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6日記
以我自己在台灣生活的個人感受和聽聞，我覺得有3個時間點可以標註台灣年輕人階層的心態變化：
一、民國105年：台獨認同在台灣社會真正地由少數變成多數
台灣第1次政黨輪替後，台獨在社會上仍屬絕對的少數，整個社會也剛脫離威權社會沒多久，此後又發生第2次政黨輪替，所以一直到民國105年上旬，我個人在台北的街道上行走時都不太有聽到人們敢公開高談闊論講彼此的台獨認同，這種狀況即便在太陽花學運期間也是一樣。
不過，在民國105年下旬台灣第3次政黨輪替後，不到1個月，走在台北街道上突然可以聽到很多人互相討論推崇自己和對方的台獨身分，而且是從高中生開始的，大約經過1～2年以後就才逐漸變成連中年人、老年人都在講並都理直氣壯。
二、民國108年：台灣年輕人平均素質回歸自然常態水準（但令人感到猛然下降）
大概民國106年，我個人就從支持台獨，變成厭惡台獨了；因為我覺得以前是為了過好日子、為了社會進步的理念而台獨，但沒想到卻一改變成為了台獨可以約略犧牲一下過點壞日子、稍微妥協掉一些公平正義屈服於現實條件。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而已，不能夠代表社會上其他人的想法。
惟到了民國108年，我從我自己所帶領的實習生、短期生身上看到，我發現台灣年輕人素質突然產生了斷崖式的明顯下降。民國107年之前，原本年輕人階層的優劣比約是8：2，而且後段20%的人會接受指導、接著自我加強學習和進步；民國108年之後，年輕人階層的優劣比變成約是5：5，而且後段50%的人會反對指導、帶壞其他人、缺乏學習動機、成長停滯以及極為自私（只想爭取和享受福利、卻不願意負責任盡義務）。
這個比例上的變化令我很錯愕並百思不解，後來我認為應該是與台灣社會集體素質開始回歸原始中位數有關。國共內戰在1949年左右帶來了大量的外省人，這批人是挑選過的富人和菁英、以及受軍隊高壓教育管束的士兵居多，在當時是全中國素質較高的一批人群，一個小小的台灣社會可說突然收容了全中國約25%～33%的素質較高的逃難人群，對於台灣社會整體年輕人素質的驟然提升必然有著巨幅的幫助以及長期正面帶動效益。後來隨著開放大陸探親、兩岸投資和旅遊後，逐漸有人才從台灣往大陸移動，這個移動趨勢越來越大，最終可能是在民國108年讓台灣年輕人的素質回歸到人類社會的普通常態中位水準。所以，不應該視之為素質下降，而應該視作是常態回歸，乃一自然現象。
三、民國112年：年輕人由晚孕大幅轉向絕孕
關於第3點，我是聽別人說的，因為我已經步入中年了，所以只能聽聽看年輕人說他們自己是怎麼想的。新冠疫情改變了年輕人的生活基調，民國110年台灣發生疫情前是延緩懷孕的年齡，產婦越來越高齡化；但民國112年疫情趨緩後，年輕人心境已然改變，更加注重個人及身的生活福祉，因此有很多人大幅轉向絕孕，不再想生育和扶養小孩。
也就是說，以往整個台灣社會一直在探討該如何扭轉少子化的慢性集體危機，卻沒有正確地理解其深層動因。1949年左右國軍轉進台灣以降，政府長期推動3胎化、2胎化，使得年輕人家庭從多孕（1對夫妻生育1～8個小孩不等）朝少孕（1對夫妻生育2～3個小孩不等）的新型態進行轉變。然後，又在少孕的基礎上從早孕（20～30歲就生育）逐步走向中孕（30～40歲再生育）、晚孕（40～50歲才生育）。到了新冠疫情爆發，很多人看透了生命的無常，猛然醒悟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遂使得很多年輕人將生育小孩的優先級改排到最後列甚至予以取消，遂大幅轉向絕孕、不生養小孩的狀況。
當然，上述只是我自己個人的感受和傳聞，不見得是完全正確的，就單純做個日記紀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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