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8月01日撰稿
「以論代史」始終是一個難以迴避的課題。缺乏史學理論作為分析工具的情況下，極易使得人們在面臨滿手史料的時候無從切入、進行分析；但若過度倚賴史學理論，任憑操作型定義執行機械式的操作，又會讓史料失去主體地位，只能被動迎合史學理論的內建想定，導致與史實相違。由於西方史學數百年來的影響和潛移默化，許多史學領域都多少存在這種「以論代史」的現象。討論夏朝、商代等遠古歷史的時候，誰不會援引「酋邦理論」呢？討論春秋時期早期國家的時候，即使春秋邦國幾乎都是陸基的邦國而非海基的港市，然誰能夠不動心拾取現成的希臘城邦模型呢？中國漢朝以降到中世紀時段的外敵大多數都是北族，誰不願套用「征服王朝」的理型（含其衍生的3種亞型）呢？最近，「內亞性」的觀念成為了一個新鮮賣點，誰沒談談「內亞性」就好似沒跟上流行。講到東亞的中國各漢族王朝，言必稱他們每被默認沾染了內亞北族的神奇品質，似乎中原王朝逕自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於文化上堪比北族還要降低了一階，直接和北族凝成了一塊，中國龐大的身軀反倒像是沒了腦子一樣，老早就安裝好北族的靈魂作為其心智韌體 ── 這真是一種怪現象。
在18世紀～20世紀的歐、美政治圈和學術界，的確存在著某些政治主張，他們設想透過創設「內亞」或「中亞」的史地概念來偷渡政治企圖，藉以援為切割中、俄領土的合法性依據，變成一把「領土切割之刃」。但到了現代的21世紀，按理說這種情況理應成為過去式了，在史學熱點裡的內亞史當擁有不同的內涵，治內亞史最好淡化其負面的政治特徵，轉向以史實為基礎的做法以供應史學研究。畢竟若照舊把內亞史運作成一種隱蔽的政治工具，並隨意擴充、延伸、追加民族主義史學的負面效果，充其量只會顯示出說話者的個人品格而已。
不過，由於許多新史料（地下考古）、新觀點（內亞性、新清史）、新情勢（一帶一路）、新學者的注入，使得內亞史的熱度不減，又重新活絡了過來，「內亞性」也就成為很難迴避的當代史學課題。什麼是「內亞性」（Inner-Asia-ness）？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63期，陳健文〈「退避三舍」考—兼說古代中國北方與內亞間的文化聯繫〉注5引了不少參考文獻：「羅新，〈內亞視角的北朝史〉，收入彭衛主編，《歷史學評論》，第1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108-115；羅新，〈內亞傳統的連續性與中國歷史的內亞性〉，收入羅新，《黑氈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頁66-74；鍾焓，〈簡析明帝國的內亞性：以與清朝的類比為中心〉，《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5（北京，2016.10），頁36-42；劉文鵬，〈內陸亞洲視野下的「新清史」研究〉，《歷史研究》，2016：4（北京，2016.8），頁144-159；王一凡，〈北宋時期內亞因素對中原漢文化之影響〉，《中原文物》，2017：1（鄭州，2017.2），頁35-42。」相關文章可自行回查翻閱，恕略。
本文以下稍稍漫談一下我的思路。
探討「內亞性」之前，必須清理一些前置作業，即內亞史不免牽涉到「內亞」的定義以至於「亞洲」的定義。而何謂「亞洲」？亞洲本來的範圍是基於古希臘人對東方世界的認識，後來隨著亞洲定義域的擴大而逐漸包括到遠東和東南亞。這種最終定型的現代亞洲觀就是內亞史概念的基礎，因為「內亞」指的是沒有連接到海域的內陸亞洲的歷史。（【美國】斯瓦特‧蘇塞克《內亞史》關於內亞的定義，大略是：「內亞地區地處歐亞大陸的中央」，暫參：三民書局書訊頁面：
關於「內亞」的具體地理範疇，耿世民《內亞文史論集》的定義是：「內亞（內陸亞細亞的簡稱）泛指今新疆和中亞、哈薩克斯坦地區」，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多重套疊的概念：亞洲 > 內亞 > 中亞 > 河中。
（暫參：三民書局書訊頁面：
內亞史除了地理上意指內陸亞洲之外，任何時間段落也都可以進行擺設，因此無論是：突厥、粟特、匈奴、鮮卑、巴克特里亞、蒙古、維吾爾、塞種、吐火羅，甚或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通通都可以是內亞史的研究標的。前述各色種族的跨度很大，按照地理方位而論都可以化約視之為單一的「內亞人（傳統習稱的：北族）」；惟進一步仔細去區辨其文化群體的歸屬，則顯係數支不同的文化集團在內亞地區互相競合的結果，未可一概而論。
內亞人乍看乃鐵板一塊，實則並非單一的「北族」種落，包含著幾個獨立的文化系統：
一、北族
真正的北族指的是發源於河南省、河北省之交區域的匈奴系統（參：〈狄族與匈奴起源試探〉），以及非匈奴系統的其他遊牧民族社會。
（1）匈奴系：匈奴、突厥、白匈奴
（2）東胡系：鮮卑、烏桓、契丹
（3）後期混合系：維吾爾、喀喇汗、蒙古
二、西域
西域人群的構成很複雜，有許多小部族。這些小部族的分類勉強能用希臘、伊朗來強行劃定，但並不精準。
（1）希臘系：巴克特里亞
（2）伊朗系：粟特、塞種
三、中原
關於中原系，其起源地為伊朗西部，後進至東亞後，分化為一部分留住東亞（漢人）而另一部分則轉往西域。相關內容請參〈從第一漢民族與第二漢民族的角度來談「國族」定性問題：入主中原的異族皇朝能否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正統朝代？〉的簡述。
（1）Tukri系：吐火羅
（2）Guti系：大月氏、貴霜
四、關東
本文所謂的關東，指的是中國東北、俄國遠東地區的古代居民。
（1）薄姑系：薄姑、夫餘、高句麗
遠古夷人之中，從山東省出發逃往東北的是薄姑國，後繼發展為夫餘國及衍生出東北亞強國：高句麗、百濟，參：〈夫餘史中文書目〉。由於其歷史的漫長，很難排除夫餘人的血胤沒有滲入女真（金朝）、滿洲（清朝）等朝的「國人」階層。
（2）肅慎系
（3）勿吉系
探討中國人的「內亞性」之時，倘不明就裡地將清朝滿洲人劃入內亞的地理範疇，則很容易得出清代中國受到了滿、蒙文化的大幅影響，並擴大「內亞性」的詮釋力。然而，若比照類似的思路，那麼，發源於魯境的夫餘人對於滿洲人祖先的影響固亦不容小覷了，我們可否也就此稱說清代中國受到了「山東性」或「黃海性」的支配呢？再者，內亞北族主體的匈奴人起源於冀豫地帶，按照「內亞性」相同的邏輯去想，匈奴、突厥等泛北族、泛西域人群大大地影響了漢人，設若再整合進夫餘人通過滿洲人間接影響到漢人的作用力，則我等更應該修正內亞性為「冀豫魯性」、「黃河下游性」、「東亞海洋性」才對，不是嗎？
內亞性作為一種史學理論，雖具備不錯的指引性能；但在選用時仍宜慎思明辨，蓋古代社群的流動是多向的而非單向的。過度側重史料中關於「內亞→中原」的單向文化輻射力，勢必掩蓋掉另一部份的史實。此緣於古代歷史存在著另一個方向的情事：「東亞沿海→內亞」，乃不容忽視的巨大長程現象。若再將吐蕃、漢、緬人的同源納入考量，再將上古漢語的印歐原始型態納入考量，無論「內亞性」抑或「東亞沿海性」都無法適切地解釋中國歷史的多重向度。有時候沒有跟上流行，反倒是件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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