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問題

2024年03月14日撰稿

貫那之「那」（灌奴之「奴」）、徐那伐之「那」（新羅之「羅」）、任那之「那」（加羅之「羅」）、倭奴之「奴」、狗奴之「奴」、匈奴之「奴」，這些環渤海、黃海、日本海的古代部族國家，他們的字尾發音「那／奴／羅」究竟意何所指？此即為令人引勝而不勝的著名難題，是謂「那」問題。

壹、薄姑、夫餘、高句麗之先後淵源

一、夫餘

史料中記載夫餘國，早在司馬遷《史記》中即已有之。查《史記》貨殖列傳：「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夫餘、扶餘乃一國多譯，又別有罕譯寫作：鳧臾、浮渝。楊軍《夫餘史研究》（2012年1月，蘭州大學出版社，ISBN：9787311037130）第110面：「夫餘作為少數民族語辭，在中朝古籍中都存在不同的漢字譯寫方式，最為常見的是“扶餘”，在朝鮮古籍中，這種譯寫方式比“夫餘”更為常見。有的學者根據《字彙補》“鳧臾，東方國名。即夫餘也”，認為夫餘的另一種譯寫是“鳧臾”。【靜案，楊書原著頁下注2，該說出處為：張博泉〈夫餘史地叢說〉，《社會科學輯刊》1981年第6期】在《舊唐書》中，夫餘也寫作“浮渝”。」

二、夫餘之先：薄姑

楊軍《夫餘史研究》（2012年1月，蘭州大學出版社，ISBN：9787311037130）第114面：「關於夫餘之“夫”的讀音，李德山的觀點值得我們重視：夫餘之“夫”有兩音，1，甫無切，非母；2，防無切，奉母。但上古沒有“非敷奉微”等輕唇音，輕唇音是後來從重唇音“幫滂並明”分化出來的。“幫滂並明”四個聲母演變到現在普通話中的聲母，除並母小有變化外，其它三個基本上都保留了原來的音值。據此推知，“夫”字古音必讀如蒲如薄。【靜案，楊書原著頁下注2，前引出處為：李德山〈夫餘起源新論〉，《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2期】」

徐中舒《先秦史十講》（2009年7月，中華書局，ISBN：9787101065756）第83頁：「周公東征，經過歷時三年的長期戰鬥，給商的殘餘勢力以殲滅性的打擊，擊潰了商的三百六十夫，……迫使商族進行大規模的遷徙。遷徙的方向，南北都有。……薄姑即蒲姑，他們原住山東半島，是齊國的先住民。蒲姑既遷，才有姜太公的建國。《左傳》昭公二十年，談到齊地的歷史時說，“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蒲始【靜案，姑，原文錯植作始】」遷到了什麼地方？看來是越過了渤海，遷到了遼東半島以至朝鮮境內。……」第84頁：「蒲姑北遷即後來的夫餘，夫餘即蒲姑的對音。餘和姑是魚部疊字，夫、蒲古音讀相同。」

三、夫餘之後：豆莫婁、卒本夫餘（高句麗）、伯濟（百濟）

夫餘種族，除其本支夫餘國外，還另外衍生出旁支高句麗國。《後漢書》卷85東夷列傳第75：「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

至若夫餘種族之起源為何？史籍、學界多語焉不詳。惟徐中舒大膽指明乃薄姑國之後。徐中舒《先秦史十講》（ISBN：9787101065756）第84頁分析指出商末、周初的「薄姑國」避難北遷，成為後來的「夫餘國」，其立論是基於漢語聲韻學而來。但薄姑國之先，又竟為誰？莫可考追，只能泛泛謂屬東夷古族、阿爾泰古族云云，未審其詳。

貳、薄姑、夫餘之本語發音擬構

既承徐中舒《先秦史十講》薄姑、夫餘相續說，則可以再利用一些比較語言學材料對徐說做更精密地彌縫。夫餘國大抵是在戰國末期即已有立國的紀錄並載諸漢文史乘，故其發音可以當時之漢語古音來擬構。戰國末期至西漢初葉的漢語發音，尚離漢語上古音不遠，故而可以檢索各家上古音系統資料庫所得上古漢語對音回推夫餘語本音。薄姑國大約是商末周初革命時期的古國，也載諸漢文史乘，其發音亦勉強可套用上古漢語對音去回推夫餘語本音。

檢索韻典網（網址：http://ytenx.org/）以及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址：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可得相關國名的上古漢語對音如下：

一、薄姑

（1）鄭張尚芳系統：*baːɡ-kaː

（2）高本漢系統：*bʰɑk-ko

（3）王力系統：*buak-ka

（4）董同龢系統：*bʰuɑk-kɑɡ

（5）周法高系統：*bwak-kaɣ

（6）李方桂系統：*bak-kag

二、夫餘

（1）鄭張尚芳系統：*pa-la或*ba-la

（2）高本漢系統：*bʰi̯wo-di̯o或pi̯wo-di̯o

（3）王力系統：*bǐwa-ʎǐa或pǐwa-ʎǐa

（4）董同龢系統：*bʰjuaɡ-djaɡ或pjuaɡ-djaɡ

（5）周法高系統：*bjwaɣ-riaɣ或pjwaɣ-riaɣ

（6）李方桂系統：*bjag-rag或pjag-rag

鑒於夫餘王又見稱夫餘單于，而夫餘別種5部依余太山見解有源出匈奴族者，愚得仿效先賢亦大膽推定一次，薄姑、夫餘、高句麗貫那（灌奴）部俱為匈奴種，則「薄姑」、「夫餘」之對音漢字，彼本族語實或為「匈奴」一字之譯介。

復勘匈奴語中「匈奴」一字發音為：

單數型：*(a)braŋ

複數型：*(a)braŋ-nar

可據而推定擬構：

薄姑：

單數型：*b(r)ak或*b(r)agh

夫餘：

複數型：*b(r)ag(h)-lar或*p(r)ag(h)-lar

至於高句麗5部之1的貫那（灌奴）部，其部名則當另源自匈奴語「人（*kam）」字。

參、關於古代漢字紀錄中，外國部族譯名時選字上和還原其發音上的假設

古代漢字紀錄中，紀載了不少的外國部族譯名。這些譯名是使用方塊字來表記，選字的時候應該是有著一套公式化的選字邏輯。而在還原相關譯名其本族的發音上，又該如何作擬音和校正呢？

我的假設是，上古韓語跟上古日語，由於最初並沒有諺文跟假名，所以一開始無法用本族文字做紀錄。那麼，他們使用漢字紀錄的時候，必須尊重漢字本來的發音跟意思。遇到像是國號的時候，能夠兼具音義最好，不能的時候，就必須尊重漢人官方的定名權威。像是「倭」，明顯是貶義，可以確認其上古發音是按照上古漢語的念法去強行紀錄上古日語的講法，反之則不行，因為沒有人會想自曝其短（倭的意思是矮人，隱喻低人一等）。

從而，不必太過刻意去強行完全參照日本官方和民間所流傳的日式古訓古音。因為，漢文紀錄遠遠早於日韓文字，甚至韓國的古代「書記」，以及日本的《日本書記》，都是抄引《史記》、《漢書》的內容。像是「夫餘」國號在《史記》也有紀錄，因此「夫餘」是漢人的官方譯名，只能是音譯，畢竟「夫餘」是無意義或者是貶義的（意思是：剩下的人），在意思上不會是該民族自豪的自稱，而只能是音譯上該民族發音的漢語對音。日本如果古訓「和」字的發音為「yamato」，應該亦是後起的現象。畢竟按照上古漢語對音，「和」字應該是發「*gol」的音，而且「倭」、「和」2字相通，「倭」又常加「奴」結尾，合理研判「倭奴」在古代日語的發音上就是「*gol-nar」，表示族群是自稱「鬼（**kulʔ）方」，但用了匈奴化名詞複數型的「-nar」字尾變化來作為國族名號使用。

肆、倭奴國和狗奴國之分族定性

經過前述的大膽推定，再進一步冒險估斷的話，能夠認為作為匈奴始祖的遠古「匈戎」發展到虞末夏初的「有扈氏」，有扈氏在「甘之戰」敗績於夏朝後，有扈氏部落集團分裂，一部分北走到冀北成為「有易氏」或「河伯國」、「河宗氏」，另一部分則留在本土附近成為「薄姑國」。「薄姑國」在商末已追隨商朝發展成為東方強邦，在周初三監大亂中為周朝所敗，北向遠走成為「夫餘國」。「薄姑國」在商末失利時，除了北向逃遁外，不排除也有東向渡海進入韓半島南方沿海、九州沿海的可能性，分別成為任那諸國、狗奴（*kuwX-nar）國的先民。

在思考韓國起源的問題時，以及研究古代日本史的時候，可以找到字尾發音頗類似的地名、部族號或國號，似乎會具有雷同的文化淵源。可以推想：任-那（加-羅），徐-那（新-羅，徐-羅(伐)），狗-奴（大和王朝）似乎都是早期狄人（顧國或薄姑國離散往海洋逃亡者）或鬼方人（九侯的後裔渡海赴九州者）的後代。又像是高句麗有兄系職官，大和王朝則有兄名王（山背大兄王，押坂彥人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更暗示了古代日、韓之人應該是有著同族分化成多個分支種族的痕跡在。

高句麗5部有4部部名是以「奴」音作結尾，跟匈奴的「奴」乃一樣的狀況。而有時候「奴」又記作「那」、「羅」，比方說：（1）任那（加羅）、（2）徐那伐（新羅）、（3）貫那（灌奴）。因此也可以將「奴」、「那」、「羅」等3字都視作相同的語尾變化，可合理猜測在古代韓語裡面都是-nar或-lar語尾，屬於外來語進入韓語的影響，原本是匈奴語中名詞複數型的用法。

再者，比較一下古代韓語的2個地名，徐那伐、達句伐（大邱以前叫做達句伐），可以感覺到「伐」字應該是另一個字（可能韓語古代本身的文法，也可能是古代韓語借用北族語*beg的外來語用法）。所以若將「徐那伐」拆解成「徐那+伐」，則「徐那」的字尾「那」就又可以挑出來作比較，「奴／那／羅」，這3方塊字所表記的應該是北族語文法-nar或-lar進入古代韓語後所代表的發音。

日本上古時期的倭奴，狗奴，兩大王國，可能也是用類似的構詞法：

（1）在上古漢語的發音，倭是*qoːl或*qoːlʔ或*qrol，狗是*kuwX

（2）倭（出雲王朝）應該是匈奴化的鬼（貴）方，有一部分人移民到九州北部，本州西部和中部，最後被大和王朝擊敗和禪代

（3）狗奴應該是匈奴親緣部落移民到九州南部

鑒於能夠跟倭奴（邪馬台）爭國的大和王朝，基本只能與同時期爭雄的狗奴國作匹配，所以能夠大膽猜測現代天皇祖先最可能是狗奴（*kuwX-nar）國王族的後代。

同樣是在秦末漢初的時段，對於華夏外交官而言，見多識廣的他們不會不知道東方的狗奴人與西方的犬戎人似乎有著相似性，所以在翻譯命名上賦予了很類似的發音和字義特徵：

（1）匈奴親緣部落在陝西，於東周-秦之際，是翻譯叫做犬（kʰʷeːnʔ）戎（可擬構調整作*kan-nar）。

（2）九州島南部的未知部族，於漢代之頃，是翻譯叫做狗（*kuwX）奴（亦可擬構調整作*kan-nar）。

重新再整理的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1）鬼（貴）方 ＞ 九侯 ＞ 倭奴國（出雲朝、邪馬台女王國） ＞ 出雲國造

商末，九侯（鬼方）被商紂王殺害，可能有一部分逃亡北九州，變成倭奴國（邪馬台國，出雲王朝）。他們逃往北九州之前，可能先遷入長江下游沿岸地帶，從而在西漢時期留下了荊地（楚國末期統治範圍在長江下游，而非中游）有鬼方人的傳說。之後，才再度轉遷至九州北部，成為倭奴國。事實上可以推測，九州島之所以叫做九州島，極有可能是因為「九」國（鬼方）後裔部落卜居此處，其族名轉化為地名所致，遂名為「九」州島。之後，再沿著日本的出雲地區（後世稱作中國地方），一路擴張到京都一帶。

（2）蚩尤 ＞ 匈戎 ＞ 有扈 ＞ 雇國（薄姑） ＞ 狗奴國 ＞ 大和王朝

炎帝部落分化出蚩尤部落，蚩尤部落的後裔匈戎部落乃是匈奴遠祖，到了虞末夏初是有扈氏。有扈被夏擊敗，一部分逃往河北是有易氏，一部分臣服夏是雇國（顧國，擬音為*kʷaːs或*ɡʷaːʔ）。商代夏，先討顧國，顧國入商可能是薄姑國。薄姑臣服商，又在商末周初被周擊敗，薄姑北逃變成夫餘。夫餘又衍生高句麗和百濟。至於狗奴國，狗奴國可能是夏末顧國逃亡南九州的一部分人所建，也可能是商末薄姑國亡人的一部分所建。

（3）狗奴國擊敗倭奴國，受禪取得倭奴國全境之後，仍沿用「倭」奴國號但改以「和」字表記

狗奴人他們在漢季已經進入九州南部，成為狗奴國，而與倭奴國爭雄長。最終，狗奴國擊敗倭奴國，逐步征服九州北部（倭奴國早期核心地帶）、本州西部（出雲地區，倭奴國中期核心地帶）、本州京都一帶（倭奴國晚期核心地帶）。在進攻到京都一帶的時候，倭奴國投降，很可能採取了禪讓的形式讓國予狗奴國，狗奴國擴大化成為大和朝廷。這個過程，成為了神武東征的傳說。

「和」之一字在上古漢語鄭張尚芳系統的擬音是「*ɡoːl」，表現了狗奴國繼承倭奴國的受禪本色。因為日本自稱「葦原中國」，可能跟「鬼（*kulʔ）」字的字義為「中央」有關。若按照成吉思汗否決「古兒汗（gurkhan）」號的相關歷史，而「古兒（gur）」似乎意思是「中心」來推敲的話，這樣也可以解釋，為何日本本州島的西部，要叫做「中國」地方。

中國正統真的在蔣一方嗎？

2024年03月13日漫臆

在台灣政黨輪替之前，長期以來的教育是解說中國的正統在台灣，台灣是中國的復興基地。這種想法還有著從大陸帶來的大量史料作為後盾，講授著清共、剿共、西安事變、共匪叛亂的一整套歷史。不過，這套歷史並沒有清楚說明容共、清共的關鍵何在，而是側重於共產黨的凶神惡煞和文革老粗的種種醜態。如果有遇到質疑的時候，就會不斷地援引大陸帶來的大量史料，表示共產黨的謊言無法通過珍貴史料的測謊 ── 尤其這些史料在大陸不是被紅衛兵燒光了就是被共產黨竄改或者藏起來了 ── 所以中國的正統在台灣自是延續無疑。

但是，如果考慮到國民政府在廣州起家的時候，是由孫中山先生主持聯俄容共的事實的話，那麼，共產黨在國民政府北伐之際實乃黨國政府合法的組成單元，如此則對於這種組成單元的排斥能夠做到什麼程度才具備合法性？考量到廣州國民政府的合法化程序其實是根植於對於孫中山先生本人的個人權威，其後衍生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就是孫中山先生辭世後其救國意志的延續，此後國民政府一直倚賴中央政治委員會作為合法化程序的終點站。因此，清共、容共的兩方政府除了在軍事戰場正面較量以外，也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召集上做文章，最終是蔣介石一方完備了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合法化程序。

然而，清共時驟起殺戮共黨成員的內戰行為能否透過事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決議來讓清共作為具備合法性？這點便有很大的定性問題。如果可以，那當然可以據以承認中國的正統通過中國國民黨蔣介石中央軍一系的轉進台灣而延續迄今，但是這個肯認在民主架構上是非常奇怪的，因為它肯定了政變殺戮的合法化能力。

又如果不可以呢？則中國的正統就應該是在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手上，而不是在台灣。因為原本中共就是國民政府的合法成員，在清共政變時遭受大難並不會因為事後中央政治委員會追認其非法地位而失去其原有的統治正當性，反倒應該是發動清共政變的一方自此喪失了合法性。抗戰勝利後所謂共匪叛亂其實是遭遇非法清共的合法政權（長征敗退到西北的中共）以軍事手段追回本應擁有的中樞執政權利而已。並且，二戰後參與創設聯合國的中華民國席位，由原本從廣州國民政府時期就具有統治正當性、抗戰時也曾是蔣介石所主導中華民國政府合法成員之一的中共，以外交手段正正當當地取回，本質上不過是由異常狀態（非法進行清共的政權來代表中國）回歸到正常狀態（自合法容共起即擁有正當性的中共來代表中國）而已，在國際法架構上並沒有可譴、可議之處，在民主架構上也很難予以否認。

只能說，如果從嚴格的、機械性思考的角度來分析的話，似乎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推論。

合同

2024年03月07日占露

〈合同〉        天成靜

前峰雲嵐縱
歇霖吐納新
夾岸竹石漱
詞人心意凝

癸卯7月藝術鴿1楨

2024年03月06日撰稿

補附去（2023）年07月01日照片。

途經捷運環狀線板橋站一帶，選攝藝術鴿1楨。

拍攝時間：2023年07月01日（星期六）12時13分57分

拍攝地點：捷運環狀線板橋站一帶

漫談我對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的一些看法（2）

系列文《1、[2]》

2024年03月03日撰稿

2024年03月04日校補

關於漢語的演變，目前可以看到的一般說法是線型演化模式，亦即上古漢語、中古漢語、現代漢語都是同一種語言的連續性發展，上古漢語的印歐屈折特徵通過時間變化轉變為現代漢語的孤立特徵以及各種各樣的漢語方言。此種線型演化模式可說是通論，也是各家比較語言學者在還原擬構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的主要思路和取徑。

除了上述的線型演化模式外，由於對於現代漢語方言研究的深入，可以發現到部分的方言其形成階段動因並非完全是由上古、中古漢語內生線性演化而成的，而是有著與異族混居所導致的語言混用作為其外生變因，這在廣府話、客家話與閩南話的研究上都可以看出些端倪。

故而目前主流的漢語演化理論多半是以線型演化的角度來處理漢語的走勢和擬構字書，並以單純線型演化模式來處理漢語標準語和漢語各方言為主、以複合線型演化模式來處理漢語各方言為輔。傳統舊說2種線型演化的模式可以繪圖簡示如下：

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的華族起源於先住炎帝土著集團、夏族則另起源於外來虞夏共伴集團的歷史，那麼，在漢語語言演進上應該對線型模式進行修正，變更為雙元嫁接模式。在雙元嫁接模式底下，漢語有2個祖先語言而非1個祖先語言，亦即以炎帝語和虞夏語為2個始祖語言。並且，至遲到了周代的時候是以虞夏語作為上層貴族使用的雅言，而炎帝語派下諸語、虞夏語派下諸語以及其他異族語言則作為中低層百姓使用的俗語，兩個大的語言使用狀況再進行大規模的交流衝擊而出現了洋涇濱化，最終造就了新的語言型態也就是中古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孤立特徵轉化（中古漢語的入聲字可以視作上古漢語部分屈折字洋涇濱化不完全的事例）。漢語演化的雙元嫁接模式可以繪圖簡示如下：

漢語演化的雙元嫁接模式可以有力解釋為何漢語會從上古漢語的印歐屈折特徵轉變為中古漢語的孤立特徵，因為遠古漢語本來使用的是炎帝語，而炎帝語其實是比較接近匈奴語、文法上屬於偏向北族系統、擁有黏著特徵的語言，後來在外來語虞夏語的競爭中產生了「階級層化覆蓋現象」。在虞代到周代的漫長時間裡，中高階層的統治群體主要以虞夏語作為雅言，而中低階層則仍有著不少人是使用炎帝語；中低階層由炎帝語換用雅言的過程中發生了大規模的洋涇濱化，使得漢語的屈折特徵漸漸趨於削弱，並在刻辭文字系統（甲骨文）的促進作用下朝向了孤立特徵的新變化。

採用雙元嫁接模式對於漢語古音擬構會起著有益的作用，因為我人將不再只將漢語由今往古向前堆砌套換音律公式，更需要注意到有些字其實有著雙源甚至多源的不同起始定位，如此對於校正古漢語擬音來說能夠獲得全新的思路，因為遠古漢語很可能是有著2個權重幾乎相同的不同來源。

甲辰2月喜鵲枝頭3張

2024年02月15日撰稿

補附02月11日照片。

見鵲1隻，喜上樹梢，留影3張。

拍攝時間：2024年02月11日（星期日）14時23分～27分

拍攝地點：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民小學（新和街一帶）

可汗小考：「單于」官稱起自「蚩尤」、「可汗」官稱襲用「軒轅」

2024年01月26日撰稿

靜案，此前滿以為余撰釋〈單于考〉諸篇考訂單于官稱已頗詳盡，而可汗官稱為匈奴民族後起之用法無須另寫〈可汗考〉。惟今日思索自覺己昔之窮，茲草本篇〈可汗小考〉先行申釐一二偶得。

我在〈中國的國體：雙元分合、漢化一體〉一篇已談及中國漢民族的雙元嫁接本質，簡言之，從遠古時期到夏商周三代的超長時間跨度下形成了雙元嫁接的漢民族，先住民炎帝集團（華族）是其中的第1元，外來虞夏集團（夏族）則是另1元。兩個來源不同的集團最終在西漢初期完成了全新的漢民族自我本位認同，亦即在華北大平原產生了一次規模龐大且長時段的「漢民族地著化」現象；此後，雖然有大量異族陸陸續續混入漢族裡面，但已無法撼動和改變漢民族的自我定位，異族不是被中國人所漢化就只能摸摸鼻子成建制地撤離中國。

有鑑於早期炎帝集團分化出華族（黃帝集團+後期炎帝集團）以及北族（蚩尤集團，乃狄人、匈奴、柔然、突厥等北方諸民族的祖先）的歷史流路，可知漢族和北族在遠古時期是同源的，故而嗣後兩族分開各別的傳承裡自會擁有一些共通的文化因子。這些共通的文化因子由於後世的隔閡越來越久而顯得差異越來越大，以至於湮沒不彰，所幸經過仔細的考察仍得梳理出些許隱微的史影。那些些共通的文化因子當中，軒轅和蚩尤是2個令人難以察覺但卻又頗為稀鬆平常的例子。我人可利用比較語言學的手法來分析相關古代名號的原始發音，並進而彙整出下表：

字組	時代 擬音 字詞	黃帝時期 上古漢語(擬) (鄭張尚芳系統)	三代 上古漢語 (鄭張尚芳系統)	漢 上古漢語 (鄭張尚芳系統)	中古漢語	備註
單于	蚩尤	對音：*tʰjɯ-ɢʷɯ 還原：*tʰjɯ(r)-ɢʷɯ				單于當為「蚩尤部落集團」首領之官稱
	淳維		*djur-*ɢʷi
	單于			*djar-*ɢʷa
	達干				darkhan
可汗	軒轅	*qʰan-ɢʷan				軒轅當為「黃帝部落集團」首領之官稱
	（？）		（？）
	護于			*ga-ɢʷa *qa-ɢʷa
	可汗				Qakhan

上表清晰可見「蚩尤」名號允實「單于」尊稱最早的形式，蚩尤集團作為早期炎帝集團的分支子集團，其首領的「蚩尤」名號在屬性上就是一種「官稱」，且「蚩尤」官稱就是後世統一匈奴行國首領「單于」官稱的早期用法，來源頗古。至於「蚩尤」官稱的前面是否有指示各該首領個人專屬美德的「官號」存在？限於史料的嚴重匱乏，已無從知之。

此外上表也還表明，傳說中遠古時期的黃帝其姓氏「軒轅氏」其實也當校正視作黃帝集團首領的一種「官稱」，而非指示黃帝的「姓氏」血緣紐帶。所以黃帝集團作為早期炎帝集團的另一系分支子集團，其首領的「軒轅」名號亦具備「官稱」的屬性，並且就是後世北族「可汗」官稱的古雅形式。同樣地，在缺乏史料的支持之下，「軒轅」官稱的前面是否有指示各該首領個人專屬美德的「官號」存在？也沒辦法追究了。

附帶而論，傳世文獻中關於遠古時期炎、黃、蚩尤等部族首領的姓氏紀錄，那都是夏商周三代時人所傳下來的，故可能只反映了三代時人的社會習慣和偏差認知，未必就是遠古炎、黃、蚩尤之際的真相。譬如傳世文獻所記的「黃帝軒轅氏」，在解釋時就不該認作「姬姓的分氏為軒轅氏」，而應識別為「黃帝集團元首的官稱是軒轅，而軒轅即可汗」。由於夏商周三代時人對於遠古時期的歷史已經半真摻假，留下了模糊不清的口語傳承，因之到了更後世的日子裏，三代時人或秦漢時人在進行歷史紀錄書面化的時候，就把官稱當成是姓氏了。

從某種角度來看，三代、秦、漢之人已經不清楚炎、黃時期舊事的全般細節了，只剩下一些粗略的認識，這緣由不脫炎、黃語言（遠古華族語言）跟周、秦漢語（上古漢語）之間有著巨大的文法差異有關。炎、黃語言可能是偏向北族語的文法，而三代上古漢語則偏向印歐語的文法，此和虞、夏共伴部落集團是外來印歐語系的移民不無干係。由於古代史蹟湮遠，以及相關史事從炎黃語言的表述式需混用音譯和意譯的辦法來轉換進入虞夏語言的語境，遂讓三代時人對於遠古事寔處於既懂得一點點卻又不懂另一些的懵懂狀態，導致神話傳說甚難清理追還其本貌。

流連

2024年01月16日占露

〈流連〉        天成靜

忘若舀濁井

適彼開荒阡

積是檢蠹粟

趁此夢黃梁

節好

2024年01月12日占露

〈節好〉        天成靜

下海容魚躍

邊隰載物生

沉錨定波湧

潔身禦舟搖

中國的國體：雙元分合、漢化一體

2024年01月09日撰稿

2024年01月12日校訂

壹、3種既有的中國國體論式

中國的國體為何？這當中所牽涉者不當只限縮於政治體制，而更應囊擴包舉文化背景與民族淵源，作一整體予以通貫。亦即，探討中國的國體實乃考察中國的形成論，而歷來關於中國的形成比較著名的有幾種說法：

一、文化中國（漢化一體論）

華夷之防在於文化上是否漢化，可以用夏變夷，化異族民為中國人。此種看法主要來自於中國上千年的歷史實況而來，北族（遊牧民族）大量融入中原並徹底漢化，具有極強的實證性。最終，形成了現代的「中華民族」概念。

二、多元論

多元論強調中國不是只有主體的漢民族，也有其他諸民族存在並進且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考古學上可以用蘇秉琦的區系理論為代表，認為中國在三代以前的歷史地理分布開局是呈現「滿天星斗」的態樣，並沒有誰是定於一尊的。另外，在漢以降的中國歷史，雖然是出現漢化趨勢，但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唐前期河北的胡化、南方漢人的分化與漢族與南方異民族的混合不無關連……等等多元論的觀點。尤其在於現代世界體系架構中，尊重少數、保護少數的政治訴求對於闡揚多元論有著巨大的推波助瀾之效，使得多元論擁有眾多的支持者和輿論支持。多元論可以圓融地處理特殊時期北族融入漢族的問題，但卻不能處理長時段漢族幾乎就等於中國的問題。

三、多元一體論

中國多元論過於偏重解構中國漢化中心論，使得其無法開釋中國如何在總人口中高達7～8成都是漢族的狀況下出現若何的多元紛繁面貌？！殊不可解。因此，中國國體的多元論與一體論最終妥協的產物便是多元一體論，如此可以較佳地收納古代中國的多民族自主能動性進入現代中國的漢族主流體系中而無所違和。

貳、新的中國國體論式

然而，上述3種中國國體的認識並非史實的全觀，只能代表各階段中國人對於自身時代處境的片面理解。漢化一體論是中世中國降至明代的普遍外環境，多元論是清末民初開始受到西學衝擊所反思並回溯到蒙元、滿清等特殊時期的後設看法，多元一體論則是現代中國在經受百年動盪站穩腳跟後的產物以作為對未來行動方向的前瞻性指引。這3種國體論都是具有片面階段性的，雖然其所標定的階段可能是長時程的。

不過，如果將中世中國（漢化觀）、異族中國（多元論）、現代中國（多元一體）都擺開來，串在一起的時候，我人要如何解決這3個連續體卻又互相衝突的矛盾呢？我認為，應該要將中國的民族主體，也就是漢民族的起源問題也拉進來，一併檢討，才能導引出更新的關於中國國體的認識論。

中國的歷史分期，不應該只採用3分法，粗分成：上古（三代～漢）、中世（魏晉～清中葉）、現代（清末迄今）。應該更進一步細分為6分法：高古（考古時期）、遠古（炎黃～虞）、上古（虞～三代）、中世（漢～唐宋）、近世（元～清中葉）、現代（清末迄今），其中遠古時期的史實具有巨大的校正作用，因為我們可以從裡面瞭解到北族與漢族原本是一家，從而打破北狄南漢之辨（順帶也可以解構新清史學派的理論基盤：內亞性，因為內亞性在漢族北族同源的史實下，自然是雙方的共性而非獨屬於北族的專利）。

參考李琳之的先行研究《前中國時代　公元前4000～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2021年9月，商務印書館，ISBN：9787100198134），炎帝族起自渭、漢，擴散到晉境後，先是分化出蚩尤族，然後又分化出黃帝族。蚩尤族敗退後四散到中原邊緣各地形成聯盟反包圍位居中心地帶的黃帝族。蚩尤族的一部分最終與山東顓頊集團混合，形成匈奴族，亦即橫行後世中原的北族之先聲（此中也暗示即使在遠古時期的中原和江南地帶，也都不是單純的滿天星斗格局，而是炎黃蚩尤同源內戰為主軸、其餘異族被勾連的複雜情勢）。

而同樣地，顓頊帝絕地天通，亦為漢族傳說中三皇五帝的雄主之一，對於漢族民族本體的形成也是居功厥偉，絲毫不讓於炎、黃2帝。但倘再輔以余太山的幾部著作，復可知漢族在遠古時期竟又有著域外孿生部落「虞、夏」的重大淵源，而此一淵源在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2016年5月，三聯書店，ISBN：9787108056832）書中所敘結合古籍紀載可以推導出夏先乃陶寺考古文明、夏人在陶寺時期兼容、虞人繼之予以篩汰後遂形成後世漢文明基本元素的餘論。

綜合觀之，則關於中國文明的形成，其國體架構可以校正為「雙元分合、漢化一體」的新看法：

一、雙元分合

雙元分合，指的是漢族擁有2個民族不同的民族核心，第1個核心是炎帝族，炎帝族在遠古前期分化出遠古漢族（炎帝族、黃帝族）與遠古匈奴族（蚩尤族），他們起源於渭、漢地區，屬於先住民土著集團，他們的語言可能比較接近古突厥語，這從「黃（黃色）」帝名號與北族以「黃色（sara）」為尊可以看出；第2個核心是夏、虞共伴部落集團，他們起源於今日的伊朗境內，屬於外來移民集團，在遠古後期將炎、黃各支族系逐漸收攏進早期中原體系內，他們的語言比較接近印歐語族。在炎黃土著集團與夏、虞外來集團嫁接成為上古中國的過程中，東方顓頊集團參與了這兩個集團的「分」與「合」，顓頊集團一部分進入成為了漢族，另一部分則進入成為了匈奴族。

二、漢化一體

漢化一體，處理的則是三代以降的中國歷史進程，早期中原體系最終通過西周的中央集權式殖民封建和漢代的政治大一統完成了中國的漢民族中心化，在語言學上的反映便是炎黃語言的北族特徵和虞夏語言的印歐特徵都消失並改變成位置語言結構的漢語文法。這個漢民族中心化在中世和近世雖說遭到了北族等異族越來越強的挑戰甚至滅國，但在長時段的作用下仍舊顯現出總體漢化的不變趨勢。

而頗為弔詭的部分則是北族其實是和漢族同源的，因此北族在與漢族分殊化之後，又持續與漢族融合並漢化。這個先分後合的狀況，使得中國國體中雙元分合的特質出現了3個共構的層次：

（1）遠古時期：西方炎帝族和東方顓頊族分合為漢族和蚩尤族（早期匈奴族）

（2）上古時期：土著炎帝族和外來夏虞族嫁接統合為漢族，而部分的夏虞族又分出析為吐火羅人、貴霜人和鮮卑拓跋氏

（3）中世～現代時期：漢族和北族分合為漢族和西方突厥諸族

漢化一體的狀況便是在前述3種層次下雙元分合的過程中，由逐步華夏化、漢化胡化拉鋸走向漢化一體的深度歷程。這個歷程也使得中原古部族從部族主義（炎黃時期的魚圖騰和鳥圖騰）開始凝聚出華夏意識，華夏意識也逐漸從神權主義（與上帝接通，以花字代表曼達拉圖式和以伯字代表溝通心輪）走向理性主義（顓頊帝絕地天通、道儒分流、儒家轉向理學）和科學化（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化），從而形成出傳統的中國意識和現代的中國意識。「中國」意識遂從「神識（abrangh，為至尊主所鍾愛的神性中心）」中轉「地識（中央，普照天下的絕對中心）」和「理識（中庸，致中和之儒仁）」之後，演變為現在世所熟知的「政識（China，地理上位居東亞的現代化廣域多民族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