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記（5）

系列文〈1、2、3、4、[5]〉

2020年04月28日撰稿

五、時政記演變通敘

中國自秦王稱帝伊始，轉由人君勉強承擔起上蒼疏通天地、頒曆授政的重責大任，三代大史秉筆直書的遺風也肇造對皇帝諏諫錄諡的慣例，先是形成起居注，後又輔以時政記，奠定華人社會重視歷史的優良傳統。承而從古到今，發展出極為縝密的史料撰錄方法，時政記制度自為其中佼佼者，從中古時期的（武）周朝，到現代的中華民國，時政記約已經歷一千年的制度演變。

古人設置時政記的原意，在紀錄政府中樞的決策過程與祕辛，補充起居注官無法參與機密會議的缺點，尤其是平常人所無法參與的機密會談，俾讓政府施政過程中之折衝、腹案與原委，無所遁遺。時政記設計之初，在本質上可謂係一種會議紀錄，也是國史修撰的基礎程序，官方多責成專人或機構錄寫，定期按月、季抄送史閣保存，具有唯一性、機密性與時效性，是國史修撰上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時政記雖然重要，但限於保密和政潮等因素的干擾，歷史上其存續情況較不穩定，時興時罷。時政記制度的運作流程，自武周至民國有過幾次重要的改變，表解如次：

時代		撰寫者	典藏者	著作名稱
武周、李唐		宰相	史館	時政記
五代末期		宰相（中書省）、 樞密院直學士（樞密院）	史館	時政記
宋朝		中書省和樞密院的時政記房	國史館（院）	時政記、送史館事件
金朝		編修官員	國史館	日錄
元朝		中書省時政科	國史院	時政記
明朝		各級政府	各級政府	欽錄簿（洪武朝）
		文史館	無（時政記似未及成編）	時政記（建文朝）
		在京各衙門	史館（幾無設置）	六曹章奏（萬曆朝）
清朝		無	無	清朝無時政記
中華民國	1947/01/20～1947/10/07	國史館徵校處時政科	國史館徵校處時政科	時政記
	1947/10/08～1949/11/29	國史館徵校處實錄科	國史館徵校處實錄科	中華民國時政記

從上表可以明確看出，原本武周、唐代所規劃的時政記是由執政的高階官員來進行撰寫，以提供政府施政的第一手史料。不過限於保密、公務繁忙等因素，在宋代首度發生轉變，改由政府中的中階官員來進行撰寫，史料提供者的層級降低。到了元朝時期出現第2次轉變，中原傳統史學受到蒙古人政治體制（含蒙古史學傳統）的衝擊，時政記的功能產生轉向，不再純以提供史料、服務史學為目的，而改以提供檔案、協助公部門調卷為目的。第3次轉變在明、清兩代，由於檔案制度的競爭，以及專制皇權的發達，時政記制度走向萎縮，近乎消失。

中華民國成立後，時政記制度仍舊沉寂了一陣子，直到中日戰爭激起文化救國的思維，該制度方得以復興。復興時政記制度的主要推手為張繼、朱希祖和金毓黻，在他們的設計下時政記又發生第4次轉變。時政記在實務上不再由一線施政的行政官員負責撰寫，而完全改由局外二線的史館人員總其文責。另外，古代時政記的資料是根據政府官員的記述和公牘，來源是內生的；現代時政記的資料則主要是取自行政院新聞局新聞會報，性質上較偏屬於記者的報導，所本是外生的。職是之故，現代的時政記在撰寫者和史料來源這兩方面，都出現了大幅度的變化，而成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官方史學的一個顯著特徵。

歷來時政記的保存狀況非常不理想，多因秘不外宣而缺乏民間傳鈔本，導致正本毀棄於戰火中即無從挽回，殊為可歎。古代時政記流傳到今天的文本只有1部宋代的《建炎時政記》而已，該書也並非例行性的常規著作，而僅是李綱在逃難之餘所作的事後追記。因此，南京國史館所撰《中華民國時政記》的稿件擁有極大的歷史意義，或乃我國第2部仍有實體文字存世的時政記；雖因國共戰事致使中斷編輯，然由於展現了時政記制度延續到現代的生命力，故其在文化上依舊具有無法估量的豐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