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原文模糊，推敲補之，或非是
柒、收官視功
一、汪兆銘主導崇孔
自組府籌備伊始，京方即逐漸醞釀崇孔，從相關文告、史事的時點、系絡觀之，愚推估乃由汪兆銘所發動。到了民30年下半，華北治安強化運動、華中與華南清鄉運動已對「和平區」的穩定初步見效，汪兆銘得以撥出餘裕，於民31年將崇孔政策完全確立，各項措施與期程也都予以程式化。在該（民31）年內修繕朝天宮孔廟、設置歷代聖賢祠、頒布〈十二項辦法〉與〈七項要義〉、恢復祀孔春、秋祭典，明訂每年「9月28日」為「先師孔子誕辰」列入國定紀念日，並規定由國府於孔誕日主辦「祀孔典禮」。此後京府陸續擴展崇孔的廣度，如：恢復周公奉祀官、派遣大員到山東曲阜祭孔，以及研議設置國史編纂委員會以補充歷代聖賢祠的祭儀需求，相關措施大體上皆遵循汪兆銘崇孔的方針而展開。
汪兆銘之崇孔，牽涉到他的個人思想、政治理念、外交策略，有著多重面向的複雜性和關聯性，並非單為趨迎日本「王道主義」與「大東亞共榮」而已。從史文可知，發揚固有道德、強化國族和整頓頹風是汪兆銘發動崇孔運動的動機之一，民34年4月5日羅君強曾於上海春季祀孔時引述汪兆銘生前的訓示：「孔子是中國的萬世師表，也是吾們同胞共同的先生，因為有了共同敬仰的老師，才促進了中國的文化」【注101】。至於中日友好、外交親善則是汪兆銘發動崇孔的另一項動機，以配合日方訴諸「道義」的最大文化公約數，同時攏絡華北政務委員會上層人物的國學偏好。
在話語的層面上來說，京府中樞在國內、外各場合大量宣說國父遺教、三民主義、大亞洲主義、中日親善和「道義基礎」，指導社會大眾要兼顧固有傳統文化與吸收外國文化，看似全盤倒向日本。但在行為的層面上來說，施行崇孔運動的手法則侷限於修廟立祠、祭孔、攏絡奉祀官、復設史館（國史編纂委員會）……等傳統而復古的作為，這些做法在戰前的舊國民政府都曾試過，並無太大新意。種種言行不一的情況極為明顯，自是有難以啟齒的苦衷，在高階官員中「曲線救國」的心情甚是鮮明。民26年汪兆銘尚主戰時，於南京廣播〈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說：「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注102】。京府還都後，民32年2月26日他在「第三次全國教育行政會議」中致訓詞亦提出：「應同心協力，推進新國民運動，死中求生，亡中求存」【注103】。這種亡中求存、曲線救國的思維是私底下的、隱晦的，公開場合上則須宣揚傳統文化與外國文化兼籌並顧，才好維繫中、日的同盟關係，免生枝節。崇孔運動因此出現了言不由衷的情形，表面上強調中、日間要做好文化溝通，但實際執行時卻採行復古措施的矛盾現象。
二、在和平區藕合道德、文學、史學、教育等領域的復古、憶舊風潮
崇孔運動牽涉頗廣，遠逾單純的道德、儒教振興等層面，尚包括文學上古典詩詞的迴返和憶舊文學的發表，以及史學上重建官方修史機構，在在都展現了當日文化復古的特質。尹奇嶺分析當時南京文風轉回古體詩詞的榮景：「古典詩詞再次出現繁盛……憑藉政權力量支持了這一復古的潮流，一時間雅集不斷，專門刊登古典詩詞的刊物得到政府財政的扶持，汪偽高官在騷壇吟詠，集合了大量的詩人詞客……這一古典詩詞的回潮在美學的基調上是以哀涼為底蘊……讓我們看到文化在國破家亡之際深厚的撫慰功能。汪偽政權上層人物和依附他們的一些文人，都不約而同地拿起了他們所習慣的毛筆，寫起了舊體詩詞，逃進了詩詞格律之中。」【注104】劉心皇也分析華中、華南的文藝特徵走向憶舊文學：「掌故、軼事、傳記、密史之類的文字特別多，特別走運……敵人『特務機關』監視之下，不敢談，不敢寫，只有逃避現實，玩弄掌故軼事了……用個人過去的歷史，來掩蓋醜惡的現實。例如梁鴻志的回憶錄之類的文字，周佛海『往矣集』的文字，朱樸的『四十自述』，陳公博的『我與共產黨』等等……企圖用過去的經歷，取得讀者的同情……『報銷』文化盛行……領了津貼，出幾百本雜誌或書籍，內容八股，文詞不通者，比比皆是」【注105】。在史學上，配合孔廟的祭祀職能，正式建置傳統史學機構──國史編纂委員會──以提供「宣付國史」者的人物資料。由於史館的職能絕不止於提供當事人的事略、行狀如此簡單，此舉且還牽涉到國家的史學詮釋權，接續了自唐朝以降1,000年的官方修史傳統，其在史學上的復古可謂意味深長。
三、崇孔成效有限
雖然崇孔肆應了社會上的復古風氣，但在成效上未必盡符人意。造成落差的原因有幾：
（一）是教育的破落造成了先天的極限。京府是時的教育，受到戰爭的破壞以及辦學的無方，中、小學的教學品質無法和戰前相比，「對於中等以上的學校……採取不鼓勵、不發展的政策，最終導致……中等教育極其落後，學校數量尚未達到戰前水平的十分之一」。高等教育的情況稍好，「先後設立了七所＂國立＂高等院校，其中尤以汪偽中央大學規模最大，設備最為完善。私立學校……大多規模小，經費少，師資、學生都很少」，然而也是無法追上戰前的水準【注106】。華北地區對於修身課程、儒學課外讀物的執行頗勤，但在華中、華南則不見具體落實，再加上整體教育體系的衰微，孔教教育的收效應打上折扣。
（二）是社會上的頹風，難以力挽。劉心皇分析當時「在淪陷區裏到處是色情刊物，就是他們所說的文藝刊物，也不能脫離色情。因為色情是敵偽的統制手段之一；據報載，陶行知給友人的信裏，曾對敵偽這種統制手段，改古人的話，作為格言道：甲、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達者不戀。乙、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動。他加上『達者不戀』、『美人不能動』這兩句話，便是針對著淪陷區的『色情氾濫』來說的」【注107】。另外，當時不良的風氣還包含了賭博的熾盛，使得首都警備司令部不得不簽請將罰金的額度提高為5倍【注108】。
（三）是史學機構的運作略嫌鬆散。國史編纂委員會設立後，著手徵集圖籍、史料。惟編制上雖「有幾十位名義上的纂修、協修，分布在北平、上海等地」，但礙於成員散處各地，使得他們「基本上什麼也不做，只是偶爾象徵性地收集一點歷史資料交上去，內容並沒有人認真去看」【注109】。加之該會委員周越然「言言齋」的收藏品中頗富於東、西方的性學書籍，對於風氣的端正未必能有示範效果。
（四）是政要們多半存有私心，徒託崇孔的口號實難輕易整合人心，周佛海日記中常可察見類似的感嘆和憂慮【注110】。又如華北政務委員會雖配合將孔教政策滲入教育中，而使「中央─地方」關係略有提升，但也僅限於此。雙方雖說都同樣崇孔，但執行時中央欲「強化國府」獨立自主的機能，故重視的是最具指標性的孔廟修繕和祀孔活動，以保存固有文化為主；而華北政務委員會則欲迎和日本的王道思想，更注意的是道義、修身的講授。在其他方面，「華北特殊化」依舊自行其是，政府中樞和華北方面在民32年3月下旬且因中儲券兌換聯券之比率問題，鬧得不可開交【注111】，「中央─地方」關係一直是若即若離的。
無論如何，京府的崇孔政策隨著戰爭結束，軋然而止。民34年8月15日，日本廣播宣布戰敗【注112】；同（15）日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臨時會議【注113】，翌（16）日亦宣布解散京府並轉換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注114】，軍事委員會則改組為治安委員會【注115】，以俟新政府後續接收。其崇孔措施頓失憑藉，不復何存，一切就盡付史料中了。
【注101】上海書店（印刷）《申報影印本》第387冊第260頁，民34年4月6日報導：「市教局昨舉行春祭祀孔禮，羅秘書長代市長主祭並致詞……主祭羅君強氏獻詞，略謂：「紀念孔子要注意三點，第一，汪故主席曾說過，孔子是中國的萬世師表，也是吾們同胞共同的先生，因為有了共同敬仰的老師，才促進了中國的文化，〔這〕點要注意的。」。
【注102】蔡德金，王升（合編）《汪精衛生平紀事》第242頁，1937年8月3日條。
【注103】蔡德金、王升（合編）《汪精衛生平紀事》第352頁，1943年2月26日條。
【注104】尹奇嶺〈1940年代南京汪偽統治時期古體詩詞的回潮〉第87頁、第92頁。
【注105】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1980年，成文出版社）第38頁。
【注106】蘭麗紅〈汪偽政府中小學教科書編審制度研究〉第14頁。
【注107】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第37頁～第38頁。
【注10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暨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第19冊，第135頁～第136頁，民34年3月3日〈最高國防會議第66次會議記錄〉討論事項六：「……據首都警備司令部簽呈：為賭風日熾，影響治安，擬請將本部〈查禁賭博暫行辦法〉第二、三、四、六各條規定之罰金均提高為五倍，並將第十三條但處五百元以下罰金之規定，脩正為處三千元以下之罰金，以資厲禁……」。
【注109】陳曉維〈周子美與澤存書庫〉，《好書之徒》（2012年，中華書局）第239頁。
【注110】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下編第684頁，1942年12月29日條：「回顧我政府人才之缺乏，意見之紛歧，真正為公者究有若干人，以及汪先生領導之能力及精神，殊令焦急也」。第705頁，1943年2月8日條：「本日發表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辭職照准，以朱深繼，私意較為得(當)。雖朱與我黨素無好惡，但較識大體，或不致妨礙華北之中央化也」。第740頁，1943年5月2日條：「下午，接見李長江、蘇成德等。李頭腦複雜，知識簡單，小型之馮玉祥也，將來難免不發生問題」。第740頁～第741頁，1943年5月3日條：「人才不健全，為我國之通病，南京尤然。徬徨四顧，究有幾人真正為國家為民？言念及此，何禁灰心！」。
【注111】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下編第722頁～第724頁，1943年3月23日至26日各條。
【注112】郭必強，〈周佛海身邊的軍統少將──周鎬〉，《汪偽政權內幕》（1989年，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第310頁：「1945年8月8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並出兵我國東北。15日，日本天皇裕仁發表廣播詔書，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可直到9月9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才在南京向中國政府代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
【注113】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暨最高國防會議會議錄》第25冊第522頁～第527頁，〈解散南京國民政府宣言〉。
【注114】陳公博，〈日本投降時的南京──陳公博自述〉，《汪偽政權內幕》第296頁：「日本於8月15日公布投降消息，日皇和鈴木內閣總理廣播投降，南京政府也決定於16日宣布解散」。
【注115】陳公博，〈日本投降時的南京──陳公博自述〉，《汪偽政權內幕》第297頁：「16日早上，佛海由上海來京，下午舉行會議，宣布南京政府解散，並發布宣言，勉各將領以統一為重，不得有軌外行為，更不得意圖割據，因為辦理各部門的結束，是要有機關的，於是成立一個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維持各地治安，也要有機關，於是將以前的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第298頁：「所謂臨時政務委員會、治安委員會只是臨時機關，就是指揮也只能指揮原有的機關，對行動總隊，我是無法指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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