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4月04日撰稿
二、先秦兩漢的時政思想
鄭玉波先生嘗謂：「夫宇宙乃時間與空間之交織，一切事物除與空間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外，更與時間結有不解之緣」【注1】逝者如斯，時不我待，時間觀念是人類生活的必備日常經驗。一切生活作息、工作調度都仰賴於良好的時間規劃與管理，豫時而立、因時而動、逾時而休，事事方能克建成功。遠古社會因為技術原始、人口稀少、物力維艱，所以三代初民為圖溫飽需隨時注意天候的弛張，據以調節物候的利鈍。
首先發展的是對於時間單位刻度的掌握，繼而開始記錄各單位時間內重要的大事。在古代，無論是東方抑或西方，最初都苦於如何對難以捉摸的時間去分割其尺度。Jonathan Lyons提到中世紀的西歐人由於無法準確測量時間，使得生活中難以準時展開宗教禮拜：「他們毫無能力測量一天中的時間，也不懂得曆法，……在白晝……太陽位置的變化可以提供人們大概的時間，但到了晚上，在拉丁人統治的西方裡，僧侶們確實對時間渾然無知。……遲至十三世紀，法蘭克的僧侶還在依賴一些非正式系統，譬如當地那些和星座相對應的標誌物，來確定禮拜時間。……最常見的方法可能是指定一個資深又受人尊敬的僧侶作為『報時員』，他將吟唱固定數量的聖詩來記錄時間，然後在『黑夜的第八個小時』，叫醒他的弟兄們來守夜。【注2】」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於先秦時期的遠東大地，人們對於年、月、四季的看法也是漸次才逐步形成，並非一開始就知曉時間的單位。薛夢瀟云：「“四時＂是介於年、月之間的時間單位。從卜辭來看，殷商時期只有春秋二時，“冬＂“夏＂二字雖已出現，尚不表示季節。……周初仍然只分春秋二時，……完整的“四時＂觀念萌芽不會早於西周末年，……明確將“四時＂納入紀時法的傳世文獻是魯史《春秋》，【注3】……在王綱解紐的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紛紛強調本國的紀時系統，不僅標明自己的紀月建正（如“鄀正＂），而且設計出獨特的紀月名稱。……諸侯在時間秩序上各自為政，而一國之內、一器之上的紀時曆法也未能統一。紀年方面，列國也不再遵循“王年＂的時間秩序。一種情況是，諸侯改用本國世系紀年。……另一種情況是，西周早期的大事紀年在戰國時期的銅器與竹簡上又有復生之勢。【注4】……西周大事紀年法皆稱“年＂，如“唯公大保來伐叛夷年”；而戰國文獻則全部為“大事+（之）歲＂格式。【注5】……王者迹熄的東周時代，“四時＂概念逐漸形成，…...諸侯各自修撰國史，采用本國王位紀年，自主選擇建正，記錄每年最值得紀念的軍政大事，並在銅器與簡牘上將其轉換為時間符號。【注6】」
隨著對時間觀念的理解越趨深入，最晚遲至秦漢之際，亦同步發展出「時政」思想，訴求肆應四時與時令的變化，以謀利用厚生、經世濟民。時政思想屢載於多部古代文獻，張京華分析：「“時＂字的本義為四時和時令。《說文‧日部》：“時，四時也。＂四時、節候體現在政事層面，稱為“時政＂。“時政＂意為合時、順時的政令。……中國古代宇宙觀與價值觀以取法自然、遵循自然規律為最突出的特色，即通俗所說“天人和諧＂。“天人和諧＂不僅體現在哲理等方面，其關係於政治政策的意義是尤其重要。……政令合於時令稱為“合時＂、“順時＂。合於時令的法則、舉措稱為“時則＂、“時措＂【注7】“時＂被賦予哲理涵義稱為“時義＂。“時義＂又表述為“時中＂，“時中＂就其實踐性而言稱為“時用＂、“中庸＂。時義、時中、時用、中庸在中國古代體現著人與自然的最高哲理。【注8】……《史記‧太史公自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已為天下綱紀。＂生、長、收、藏的節律體現在政事層面，稱為“時政＂。“時政＂意為合時、順時的政令。【注9】……古人在時政方面，有天官、太史制曆法，有天子居明堂頒月令，逐月而布政。無論治理百姓，還是對待生物，都按照四季的運轉行事，該生長時要讓他們生長，該收穫時要協調大家一起收穫。……確立依循自然變化的周期而行政的最高典範，成為古代維持人類社會和諧與維護生態環境的雙向保障。【注10】」
以是時政思想乃自始即滲入中國的修史傳統之中，早在西漢時期就已形成一套體制。當時要求地方官員將文書彙整上報，需將正本提交給太史，副本才提交給丞相，【注11】這種「史在政先」、「即時簡政」的作法是中世中國時政記制度的遠源。除了收取地方文書外，另外在中央還設有起居注官員，即時紀錄朝廷的議政內容。由上而下產生的「起居注」紀錄，以及由下而上產生的「計書」資料，成為後世史家修史時很重要的資糧。
不過，起居注雖能即時記錄政治中心所發生的事件，惟經過長年的施行，亦漸漸產生盲點。因為修注官員的位階較低，所以無法參加重要的秘密會議，從而致使不少決策經過缺乏文字記載，這個問題成為時政記制度產生的近因。
【注1】鄭玉波《民法總則》，2003年9月修訂9版1刷，三民書局，第369葉。
【注2】Jonathan Lyons（著），劉榜離、李潔、楊宏（譯）《智慧宮：被掩蓋的阿拉伯知識史》2015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第87葉～第90葉。
【注3】薛夢瀟《早期中國的月令與“政治時間＂》，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27頁。
【注4】薛夢瀟《早期中國的月令與“政治時間＂》，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0頁。
【注5】薛夢瀟《早期中國的月令與“政治時間＂》，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1頁。
【注6】薛夢瀟《早期中國的月令與“政治時間＂》，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8頁。
【注7】張京華〈月令──中國古代的“時政＂思想〉，《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1期，第96頁（2007年3月）。
【注8】張京華〈說“時＂──中國古代的“時政＂思想〉，《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1期，第55頁（2007年1月）。
【注9】張京華〈說“時＂──中國古代的“時政＂思想〉，《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1期，第56頁（2007年1月）。
【注10】張京華〈說“時＂──中國古代的“時政＂思想〉，《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1期，第58頁（2007年1月）。
【注11】張會超《民國時期明清檔案整理研究》，2011年，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第173面。轉引孟心史先生的看法：「吾國國史之系統，史在政先，雖欲作偽而有所不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為吾國有史以來之根本法，其嚴重終非世界各國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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