編年史。不過我認為新文化史原教旨主義者走的還算太近傍了些，離得不夠遠，他們頂多只能質疑「史料」無法還原到「史實」，卻沒有去質疑一些更基本的東西，比如說：「史實」本身是否存在。
知識論有一道著名的題目：「你該透過什麼途徑，才能獲得真正正確的知識？」這個問題讓許多哲學家傷透腦筋，並設計出幾則有趣的小故事。蓋提爾困境的故事是這麼說的：「在山的對面，風吹過來是羊的味道，又傳來一陣羊咩咩的叫聲。於是你從山腳下爬到山頂，看到不遠處草原中有一對羊角，所以你知道山下對面的動物確實是隻羊──但你不知道的是，那隻羊其實是一個鄰居披上新鮮羊皮學羊叫給你聽的，他只是想鬧你。」透過思索哲學上的蓋提爾困境，我們可以瞭解到實證主義史學家和新文化史原教旨主義者之間到底在爭論的是什麼，那就是：「你透過史料這個途徑，可以獲得正確的歷史知識」抑「無從獲得正確的歷史知識」。
史學基礎第一個應該處理的問題就是「史料實證」的「知識獲取途徑」命題：「透過研究實證性史料的知識獲取途徑，能否讓人獲得正確的史實知識？」如果答案是肯認的，那就是「史料實證有效性」公設；反之若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是「史料實證無效性」假說；繼而倘說答案是未決的或介乎半真半假之間，那情況又將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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