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2025年1月5日 星期日

闕特勤碑記高句麗作「bökli」係因其核心種族為夫餘族

2025年01月05日撰稿
白玉冬〈鄂爾渾突厥魯尼文碑銘的čülgl(čülgil)〉,文錄:《關山明月 古突厥回鶻碑誌寫本的歷史語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ISBN:9787573202406,第37葉)轉寫732年建成的、突厥語的「闕特勤碑」東面第4行,古代突厥人在刻製「闕特勤碑」時將高句麗記作「bökli」。

關於高句麗何以為突厥人喚作「bökli」?愚以為係因高句麗核心種族為夫餘族所致。既知高句麗核心種族源出薄姑、夫餘(詳見舊文〈那問題〉),則可排比相關國族名的對音追還渠等本族語音:

時代

國族

漢語對音

突厥語對音

本族語發音擬構

商末周初

薄姑

鄭張尚芳系統:

*baːɡ-kaː

(缺)

名詞單數:*baγ

名詞複數:*baγ-lar

南北朝

夫餘

鄭張尚芳系統:

*ba-la*pa-la

(缺)

名詞單數:*bak

名詞複數:*bak-lar

唐朝

高句麗

(缺)

闕特勤碑:

bökli

名詞單數:*bök

名詞複數:*bök-li


很明顯,「闕特勤碑」所記bökli確實反映了高句麗的核心種族是夫餘族,bökli是「夫餘」的突厥語對音,但非「高句麗」的突厥語對音。

2024年12月31日 星期二

古代突厥語所記的「čülgil國」或非新羅語中的「新羅國」

2024年12月31日撰稿
2025年01月05日校稿
白玉冬〈鄂爾渾突厥魯尼文碑銘的čülgl(čülgil)〉(文錄:
《關山明月 古突厥回鶻碑誌寫本的歷史語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ISBN:9787573202406)推估čülgl一詞乃指新羅,說不可從。析論具次。

一、白玉冬氏〈鄂〉文論示摘要如下:

(1)第36面~第37面
732年建成的、突厥語的「闕特勤碑」東面第3~4行提及參加突厥可汗喪禮的民族或國家中,有一名為čülgl的國族。該國族也見於734年建成的、突厥語的「毗伽可汗碑」東面第5行但寫作čülgil。因「毗伽可汗碑」在重複利用「闕特勤碑」時可能會補正「闕碑」之不足,故而čülgil當係較為標準的寫法。

(2)第37面~第40面
「闕特勤碑」東面第3~4行提及的觀禮各國,其順序是:
高句麗、čülgil、中國、吐蕃、波斯、東羅馬、黠戛斯、三姓骨利干、三十姓韃靼、契丹、奚。

其順序是以蒙古高原為中心,按照順時針方向排列:
東、čülgil、南、西南、西、西北、北、東北、東

čülgil是介於高句麗、唐朝之間的某一國族。

(3)第41面~第45面
在大汗之下,統領左、右翼的首長是葉護(yabγu)和設(又譯作:殺、察)。設字的發音在回鶻語有2種念法:

750年建成的、回鶻語的「特斯碑」西面第6行,寫作:čad(察)

759年建成的、回鶻語的「希內烏蘇碑」東面第7行,寫作:šad(殺)

回鶻語的碑文史料確實有著č輔音、š輔音相通的現象,古代突厥語雖沒有碑文史料但也有可能存在此現象;所以čülgil可能存在另外一種變體šülgil,只是未能反映在碑文中而已。

(4)第42面、第45面
按照古突厥語魯尼文字轉寫的一般規則,šülgil可轉寫作šöligil、šölögil、šölügil、šüligil、šülögil、šülügil。而在šülgil的幾種可轉寫形式裡,選取其中1種šölögil來作進一步探討。

(5)第46面~第47面
較早期的古代突厥語,8世紀碑文有γ和g之間的交替現象,屬於古代突厥語方言的表達形式。這個現象到了10世紀以後的寫本時代,較晚期的古代突厥語γ和g之間的交替現象已經消失或併入ng中。「闕特勤碑」所屬的8世紀正處於新舊兩種形式的並存階段。

因之,可以推斷10世紀以後šölögil存在變體為šölöngil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回鶻文書中並未發現此一詞匯。

(6)第47面~第48面
13世紀的蒙古語,朝鮮一詞是šölönggos。《蒙古秘史》第274節記高麗王朝為「莎郎合思」可復原其發音作Solonggas或作Solongos。蒙古語名詞後續複數附加成分+s時,原名詞詞尾的+l會發生脫落現象,所以複數型的Solonggas(或Solongos)還原成單數型時可作Solonggal(或Solongol)。而13世紀蒙古語的Solonggal(或Solongol),則與推定可能存在的突厥語šölöngil詞匯密切相關。

(7)第48面~第50面
8世紀「闕特勤碑」所載的、地理位置介於高句麗和唐朝之間的čülgil,究竟是什麼國族?很有可能是新羅。

考察新羅國號,《三國史記》記作徐那伐,《三國遺事》則記作:徐羅伐、徐伐、斯羅、斯盧。在中期朝鮮漢字音,各該詞匯可分別復原為: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中期朝鮮漢字音傳承了新羅語語音,此看法可通,所以可推斷新羅時代的發音也基本相同,會是: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

若突厥人將新羅語「城邑」之意的pəl(伐)直接借用近突厥語,而古代突厥語存在p音和b音,顯然與šölögil的第三音節gil不符。所以新羅之名不是直接由新羅語借進突厥語,而有可能是透過第三者傳遞到突厥語。

(8)第50面~第51面
《魏書》卷100〈東夷傳‧高句麗〉談到「溝婁」在高句麗語的意思是「城」。又,漢語的「城」與高句麗語的「忽」相對應,而在中期朝鮮漢字音中,「溝婁」音作ku-ru,「忽」音作hol。

如是,新羅語的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傳入高句麗,再按照高句麗語的習慣改稱為徐那溝婁(siə-na-ku-ru)、徐羅溝婁(siə-ra-ku-ru)、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

至於高句麗語的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究竟經過何種語音變化傳入古突厥語後最終變為čölögil,因史料所限,白玉冬氏自承很難作出完美的解釋。可以推斷,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應該是從高句麗傳到柔然,繼之從柔然傳到突厥。

二、〈鄂〉文「čülgil即新羅論」立說不穩的理由

靜案,白玉冬氏〈鄂〉文推估之環節過多,立說不穩。

(1)~(3)
č、š輔音相通現象,在古代突厥語碑文史料未見,乃係回鶻語才有的現象。所以古代突厥語碑文čülgil不可任意推定可轉寫作šülgil。

(4)
古突厥語魯尼文字轉寫,čülgil可轉寫作čöligil、čölögil、čölügil、čüligil、čülögil、čülügil。任意擇定其中1種čölögil作探討並改č為š成為šölögil不甚穩妥,蓋無法解釋和排除其餘轉寫形式的一切歷史可能性。

(5)
10世紀以後的回鶻文書中並未發現šölögil變體為šölöngil。「γ和g之間的交替現象已經消失或併入ng中」的音律變化規則並不適用於此處。

(6)
《蒙古秘史》記高麗王朝為「莎郎合思」(*Solonggas或*Solongos),該詞所指乃「朝鮮」,並非「新羅」。

又,國族號以複數型來拼寫在13世紀蒙古語中是否為常態?逕稱*Solonggas(或*Solongos)為複數型,所以可還原為單數型*Solonggal(或*Solongol),是一件需要另有論據的事情。

(7)
中期朝鮮漢字音很難說一定就傳承了新羅語語音。

徐那伐、徐羅伐在中期朝鮮漢字音的發音是*siə-na-pəl(或*siə-ra-pəl)。但在新羅語未必就一模一樣。

(8)
徐那伐、徐羅伐,在新羅語的發音,強行假定為*siə-na-pəl(或*siə-ra-pəl)。
徐那伐、徐羅伐,在中期朝鮮漢字音(新羅語)的發音是*siə-na-pəl(或*siə-ra-pəl)。

准此,新羅語的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傳入高句麗,為何可以任意置換「伐」作「溝婁」而演變為高句麗語的徐那溝婁(siə-na-ku-ru)、徐羅溝婁(siə-ra-ku-ru)、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

按照一般情況,不懂外國語的時候,會照搬外國語的全部發音、然後再加贅上本國語的指示詞才對,所以應該是會變成高句麗語的徐那伐溝婁(siə-na-pəl-ku-ru)、徐羅伐溝婁(siə-ra-pəl -ku-ru)、徐那伐忽(siə-na-pəl-hol)、徐羅伐忽(siə-ra-pəl-hol),如此就很難再繼而通過各種跨語言種類的外來詞借用過程來變成古代突厥語的čülgil。【靜案,以中文語境為例,談及古希臘文獻所記載的「波斯波利斯」,中文書籍常保留波利斯等字並在字尾添加城字而譯作「波斯波利斯-城」,而非將波利斯置換為城字而譯作「波斯-城」。】

亦即,čülgil不太可能是新羅國,而是別的國家,因為在比較語言學的研究過程中無法考訂出合理的音律演變模式。

三、古代突厥語所記的「čülgil國」或非新羅語中的「新羅國」小考

與其將古代突厥語čülgl(čülgil)視作有可能轉寫作šölögil,不如認為čülgl(čülgil)有另一種方言發音作čigil,蓋回鶻語明確載有人名為čigil Arslan Il – tirgüg Alp Burγučan Alp Tarxan Bäg(參:森安孝夫(楊富學譯)〈回鶻摩尼教的衰落與佛教的興起 ── 兼論回鶻佛教的源流〉,文錄:俄軍、楊富學主編《回鶻學譯文集新編》第218葉,甘肅教育出版社,2015年5月,ISBN:9787542334596),只需處理čülgil的第一音節母音ü如何變為i、以及第一音節如何遺失尾輔音l,最終變成čigil即可。這個處理過程比之將čülgil逐關推導變成šülgil、šölögil、šölöngil、siə-na-pəl(或*siə-ra-pəl)、siə-na-hol(或siə-ra-hol)來得簡易多了。

不過,古突厥語čülgil能否比定為回鶻語čigil?雖頗啟人疑竇;但倘若說古突厥語čülgil可比定為新羅語的「新羅」則更難令人信從。靜案,在舊文〈那問題〉中已初步處理過徐羅(那)伐的古音誼,羅(那)應該是*lar/*nar,乃新羅語受到古代匈戎語影響的產物,*lar/*nar是名詞複數型的後綴字尾變化,無論是單數型或複數型都可以作為國族名稱,而以複數型作為國族名稱則為北族文化的一大特色。伐則是*brag/*bag,是首領的意思,也是匈奴人的4種傳統國族名形式(天*trangril、河*(i)dil(k)、聖*brag(h)、人*kam)之一。由於複數型態變化*lar/*nar是可以省略的,所以「徐羅(那)伐」經省略掉「羅/那(*lar/*nar)」之後可以譯作徐伐。「斯-羅(盧)」則是「徐羅(那)伐」省略掉「伐(*brag)」之後的產物。

而在〈鄂〉文「čülgil即新羅論」中,čülgil 以及後續逐關推導出的šülgil、šölögil、šölöngil、siə-na-pəl(或*siə-ra-pəl)、siə-na-hol(或siə-ra-hol)等名詞都無法省略掉第二音節或第三音節,而各該第二音節或第三音節恰好對應到的地方就是「羅*lar / 那*nar」名詞複數型字尾變化的音節,故知古代突厥語所記的「čülgil國」或非新羅語中的「新羅國」。

2024年11月25日 星期一

讓資料具備史料能力的4種賦權途徑

2024年11月25日撰稿
對於哪些資料可以稱作「史料」?根據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我認為有如下4種賦權途徑,能夠讓「一般性的資料」獲致被認證為「史料」的資格。而這些途徑之所以擁有「史料資格的賦權能力」,則得納入「史學理論」的一種探討標的另行申論之;蓋沒有人能回到過去,自然無人能以科學方法比對古今一切史實和資料來取證,則「史料資格的賦權能力」云云只不過是一種先驗的信仰而非可以科學實證的產物。

言歸正傳,能夠讓「一般性資料」獲致「史料」資格認證的4種賦權途徑,歸納如下:

一、文獻學:

對於最狹隘的史學封建主義者而言,只有古希臘羅馬文獻才是嚴格意義的文獻學標的,這種思維過於極端,自當擯棄。實際上,所有的歷史訊息以文字型態記錄在適當載體上的資料,都屬於文獻學的範疇。通過文獻學獲得認證具備史料價值的文獻,其賦權能力在於該文獻都常透過一代又一代具體且清晰的持有者進行公信保存、嚴格轉寫和可溯源性。例如〈石鼓文〉、〈國語〉都是長期在官方機構中有所保存,又例如兩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獻是在有組織、有條理的發掘下獲致和保存於重要機構之中,這些從頭到尾有著嚴謹可溯源性履歷的資料,便是在文獻學賦權途徑之下取得了「史料」資格的認證。(靜案:附而言之,「口述訪談」和「田野調查」屬於文獻學賦權途徑,並不具備獨立的史料賦權能力)

二、地下考古學:

地下考古學如果自我本位主義至上化的話,就會形成考古學霸權主義,也是對於歷史學研究很不利的一股歪風。隨意就否定東方古文獻記載的夏朝就跟武斷地否定近東古文獻所記載的西臺帝國一樣,都是地下考古學至上化的劣質產物。

至於正常的地下考古學,則是文字史料、器物史料、體質史料和地景史料的重要補充手段,值得珍視。文字史料在完成地下考古發掘之後,就直接轉變成文獻學手段所處理的對象,亦即其賦權途徑是文獻學的而非地下考古學的。能夠通過地下考古學賦權途徑資料獲致「史料」資格認證的資料則是器物史料、體質史料和地景史料。器物史料展現了藝術、社群政治文化氣氛、經濟等歷史範疇的破碎切片,體質史料反映了古生物學、古人類學的概況,地景史料則反映了古代族群邊界、古代自然地理的變遷。

三、體質生物學:

體質人類學是研究人類基因變遷的有力工具,尤其因著科學化的分析工具而隱然有著難以駁倒的內建權威。不過,如果將視野放得更大來看,能夠作基因研究的不僅只是人類,也包括著古代動植物,因之將範圍跨張為體質生物學能夠更有益於史學研究。通過基因分析可以得出很多缺乏文獻紀錄、缺乏地下考古資料的人群擴散和遷徙現象,這就使得體質生物學成為1種新穎的賦權途徑。不過體質生物學的運用不可以盲目浮濫,否則就會超脫出統計學信、效度的極限而變成以論代史。

四、比較語言學:

神話學很難成為有效的史料賦權途徑,因為神話學的歷時、跨域變化幅度實在太大、太過主觀性,文學也有著相同的弊端。因此神話學和文學通常只能是當作佐料來協助豐富人們對於古代史事的想像,使之具象化和細節化,但無法認證什麼樣子的資料能夠該當為史料。

不過,比較語言學材料則不同,在某種程度上比較語言學具有將語彙辭庫轉化認證為「史料」的能力。譬如說,關於印歐語族起源地的認定就多半是同語彙辭庫所分布的地理自然屬性再去推論而來的;又譬如說我人可以利用「那/奴/羅」語尾的部族名稱後贅來推估古代北亞的匈奴、夫餘,古代東北亞的任那、貫那、新羅、狗奴、倭奴,以及古代東亞的薄姑,大抵其核心種落都具有一致的同源性。

前開4種「史料」資格賦權途徑,在應用的普效程度上當以「文獻學」為最佳,「地下考古學」次之,「比較語言學」繼之,最後則是「體質生物學」。當中「比較語言學」賦權途徑是較罕為學人所運用的評比方法,我人當加大對該種賦權途徑的正視和嘗試。

2024年11月23日 星期六

厚薄

2024年11月16日初試
2024年11月23日占露

〈厚薄〉        天成靜

河清邀海晏
山高換水長
風行知草偃
雲逸護影從

2024年11月3日 星期日

甲辰10月雲鷹展翅1度

2024年11月03日撰稿
補附10月12日照片。
偶見雲鷹展翅,臨摹1度。
拍攝時間:2024年10月12日(星期六)下午14時4分~5分
拍攝地點:舊閣

2024年10月16日 星期三

動容

2024年10月16日占露
2024年12月16日易揭

〈動容〉        天成靜

京臺遺待月
天關居客星
迥廊駐喬木
高簷逮遲曦

2024年10月14日 星期一

【筆記】清史問學(4)

系列文《123、[4]》
2024年10月14日追記
2024年10月21日刪改

〈清史問學(4)〉    天成靜

追記本(2024)年雙十節健公賜正,略以:
一、清季康熙朝起居注未見有滿文本,僅有漢文本;漢文本係清朝時人即已編定之真本原形,並非後世冒撰之偽秩。蓋清代語體自成文風,後人無法摹仿;後人縱然意動有所側寫,文風不洽古式一望即知。猶之如民初白話文亦大不同於現今白話文,其理相通。
二、翰詹官員兼任日講起居注官,康熙九年正式設起居注館,頗多清人記述彼等親預起居注工作情形。康熙朝起居注內容精善,嘉慶朝已降起居注則轉成應付公事遂無多少史料可堪徵引。
三、康熙朝起居注現仍存世,分別保存於兩岸,尚未合璧。部分康熙朝起居注保存於大陸者,嘗經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校勘、中華書局排版印行,是書前言稱康熙朝起居其餘部份各本係存保於台北故宮;惟是否真有另一部分康熙朝起居注運藏於台北故宮者?猶須檢尋故宮書目。
四、台北故宮所藏善本金貴,要在稀罕、精校,蓋明代以前出版的線裝書存世甚少,每為行家視若珍饈。台北故宮早年曾編有故宮博物院典藏善本書目,紅皮精裝,書目詳列細目,可逐一索隱。台北故宮所庋官書,係清代原刊線裝本,字體大、字形精美,書葉雖歷百年而紙質如新、不脆、不變色。
五、清實錄有2種印行於世。一、清實錄,華文書局印行。一、大陸亦刊發過清實錄,中華書局印行,16開本,印刷品相較華文書局本精美。兩種清實錄主要差異在戊戌政變前後情節。

2024年10月6日 星期日

甲辰10月油車坑橋11楨

2024年10月06日撰稿
補附昨(05)日照片。
無意間尋進小路,橋名柱有類茯苓糕,因選攝水岸別景11楨。
拍攝時間:2024年10月05日(星期六)下午16時13分~23分
拍攝地點:油車坑橋一帶(新北市新店區)










2024年10月5日 星期六

漫談山海經

2024年10月05日記
西方神祕學傳統在古羅馬時期即開始被刻意掩藏,慢慢地才出現黃金黎明傳統和新世紀運動等資料,其原因和壟斷神祕學知識以進行社會控制有關。在東方,也曾有類似的行為,即商代到西周的山海經編纂過程。

商代以迄周初貞卜的準確性可以媲美現代科學的實證性,其之所以失效和西周末期宗周京畿大地震有關。而此次大地震的肇因則為王室集團與史官集團意圖通過將祀典知識編纂為山海經進行高度可控性操作,遂招天罰引起大地震所致。

依張軍《楚國神話原型研究》之目錄「五、論《山海經》的成編次序」:
1、《大荒海內經》傳述於殷,作圖於東周,成編於戰國時的楚國(原子目:(二))
2、《五藏山經》始作於西周後期,成編於春秋中、後期的周室巫史之手(原子目:(一))
3、《海外經》四篇繪圖、傳述於兩周之際,成編於戰國後期的楚國(原子目:(三))
4、《海內經》四篇成編於戰國時的齊國(原子目:(四))

由上可知商、周王室集團與史官集團從殷代開始就已經編纂《山海經》的「文字」部分,而在兩周之際則也發展成熟而有了繪製《山海經》「圖說」部分的文化條件。《山海經》由文配圖的發展,其逐漸完善的過程標示了王室集團與史官集團對於神祕學知識的掌握越發熟練與可操作性之加深,這種進步的程度最終會導致胡亂運用神祕學知識來操控各地神祇,從而引發反彈,反彈的巨大苦果就是宗周大地震震壞了周王室的統治基盤以及史官天刑的永久性生效。

周王室在周初就已經出現周王本人喪失直接接通上帝的能力缺憾問題,這反映在有關於周公對於周文王、周成王相關的一些哀嘆之中。西周初期周成王喪失通神能力的事態可謂上天所施的薄懲,而西周末期的宗周大地震則應視為上帝的終局裁判,這次終局裁判的效力也及於史官集團,從此史官集團就永久性地壟罩在天刑的泥沼之中無法自拔。

商代太史氏並沒有天刑的困擾,微史家族可以抱圖法而歸周西伯就明確展示了這點。但後來東周春秋時期的齊國史官卻出現了秉筆直書反遭權臣殺害的案件,則讓人可以肯定兩周之交乃是史官天刑永久化出現的起點,而這個起點就與《山海經》初版行將文、圖並茂的時間點非常接近。所以可知《山海經》文、圖編纂事業背後所代表的嘗試利用神祕學知識來操控社會實乃引爆史官天刑的主因。

《山海經》不是單純的歷史書或神話書,其原本的出版是包括了文和圖兩部分的神祕學操作手冊,是王室集團和史官集團意圖操縱神靈以調控社會的有效工具。這個工具在西周末期被上帝摧毀掉了,使得中國社會得以初步擺脫神權政治的高強度有效操弄,並形成了一種與其他人類社會很不一樣的理性社會而非宗教社會。

商、周大史氏們知道神祕學的效用是真實存在的,但他們不會去濫用這些知識。對他們來說,這當中的道德思想凝聚成形,就形成了周代的「天明」思想。天王、天室、明堂這些禮記方面的紀載背後的意涵就是「天明」思想,「天明」思想在後世因為周王室集團喪失了直接通神的能力遂漸次喪失了活力,但仍保留在《逸周書》的部分篇什之中。西周末期王室集團和史官集團對於神祕學知識的濫用,造作《山海經》文、圖的結果,最終是斷送了整個集團的幸福,其懲罰的結果是永久性的。

2024年10月3日 星期四

甲辰9月捷運小碧潭站9張

2024年10月03日撰稿
補附09月29日照片。
因里內進行登革熱防治緊急噴藥,施藥1小時後再通風半小時方可返家,遂同妻女避往捷運小碧潭站一帶午膳,拍照9張。
拍攝時間:2024年09月29日(星期日)下午13時08分~14時49分
拍攝地點:捷運小碧潭站(新北市新店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