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百濟之「百」為夫餘族

2025年01月12日撰稿

一、《隋書》所載之百濟源流

《隋書》〈卷81、列傳第四十六、東夷〉「高麗」條：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及壯，……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遂渡。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為氏。」

《隋書》〈卷81、列傳第四十六、東夷〉「百濟」條：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後遂生一男……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

依《隋書》所載，高句麗是從夫餘分裂出來的國家，而百濟又是從高句麗分裂出來的國家，因此百濟的核心族群也自當是夫餘系移民無疑。

二、《三國史記》所載之百濟源流

《三國史記》〈卷13、高句麗本紀、第一〉：

「始祖東明聖王，姓高氏，諱朱蒙。......先是，扶餘王解夫婁老無子，祭山川求嗣。......乃收而養之。名曰金蛙。及其長，立 爲太子。......金蛙嗣位。於是時，得女子於太白山南優渤水，......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許。......有一男兒，破殼而出，......扶餘俗語，善射爲朱蒙，故以名云。......朱蒙乃與鳥伊烏伊、摩離、陜父等三人為友，行至淹淲水，......行至毛屯谷，......倶至卒本川。......結廬於沸流水上，居之。國號高句麗，因以高爲氏。......是漢孝元帝建昭二年，新羅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甲申歲也。」

《三國史記》〈卷23、百濟本紀、第一〉：

「百濟始祖溫祚王，其父，鄒牟，或云朱蒙。自北扶餘逃難，至卒本扶餘。......未幾，扶餘王薨，朱蒙嗣位。生二子，長曰沸流，次曰溫祚。......及朱蒙在北扶餘所生子，來為太子。沸流、溫祚，恐為太子所不容，遂與烏干、馬黎等十臣南行，百姓從之者，多。......溫祚都河南慰禮城，以十臣為輔翼，國號十濟，是前漢成帝鴻嘉三年也。沸流......慙悔而死，其臣民皆歸於慰禮。後以來時百姓樂從，改號百濟。其世系與高句麗，同出扶餘，故以扶餘為氏。」

《三國史記》所記和《隋書》所載有所出入，反映在王室譜系的差異上。不過相同的是也敘述高句麗是從夫餘分裂出來的國家，而百濟又是從高句麗分裂出來的國家，因此不管是《隋書》還是《三國史記》都認為百濟的核心族群是夫餘系的移民。

三、百濟國族名在百濟語中的發音和意義初探

「百濟」之國族號在百濟語音、誼如何？首先從漢語中古音的對音來探討其百濟語本族發音。中世漢語史籍所錄「百濟」國號，計有4種：

（1）十濟

依據韓國方面的《三國史記》〈卷23、百濟本紀、第一〉，百濟最初的早期國號為「十濟」。

（2）伯濟

依據中國方面的《三國志》〈卷30、魏書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韓傳」：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有爰襄國、……伯濟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

韓國之內分屬50多個小國，其中1個名為「伯濟國」的小國很可能就是百濟國，當時的百濟國國勢頗弱小尚無法與高句麗匹敵。

（3）百濟

百濟是該國最為通行的國號，見於韓國方面的《三國史記》《三國史記》〈卷23、百濟本紀、第一〉，以及中國方面的《隋書》〈卷81、列傳第四十六、東夷〉「百濟」條。

（4）南扶餘

依據韓國方面的《三國史記》〈卷26、百濟本紀、第四〉：

「聖王，諱明襛，武寧王之子也。智識英邁，能斷事。武寧薨，繼位，國人稱為聖王。......十六年，春，移都於泗沘，......國號南扶餘。」至少在百濟聖王乙朝的末期，曾將國號改作南扶餘。

百濟國早期是否曾使用過「十濟」國號？不無疑問。倘有，則「十濟」國號可能是其初起小部落的部落號，隨著國家規模擴張之後，再改採用「百濟」國號來指代更大的統治範圍。「南扶餘」國號是百濟聖王後期一度改用的國號，南是方位，扶餘則是種族名。鑒於「十濟」號的可疑難辨，以及「南扶餘」顯為種族名，這2種國族號暫置不論。

茲集中比較「伯濟」號與「百濟」號，相關之漢語中古對音如下：

漢字中古音擬構系統		伯濟	百濟	備註
白一平、沙加爾系統	Baxter Sagart OC by GSR 2014-09-20	*paek-tsejX	*paek-tsejX	X不表示音素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隋唐音）	高本漢	*pɐk-tsiei	*pɐk-tsiei
	王力	*pɐk-tsiei	*pɐk-tsiei
	董同龢	*pɐk-tsiɛi	*pɐk-tsiɛi
	周法高	*pak-tsiɛi	*pak-tsiɛi
	李方桂	*pɐk-tsiei	*pɐk-tsiei
	陳新雄	*pak-tsiei	*pak-tsiei
還原擬構		*pak-tsiei *pak-tsiɛi	*pak-tsiei *pak-tsiɛi

清晰可見的是第一個漢字「伯/百」對音*pak（或*pak）所對應的是「夫餘」族名，因為百濟語和高句麗語相仿且高句麗語「夫餘」族名之突厥語對音作*bök（單數型*bök，複數型*bök-li，參：〈闕特勤碑記高句麗作「bökli」係因其核心種族為夫餘族〉），兩相對照一望即知：

時代	國族	漢語對音	突厥語對音	本族語發音擬構
商末周初	薄姑	鄭張尚芳系統： *baːɡ-kaː	（缺）	名詞單數：*baγ 名詞複數：*baγ-lar
南北朝	夫餘	鄭張尚芳系統： *ba-la或*pa-la	（缺）	名詞單數：*bak 名詞複數：*bak-lar
唐朝	高句麗	（缺）	闕特勤碑： bökli	名詞單數：*bök 名詞複數：*bök-li
唐朝	伯 百	詳前表	（缺）	名詞單數： 伯：*pak 百：*pak

至於第二個漢字「濟」對音*tsiei（或*tsiɛi）的字誼為何？尚不明瞭。俟候再探。

漫談高句麗暨所屬5部名稱字尾的北族語言特徵

2025年01月12日撰稿

高句麗的核心族群是夫餘人，而夫餘人的淵源是商末周初的薄姑人以及更早期的炎帝系蚩尤集團，乃屬廣義的匈戎人或狄人，係出北族。職是之故，高句麗的國族名及高句麗5部的部族名得據以釐考擁有北族語言名詞複數字尾變化之特徵。

高句麗的國族名以及高句麗5部的部族名，載於《三國志》〈卷30、魏書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之「高句麗傳」：「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為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麗號暨5部號在高句麗語的本族發音為何？得從韓語中古音來回推，亦得從漢語中古音來檢索對音。

然鑒於國（部）族號具有國際政治外交上的嚴謹性、外交翻譯辭令上的標準性、韓國古人運用漢字作紀錄需顧及漢語原本發音以盡量接近韓國本族語音，因此愚以為麗號暨5部號的高句麗語發音應當會相當接近中古漢字的對音，而不一定完全等同於統一新羅時期的韓語中古音；畢竟麗號暨5部號在高句麗語中都是無意義的書面符號，乃採借外來的漢字來標註內生的高句麗語字彙。同樣的理由在嗣後闡釋百濟、新羅等國之國族號時亦同理可斟酌參援。

漢字中古音的發音方式可檢索白一平、沙加爾所彙字集（Baxter Sagart OC by GSR 2014-09-20）的中古音（MC、Middle Chinese）欄以及「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址：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ccr/）。「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還分成魏晉音和隋唐音，但鑒於魏晉音只列出漢字韻結構而非拉丁字母轉寫，所以在使用時權選隋唐音作輔助，因為該資料庫的隋唐音列有拉丁字母轉寫。

麗號暨5部號在漢語中古音的對音，整理如下表：

	高句麗	涓奴	絕奴	順奴	灌奴	桂婁
Baxter Sagart OC by GSR 2014-09-20	*[?]-kuw-lejH *[?]-kuwH-lejH *[?]-kjuH-lejH *[?]-kuw-lje *[?]-kuwH-lje *[?]-kjuH-lje   [?]高缺擬 H非音素	*[?]-nu   [?]涓缺擬	*dzjwet-nu	*zywinH-nu   H非音素	*kwanH-nu   H非音素	*[?]-lju   [?]桂缺擬
隋唐音 高本漢	*kɑu-kə̯u-liei *kɑu-ki̯u-liei	*kiwen-nuo	*dzʰi̯wɛt-nuo	*dʑʰi̯uĕn-nuo	*kuɑn-nuo	*kiwei-li̯u *kiwei-lə̯u
隋唐音 王力	*kɑu-gǐu-lǐe *kɑu-kəu-lǐe *kɑu-kǐu-lǐe *kɑu-kəu-lǐe *kɑu-gǐu-liei *kɑu-kəu-liei *kɑu-kǐu-liei *kɑu-kəu-liei	*kiwen-nu	*dzǐwɛt-nu	*dʑǐuěn-nu	*kuɑn-nu	*kiwei-lǐu *kiwei-ləu
隋唐音 董同龢	*kɑu-ɡʰjuo-lje *kɑu-ku-lje *kɑu-kjuo-lje *kɑu-ɡʰjuo-liɛi *kɑu-ku-liɛi *kɑu-kjuo-liɛi	*kiwen-nu	*dzǐwɛt-nu	*dʑǐuěn-nu	*kuɑn-nu	*kiwei-lǐu *kiwei-ləu
隋唐音 周法高	*kɑu-ɡiuo-liɪ *kɑu-kəu-liɪ *kɑu-kiuo-liɪ *kɑu-ʔəu-liɪ *kɑu-ɡiuo-liɛi *kɑu-kəu-liɛi *kɑu-kiuo-liɛi *kɑu-ʔəu-liɛi	*kiuɛn-nuo	*dziuæt-nuo	*ʑiuɪn-nuo	*kuɑn-nuo	*kiuɛi-liuo *kiuɛi-ləu
隋唐音 李方桂	*kâu-gju-ljĕ *kâu-kə̆u-ljĕ *kâu-kju-ljĕ *kâu-kə̆u-ljĕ *kâu-gju-liei *kâu-kə̆u-liei *kâu-kju-liei *kâu-kə̆u-liei	*kiwen-nuo	*dzjwät-nuo	*dźjuĕn-nuo	*kuân-nuo	*kiwei-lju *kiwei-lə̆u
隋唐音 陳新雄	*kɑu-ɡʰǐu-lǐɛ *kɑu-kou-lǐɛ *kɑu-kǐu-lǐɛ *kɑu-kou-lǐɛ *kɑu-ɡʰǐu-liei *kɑu-kou-liei *kɑu-kǐu-liei *kɑu-kou-liei	*kiuen-nu	*dzʰǐuɛt-nu	*dʑʰǐuen-nu	*kuɑn-nu	*kiuei-lǐu *kiuei-lou
字尾 還原	*-lir	*-nur	*-nur	*-nur	*-nur	*-lir *-lor

依表能知麗號暨5部號各該字尾的高句麗語發音允當分別還原擬構作：

*-lir、*-nur、*-lir、*-lor，顯然都是北族名詞複數型的字尾變化，這點在夫餘語是以*-lar來呈現（高句麗出自夫餘），而在匈奴語中是以*-nar來呈現（夫餘和匈奴的共祖是遠古蚩尤集團和上古匈戎集團），它們之間的關係簡示如下：

（一）蚩尤語（闕）＞匈戎語*-nar＞狄語*-nar＞匈奴語*-nar＞柔然語*-lar＞突厥語*-lar

（二）蚩尤語（闕）＞匈戎語*-nar＞薄姑語*-lar＞夫餘語*-lar＞高句麗語*-lir（全國）*-nur、*-lir、*-lor（各部）

亦即高句麗暨所屬5部名稱，各該字尾都反映了北族語言特徵，文法上為名詞複數型字尾變化，可能是用來彰顯其國族或各該部族。

臻至

2023年09月14日初筆

2025年01月11日潤題

〈臻至〉        天成靜

新履拾階走

舊閣蔭溪行

宿友招棚坐

碧潭賞舟游

闕特勤碑記高句麗作「bökli」係因其核心種族為夫餘族

2025年01月05日撰稿

白玉冬〈鄂爾渾突厥魯尼文碑銘的čülgl（čülgil）〉，文錄：《關山明月　古突厥回鶻碑誌寫本的歷史語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ISBN：9787573202406，第37葉）轉寫732年建成的、突厥語的「闕特勤碑」東面第4行，古代突厥人在刻製「闕特勤碑」時將高句麗記作「bökli」。

關於高句麗何以為突厥人喚作「bökli」？愚以為係因高句麗核心種族為夫餘族所致。既知高句麗核心種族源出薄姑、夫餘（詳見舊文〈那問題〉），則可排比相關國族名的對音追還渠等本族語音：

時代	國族	漢語對音	突厥語對音	本族語發音擬構
商末周初	薄姑	鄭張尚芳系統： *baːɡ-kaː	（缺）	名詞單數：*baγ 名詞複數：*baγ-lar
南北朝	夫餘	鄭張尚芳系統： *ba-la或*pa-la	（缺）	名詞單數：*bak 名詞複數：*bak-lar
唐朝	高句麗	（缺）	闕特勤碑： bökli	名詞單數：*bök 名詞複數：*bök-li

很明顯，「闕特勤碑」所記bökli確實反映了高句麗的核心種族是夫餘族，bökli是「夫餘」的突厥語對音，但非「高句麗」的突厥語對音。

古代突厥語所記的「čülgil國」或非新羅語中的「新羅國」

2024年12月31日撰稿

2025年01月05日校稿

白玉冬〈鄂爾渾突厥魯尼文碑銘的čülgl（čülgil）〉（文錄：

《關山明月　古突厥回鶻碑誌寫本的歷史語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ISBN：9787573202406）推估čülgl一詞乃指新羅，說不可從。析論具次。

一、白玉冬氏〈鄂〉文論示摘要如下：

（1）第36面～第37面

732年建成的、突厥語的「闕特勤碑」東面第3～4行提及參加突厥可汗喪禮的民族或國家中，有一名為čülgl的國族。該國族也見於734年建成的、突厥語的「毗伽可汗碑」東面第5行但寫作čülgil。因「毗伽可汗碑」在重複利用「闕特勤碑」時可能會補正「闕碑」之不足，故而čülgil當係較為標準的寫法。

（2）第37面～第40面

「闕特勤碑」東面第3～4行提及的觀禮各國，其順序是：

高句麗、čülgil、中國、吐蕃、波斯、東羅馬、黠戛斯、三姓骨利干、三十姓韃靼、契丹、奚。

其順序是以蒙古高原為中心，按照順時針方向排列：

東、čülgil、南、西南、西、西北、北、東北、東

čülgil是介於高句麗、唐朝之間的某一國族。

（3）第41面～第45面

在大汗之下，統領左、右翼的首長是葉護（yabγu）和設（又譯作：殺、察）。設字的發音在回鶻語有2種念法：

750年建成的、回鶻語的「特斯碑」西面第6行，寫作：čad（察）

759年建成的、回鶻語的「希內烏蘇碑」東面第7行，寫作：šad（殺）

回鶻語的碑文史料確實有著č輔音、š輔音相通的現象，古代突厥語雖沒有碑文史料但也有可能存在此現象；所以čülgil可能存在另外一種變體šülgil，只是未能反映在碑文中而已。

（4）第42面、第45面

按照古突厥語魯尼文字轉寫的一般規則，šülgil可轉寫作šöligil、šölögil、šölügil、šüligil、šülögil、šülügil。而在šülgil的幾種可轉寫形式裡，選取其中1種šölögil來作進一步探討。

（5）第46面～第47面

較早期的古代突厥語，8世紀碑文有γ和g之間的交替現象，屬於古代突厥語方言的表達形式。這個現象到了10世紀以後的寫本時代，較晚期的古代突厥語γ和g之間的交替現象已經消失或併入ng中。「闕特勤碑」所屬的8世紀正處於新舊兩種形式的並存階段。

因之，可以推斷10世紀以後šölögil存在變體為šölöngil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回鶻文書中並未發現此一詞匯。

（6）第47面～第48面

13世紀的蒙古語，朝鮮一詞是šölönggos。《蒙古秘史》第274節記高麗王朝為「莎郎合思」可復原其發音作Solonggas或作Solongos。蒙古語名詞後續複數附加成分+s時，原名詞詞尾的+l會發生脫落現象，所以複數型的Solonggas（或Solongos）還原成單數型時可作Solonggal（或Solongol）。而13世紀蒙古語的Solonggal（或Solongol），則與推定可能存在的突厥語šölöngil詞匯密切相關。

（7）第48面～第50面

8世紀「闕特勤碑」所載的、地理位置介於高句麗和唐朝之間的čülgil，究竟是什麼國族？很有可能是新羅。

考察新羅國號，《三國史記》記作徐那伐，《三國遺事》則記作：徐羅伐、徐伐、斯羅、斯盧。在中期朝鮮漢字音，各該詞匯可分別復原為：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中期朝鮮漢字音傳承了新羅語語音，此看法可通，所以可推斷新羅時代的發音也基本相同，會是：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

若突厥人將新羅語「城邑」之意的pəl（伐）直接借用近突厥語，而古代突厥語存在p音和b音，顯然與šölögil的第三音節gil不符。所以新羅之名不是直接由新羅語借進突厥語，而有可能是透過第三者傳遞到突厥語。

（8）第50面～第51面

《魏書》卷100〈東夷傳‧高句麗〉談到「溝婁」在高句麗語的意思是「城」。又，漢語的「城」與高句麗語的「忽」相對應，而在中期朝鮮漢字音中，「溝婁」音作ku-ru，「忽」音作hol。

如是，新羅語的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傳入高句麗，再按照高句麗語的習慣改稱為徐那溝婁（siə-na-ku-ru）、徐羅溝婁（siə-ra-ku-ru）、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

至於高句麗語的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究竟經過何種語音變化傳入古突厥語後最終變為čölögil，因史料所限，白玉冬氏自承很難作出完美的解釋。可以推斷，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應該是從高句麗傳到柔然，繼之從柔然傳到突厥。

二、〈鄂〉文「čülgil即新羅論」立說不穩的理由

靜案，白玉冬氏〈鄂〉文推估之環節過多，立說不穩。

（1）～（3）

č、š輔音相通現象，在古代突厥語碑文史料未見，乃係回鶻語才有的現象。所以古代突厥語碑文čülgil不可任意推定可轉寫作šülgil。

（4）

古突厥語魯尼文字轉寫，čülgil可轉寫作čöligil、čölögil、čölügil、čüligil、čülögil、čülügil。任意擇定其中1種čölögil作探討並改č為š成為šölögil不甚穩妥，蓋無法解釋和排除其餘轉寫形式的一切歷史可能性。

（5）

10世紀以後的回鶻文書中並未發現šölögil變體為šölöngil。「γ和g之間的交替現象已經消失或併入ng中」的音律變化規則並不適用於此處。

（6）

《蒙古秘史》記高麗王朝為「莎郎合思」（*Solonggas或*Solongos），該詞所指乃「朝鮮」，並非「新羅」。

又，國族號以複數型來拼寫在13世紀蒙古語中是否為常態？逕稱*Solonggas（或*Solongos）為複數型，所以可還原為單數型*Solonggal（或*Solongol），是一件需要另有論據的事情。

（7）

中期朝鮮漢字音很難說一定就傳承了新羅語語音。

徐那伐、徐羅伐在中期朝鮮漢字音的發音是*siə-na-pəl（或*siə-ra-pəl）。但在新羅語未必就一模一樣。

（8）

徐那伐、徐羅伐，在新羅語的發音，強行假定為*siə-na-pəl（或*siə-ra-pəl）。

徐那伐、徐羅伐，在中期朝鮮漢字音（新羅語）的發音是*siə-na-pəl（或*siə-ra-pəl）。

准此，新羅語的徐那伐（siə-na-pəl）、徐羅伐（siə-ra-pəl）傳入高句麗，為何可以任意置換「伐」作「溝婁」而演變為高句麗語的徐那溝婁（siə-na-ku-ru）、徐羅溝婁（siə-ra-ku-ru）、徐那忽（siə-na-hol）、徐羅忽（siə-ra-hol）？

按照一般情況，不懂外國語的時候，會照搬外國語的全部發音、然後再加贅上本國語的指示詞才對，所以應該是會變成高句麗語的徐那伐溝婁（siə-na-pəl-ku-ru）、徐羅伐溝婁（siə-ra-pəl -ku-ru）、徐那伐忽（siə-na-pəl-hol）、徐羅伐忽（siə-ra-pəl-hol），如此就很難再繼而通過各種跨語言種類的外來詞借用過程來變成古代突厥語的čülgil。【靜案，以中文語境為例，談及古希臘文獻所記載的「波斯波利斯」，中文書籍常保留波利斯等字並在字尾添加城字而譯作「波斯波利斯-城」，而非將波利斯置換為城字而譯作「波斯-城」。】

亦即，čülgil不太可能是新羅國，而是別的國家，因為在比較語言學的研究過程中無法考訂出合理的音律演變模式。

三、古代突厥語所記的「čülgil國」或非新羅語中的「新羅國」小考

與其將古代突厥語čülgl（čülgil）視作有可能轉寫作šölögil，不如認為čülgl（čülgil）有另一種方言發音作čigil，蓋回鶻語明確載有人名為čigil Arslan Il – tirgüg Alp Burγučan Alp Tarxan Bäg（參：森安孝夫（楊富學譯）〈回鶻摩尼教的衰落與佛教的興起 ── 兼論回鶻佛教的源流〉，文錄：俄軍、楊富學主編《回鶻學譯文集新編》第218葉，甘肅教育出版社，2015年5月，ISBN：9787542334596），只需處理čülgil的第一音節母音ü如何變為i、以及第一音節如何遺失尾輔音l，最終變成čigil即可。這個處理過程比之將čülgil逐關推導變成šülgil、šölögil、šölöngil、siə-na-pəl（或*siə-ra-pəl）、siə-na-hol（或siə-ra-hol）來得簡易多了。

不過，古突厥語čülgil能否比定為回鶻語čigil？雖頗啟人疑竇；但倘若說古突厥語čülgil可比定為新羅語的「新羅」則更難令人信從。靜案，在舊文〈那問題〉中已初步處理過徐羅（那）伐的古音誼，羅（那）應該是*lar/*nar，乃新羅語受到古代匈戎語影響的產物，*lar/*nar是名詞複數型的後綴字尾變化，無論是單數型或複數型都可以作為國族名稱，而以複數型作為國族名稱則為北族文化的一大特色。伐則是*brag/*bag，是首領的意思，也是匈奴人的4種傳統國族名形式（天*trangril、河*(i)dil(k)、聖*brag(h)、人*kam）之一。由於複數型態變化*lar/*nar是可以省略的，所以「徐羅（那）伐」經省略掉「羅/那（*lar/*nar）」之後可以譯作徐伐。「斯-羅（盧）」則是「徐羅（那）伐」省略掉「伐（*brag）」之後的產物。

而在〈鄂〉文「čülgil即新羅論」中，čülgil 以及後續逐關推導出的šülgil、šölögil、šölöngil、siə-na-pəl（或*siə-ra-pəl）、siə-na-hol（或siə-ra-hol）等名詞都無法省略掉第二音節或第三音節，而各該第二音節或第三音節恰好對應到的地方就是「羅*lar / 那*nar」名詞複數型字尾變化的音節，故知古代突厥語所記的「čülgil國」或非新羅語中的「新羅國」。

讓資料具備史料能力的4種賦權途徑

2024年11月25日撰稿

對於哪些資料可以稱作「史料」？根據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我認為有如下4種賦權途徑，能夠讓「一般性的資料」獲致被認證為「史料」的資格。而這些途徑之所以擁有「史料資格的賦權能力」，則得納入「史學理論」的一種探討標的另行申論之；蓋沒有人能回到過去，自然無人能以科學方法比對古今一切史實和資料來取證，則「史料資格的賦權能力」云云只不過是一種先驗的信仰而非可以科學實證的產物。

言歸正傳，能夠讓「一般性資料」獲致「史料」資格認證的4種賦權途徑，歸納如下：

一、文獻學：

對於最狹隘的史學封建主義者而言，只有古希臘羅馬文獻才是嚴格意義的文獻學標的，這種思維過於極端，自當擯棄。實際上，所有的歷史訊息以文字型態記錄在適當載體上的資料，都屬於文獻學的範疇。通過文獻學獲得認證具備史料價值的文獻，其賦權能力在於該文獻都常透過一代又一代具體且清晰的持有者進行公信保存、嚴格轉寫和可溯源性。例如〈石鼓文〉、〈國語〉都是長期在官方機構中有所保存，又例如兩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獻是在有組織、有條理的發掘下獲致和保存於重要機構之中，這些從頭到尾有著嚴謹可溯源性履歷的資料，便是在文獻學賦權途徑之下取得了「史料」資格的認證。（靜案：附而言之，「口述訪談」和「田野調查」屬於文獻學賦權途徑，並不具備獨立的史料賦權能力）

二、地下考古學：

地下考古學如果自我本位主義至上化的話，就會形成考古學霸權主義，也是對於歷史學研究很不利的一股歪風。隨意就否定東方古文獻記載的夏朝就跟武斷地否定近東古文獻所記載的西臺帝國一樣，都是地下考古學至上化的劣質產物。

至於正常的地下考古學，則是文字史料、器物史料、體質史料和地景史料的重要補充手段，值得珍視。文字史料在完成地下考古發掘之後，就直接轉變成文獻學手段所處理的對象，亦即其賦權途徑是文獻學的而非地下考古學的。能夠通過地下考古學賦權途徑資料獲致「史料」資格認證的資料則是器物史料、體質史料和地景史料。器物史料展現了藝術、社群政治文化氣氛、經濟等歷史範疇的破碎切片，體質史料反映了古生物學、古人類學的概況，地景史料則反映了古代族群邊界、古代自然地理的變遷。

三、體質生物學：

體質人類學是研究人類基因變遷的有力工具，尤其因著科學化的分析工具而隱然有著難以駁倒的內建權威。不過，如果將視野放得更大來看，能夠作基因研究的不僅只是人類，也包括著古代動植物，因之將範圍跨張為體質生物學能夠更有益於史學研究。通過基因分析可以得出很多缺乏文獻紀錄、缺乏地下考古資料的人群擴散和遷徙現象，這就使得體質生物學成為1種新穎的賦權途徑。不過體質生物學的運用不可以盲目浮濫，否則就會超脫出統計學信、效度的極限而變成以論代史。

四、比較語言學：

神話學很難成為有效的史料賦權途徑，因為神話學的歷時、跨域變化幅度實在太大、太過主觀性，文學也有著相同的弊端。因此神話學和文學通常只能是當作佐料來協助豐富人們對於古代史事的想像，使之具象化和細節化，但無法認證什麼樣子的資料能夠該當為史料。

不過，比較語言學材料則不同，在某種程度上比較語言學具有將語彙辭庫轉化認證為「史料」的能力。譬如說，關於印歐語族起源地的認定就多半是同語彙辭庫所分布的地理自然屬性再去推論而來的；又譬如說我人可以利用「那/奴/羅」語尾的部族名稱後贅來推估古代北亞的匈奴、夫餘，古代東北亞的任那、貫那、新羅、狗奴、倭奴，以及古代東亞的薄姑，大抵其核心種落都具有一致的同源性。

前開4種「史料」資格賦權途徑，在應用的普效程度上當以「文獻學」為最佳，「地下考古學」次之，「比較語言學」繼之，最後則是「體質生物學」。當中「比較語言學」賦權途徑是較罕為學人所運用的評比方法，我人當加大對該種賦權途徑的正視和嘗試。

厚薄

2024年11月16日初試

2024年11月23日占露

〈厚薄〉        天成靜

河清邀海晏

山高換水長

風行知草偃

雲逸護影從

甲辰10月雲鷹展翅1度

2024年11月03日撰稿

補附10月12日照片。

偶見雲鷹展翅，臨摹1度。

拍攝時間：2024年10月12日（星期六）下午14時4分～5分

拍攝地點：舊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