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記（3）

系列文《1、2、[3]、4、5》

2020年04月08日撰稿

三、武周以降的傳統時政記

（一）時政記制度的創辦和落實：武周、李唐和五代

在武則天統治的武周時期，長壽2年（693）姚璹提議從舊的起居注制度中分出新的時政記制度，規定由宰相一人專門負責撰寫時政記，將宰相和君主的對談、主要決策的來龍去脈、高階官員的會議討論過程……等內容都做成書面紀錄，每個月封送史館，以補充起居注的不足。【注1】姚璹的倡導獲得採納，時政記制度從此建立。然時政記制度在武周和唐朝的執行狀況並不穩定，杜希德（Denis C. Twithchett）指出：「與起居注在整個唐朝屬於常規修撰不一樣，時政記是一種更加非常規的紀錄，僅在一些短暫的時期中得到修撰……它在唐王朝的歷史進程中由各色官員撰修，但不同於起居注之由名義上公正持平的起居郎所修，出於保密的理由，它通常是由謀議的實際參與者之一撰寫的。」【注2】當時該制度之所以不穩定，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時政記是全新的制度，尚需一段試行、試辦的磨合期。二是時政記的內容涉及政爭或體面，招致顧忌，【注3】關於此點，北宋扈蒙向宋太祖解釋得頗為生動：「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洩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疏遠是隔，何由得聞！」。【注4】

接替唐朝的是戰亂頻仍的五代十國，雖說政局混沌多變，然而在北方的小朝廷始終都重視時政記，勉力保持時政記的撰寫。北宋胡旦曾向宋太宗簡報過五代施行時政記的概況：「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中書即委末廳宰相，樞密院即委樞密院直學士，每月編修送史館。周顯徳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曆。自後因循闕廢，史臣無憑撰集。」【注5】由於五代的慘澹經營，時政記得以繼續其規模，運行到宋代。

（二）時政記制度的成熟和變質：宋、金、元

北宋時期，宋人將時政記、起居注……等修史的各種制度作通盤考量，進行整合，結果讓時政記成為修史程序的起點，在方法上趨於嚴謹。宋朝於省（中書省）、院（樞密院）分設時政記房，定期撰送國史館（院），【注6】為時政記最璀燦輝耀的一段。蔡崇榜將當日的修史流程繪製如下：【注7】

可以看到，時政記、起居注和日曆被組織起來，一起成為修撰實錄、國史的基礎。時政記需每月、每季、每年定期彙送給專責修史的史館體系，在制度上顯得完備而富有彈性。

在宋朝北鄰的遼朝和金朝，這兩個北方國度都先後模仿中原王朝的體制，於政府中樞設置國史院展開修史工作。遼朝對於宋朝修史制度的模仿較為簡陋，王明蓀認為：「雖然遼、金之史館可見諸開國之時，但其制度與規模卻難窺全貌；遼約當第五代景宗之時，金約當第三代熙宗之時，始見較具規模之史官制度……遼制較金制疏漏，由起居、日曆至實錄之制起始不詳，而中期以後資料漸多，或史官及史館之制度化即在此時……其初採五代之制，中期以後與北宋相峙，交通及爭競之際，漢法之採用始漸盛」【注8】因缺乏遼朝修纂時政記的史料，無具體事例可考，恕略。【注9】至於金朝則有修纂《日錄》的紀錄，由於日錄就是時政記的別名，【注10】故可知金朝確曾實施過時政記。

查《金史》記載《日錄》的施行情形：「皇朝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有志論著，求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采摭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竇祥年八十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點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手木載舊事五條；金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在史館。條件雖多，重複者三之二；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定策，獨吉千家奴兵敗，紇石烈執中作難，及日食、星變、地震、氛祲，不相背盭。今校其重出，刪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前事，宣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璽一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槩云爾。」【注11】

另《金史》李汾生平事蹟裡亦見有《日錄》的記載，【注12】他因應試不第，遂設法到史館中謀職，擔任書吏的職務時，須對編修官的《日錄》草稿進行抄寫、清稿、上陳的工作：「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元光間，游大梁，舉進士不中，用薦為史館書寫。書寫，特抄書小史耳，凡編修官得《日錄》，纂述旣定，以藁授書寫，書寫錄潔本、呈翰表。汾旣為之，殊不自聊。時趙秉文為學士，雷淵、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旣畢，顧四坐漫為一語云：「看」。秉筆諸人積不平，而雷、李尤切齒，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然時論亦有不直雷、李者。尋罷入關。」【注13】

透過前引2段史文的紀載，能約略瞭解金朝時期《日錄》的性質。就此，王明蓀說：「金制記注院修起居注，著作局修日曆，國史院修實錄、國史等，至遲在海陵帝時即已成制度化……金制較遼制詳盡，其史官之工作及記事亦較完備」【注14】。金朝修史制度雖較遼朝完備，可惜金朝所編寫的楊雲翼《日錄》、陳老《日錄》品質不佳，所錄者與史竇祥、張正之、張承旨等處流傳的記事交互間有3分之2的內容都重複謄繕，其價值和宋朝相比就顯得遠遠不如了。

遼、金兩代對於時政記較為輕率的態度，影響到了繼起的蒙古人。中原史學傳統遭遇到蒙古政治體制的強力衝擊，致使元朝的時政記其功能不再單純是專為修史而設計的了，另外還追加了公務參考的用途，從而與宋朝的作法產生較大差異，在品質上亦有所下降。關於此點，李峰指出：「但元代起初撰《時政記》是備中書省參考所用，並不是為了修史而準備的，後來直到成宗時方才送付史館。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後，王约上言二十二事，其中之一為“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該建議得到了成宗的認可。此即徐一夔所謂的元代“中書省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注15】具體而言，國史院資以修纂國史的《時政紀》編纂者僅“一文學掾”而己，不免有編纂草率之弊。」【注16】時培磊也有類似的看法：「關於元代時政記的修纂情況，由於材料缺乏已很難知道它的具體情況。但是時政記的確成為日後國史院修纂實錄的重要依據。王惲的《進實錄表》中就稱實錄的纂修主要是「采摭於時政之編，參取於起居之注」。另外，王約在成宗即位後，即上言二十二事，其中就提出：「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注17】和唐、宋相比，元代的時政記在品質上雖已下降，不過仍不失其史料價值，修纂實錄時仍需參照時政記的記事內容。

（三）時政記制度的廢弛和首度停辦：明、清

元廷北遁之後，明朝開國，時政記制度開始走向瓦解，漸趨於停頓。金毓黻認為明代並沒有時政記：「元代以後。史官記注之法大壞。明清二代。翰林學士。經筵講官。虛領記注之名。殊無載筆之實……起居注有名無實。更無所謂時政記與日曆」【注18】蔡崇榜也持同樣觀點，他援引《明史‧卷285‧徐一夔傳》指出：「宋代以後，元朝「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則宰執紀錄軍國政要之制遂廢，迄於明、清兩代，不復聞有時政記之修撰。」【注19】

有趣的是，謝貴安觀察到明代其實別有名為《欽錄簿》和《六曹章奏》的文件，在性質上等同於時政記：「明代未編《時政記》，但纂有《欽錄簿》作為實錄修纂的史料來源之一。《欽錄簿》所集多是檔案文冊……所謂《欽錄簿》就是依據會要體例，將皇帝的聖旨詔令、臣下的奏事簿籍編纂而成的史料性書籍。從中央政府到各級地方政府都編纂這種史料性書籍，並藏在各級政府的銅櫃中保存。從性質上來，明洪武年間編纂的《欽錄簿》相當於唐宋時期所修的《時政記》。洪武之後《欽錄簿》廢寢，及至萬曆時，張居正倡議編纂的《六朝章奏》，某些方面與《時政記》和《欽錄簿》相仿……鑒於史料遺漏很多，采集的史料又＂寥寥若此＂，朝廷又規定在京衙門編輯文冊送史館編纂《六朝章奏》以備日後修史時采用，但這一措施也多所廢弛」【注20】如此意味著明代洪武朝的《欽錄簿》、萬曆朝的《六曹章奏》，和北宋初葉的《送史館事件》一樣，都是有實、無名的《時政記》。

實際上除了洪武朝《欽錄簿》與萬曆朝《六曹章奏》之外，《明史》另也記載過建文朝曾著手準備編修時政記：「王艮…建文二年進士…胡靖，即胡廣也，艮次之，又次李貫。三人皆同里，竝授修撰，如洪武中故事，設文史館居之。預修《太祖實錄》及《類要》、《時政記》諸書。一時大著作皆綜理之。」【注21】建文朝編修時政記的成績不明、為期甚短，靖難變後則要晚至萬曆朝乃又見《六曹章奏》可供今人稽考。

到了清代，時政記淪於停編的窘境，不再開辦。喬治忠論其原因，認為清代：「由於一些新因素的注入，傳統的史學也得到一定的改造和發展，例如實錄已不載大臣的傳略、創修突出朝廷在戰爭作用的史籍──方略，由於檔案制度的健全而摒棄了『時政記』、『日曆』的編輯等。」【注22】時培磊也認為不應「拘泥於由起居注而日曆而實錄這樣一套修史體制……實錄的修纂並非沒有日曆就無法完成。例如在明代，起居注和日曆都是幾設幾廢，但是明代實錄仍然修得比較完整……同樣清代沒有日曆的編纂，但也完成了實錄的修纂任務」。【注23】時政記制度在清朝為人所忽視，第一次遭到停辦的命運，令人感嘆。【注24】

【注1】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1991年，文津出版社，第27頁：「時政記作為宰臣對於軍國政要之紀錄，其修撰始於唐代。這一內容原本包含於起居注中，自唐高宗永徽以後，修注官「仗下已後謀議皆不參聞」，武則天長壽二年（公元693），宰相姚璹「乃表請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是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自後時政記從起居注分離出來，作為當朝國史、實錄之基本史料，與起居注並行。」。因為武則天使用長壽年號時之國號業已改唐為周，所以時政記實際上是首創於武周，而非李唐，參：李崇智《中國歷代年號考》，2006年，中華書局，第100頁。

【注2】杜希德（Denis C. Twithchett）（著）、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9頁。

【注3】謝貴安《明實錄研究》，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1頁：「因當時《起居注》只能記上朝時君臣問答之語，不能聞知機密之事，加上史官心有忌諱，不敢有聞必錄，而只采錄敕旨，所以武則天的宰相姚璹提議由宰相撰《時政記》，紀錄軍政大事，以補《起居注》之不足。」。

【注4】施健雄《十至十三世紀中國史學發展史》，2010年，人民出版社，第18頁，轉引扈蒙進言的內容。

【注5】施健雄，《十至十三世紀中國史學發展史》，2010年，人民出版社，第18頁，轉引胡旦上奏的內容。

【注6】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1991年，文津出版社，第30頁。

【注7】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1991年，文津出版社，第4頁。

【注8】王明蓀〈遼金之史館與史官〉，文收《國史館館刊》復刊第6期（1989年6月），第27頁～第28頁。

【注9】馮家昇〈遼史源流考〉，文收《遼史彙編》第3冊（1973年，鼎文書局），第8頁之1～第8頁之77。書中雖談到遼代的起居注、日曆和實錄，但未提及時政記。

【注10】金毓黻〈釋記注〉，文收《國史館館刊》創刊號（1947年12月原刊，1969年6月重刊），新編頁碼第39頁：「前代時政記一名日錄。體類日記」。

【注11】，《金史》第4冊（二十五史編刊館，1956年影印元杭州路刊本），卷13〈衛紹王〉，第83頁～第84頁。

【注12】楊樹藩《遼金中央制度》，1978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第195頁～第196頁，轉引《金史‧李汾傳》：「（李汾）舉進士不中，用荐為史館書寫，書寫特抄書小吏耳，凡編修官得日錄，纂述既定，以藁授書寫，書寫錄節本。（金史一二六李汾傳）」。

【注13】《金史》第31冊（二十五史編刊館，1956年影印元杭州路刊本），卷126〈文藝下〉，第47頁～第48頁。

【注14】王明蓀〈遼金之史館與史官〉，文收《國史館館刊》復刊第6期（1989年6月），第28頁。

【注15】李峰〈元代的史官制度與國史編纂〉，文收《史學史研究》第4期（2009年），第21頁。

【注16】李峰〈元代的史官制度與國史編纂〉，文收《史學史研究》第4期，第23頁。

【注17】時培磊〈試論元代官方史學的兩重體制〉，文收《漢學研究》第26卷第3期（2008年9月），第144頁。

【注18】金毓黻〈釋記注〉，文收《國史館館刊》創刊號，新編頁碼第29頁。

【注19】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1991年，文津出版社，第36頁。《明史》原文參：《明史》第77冊（二十五史編刊館，1956年影印清乾隆武英殿本），卷285〈文苑〉，第112頁～第113頁。

【注20】謝貴安，《明實錄研究》，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1頁～第52頁。

【注21】《明史》第39冊（二十五史編刊館，1956年影印清乾隆武英殿本），卷143〈列傳第三十一〉，第56頁。

【注22】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1994年，文津出版社，第80頁。

【注23】時培磊〈試論元代官方史學的兩重體制〉，文收《漢學研究》第26卷第3期，第144頁～第145頁。
【注24】2013年3月25日健公賜略：「清代的國史館並無時政記，不過也有類似時政記的史料，如現存臺北故宮的《月摺檔》幾乎沒有向外刊印。又如清代國史館撰有《黃綾本本紀》，為中華民國清史館所據，《清史稿》本紀多因之；然而《黃綾本本紀》乃當時漢官呈獻時包覆精美黃綾以示慎重，實則不免舛誤。而《清史稿》抄襲《黃綾本本紀》時並未仔細校對，導致《清史稿》有一人兩傳、兩人一傳，甚至誤謄傳主事跡的錯誤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