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汪政府的歷史屬性？

2020年11月08日撰稿

順一下日來探索汪政府歷史的隨想。

大陸學者對於汪政府的看法，大抵是負評如潮，常見徵引各項史料來闡證汪日勾結所引發的禍害。台灣的老輩學者也基本秉持相同的態度，認為汪政府是偽政權，務須大力批判，甚至強辯說要仿照「戰後德國處理納粹德國的轉型正義論式來析論汪政府的附日行為」。這種將汪政府視作「偽政府」的負面定性，為相關研究中的一個基調。

當然，有基調即有變調，台灣稍晚進的學者們改變了態度，認為凡事應當「客觀中立」，並拋棄掉「意識形態」的包袱，不再認為汪政府為偽政府，而認為汪政府是一個歷史上的中性客觀現象。實際上，這種變調的隱含理路與台獨思維暗合，不願恣意施加負評，在實際操作上過於偏向正面定性，反倒讓人覺得汪政府才是對的，以大陸現行與台灣老輩斥汪為「逆」的說法才是錯的。這又顯得有點矯枉過正了。

前述的分法說穿了只不過是遊走在光譜的兩個極端罷了，充滿了二元性。如果只看到汪政府的負面，那麼，那個偽政權當時為何能夠存在數年呢？如果只看到汪政府的正面，那麼，那個中性政權的影響力為何又快速消散呢？事實上無論是強調負面定性抑或中性定性，是乃都不過係反映了2撥學者們自身的當下需求罷了。相關定調的立足點都依唯著今人的時空背景來對古人做注，而不是純倚史料所反映的時代氛圍來申述之。

最值得懷疑的一點就是近幾年汪政府史料的大量刊露。這些新出史料在過往多半屬於政治禁臠，或者湮沒於窖藏，從而未被學界逐一仔細清理過。沒有史料，就沒有史學研究，究竟各路人馬是如何長期在缺乏史料的狀況下取得對汪政府的認知甚至形成「學術主流看法」的呢？很多老人家是以中日戰爭中切身的個人慘痛經驗來著述的，但這種經驗的個人特質仍非普遍觀察，無法替換掉汪政府新出史料的全面性整體價值。同樣是在史料匱如的情況下，採行中立思維的操作方式依然是無根之舉，沒有史料，何談客觀訓史？

汪政府研究在兩岸都屬於令人忽視的一塊園地，不過最近我發現如果不徹底弄清汪政府的史事，則對於分析兩岸的現況與提供未來指引方面有著莫大的不利影響。台灣戰後50年內的文化蓬勃發展似乎脫離不開國愁、香江、汪系和本土文學的範疇，大陸戰後也頗得益於汪政府保全東南數年的成果。近代中國史設若不將北洋、國府、汪偽、中共、台灣、日滿6大塊的內容拼合起來，將很難理解我們自身在21世紀的生活定位。

很高興近幾年中有著許多的汪政府史料面世，包括了中政會會議錄、各類政府公報、汪政府中人的回憶文集與當年文刊，以及一些大陸早歲編成的史料彙編，在台灣陸陸續續可以找到資訊了。比較為難的就是限於個人資力的不足，無法一本一本逐一購全，工作之餘亦缺乏閒暇來疏通之。未來倘使能進一步大量清閱汪政府史料，作為一個出發點，我個人應如何看待汪政府的歷史屬性？我認為當比照三國魏蜀吳的方式來予以勘釐，先認為汪政府是一個自認正統的行動主體，揣摩如果我是汪政府的話我會怎麼樣表現？然後再輔以同時期的中共、渝府、日方對待汪政府的各種態度，來了解汪政府的處境與對家互動。接著參酌戰後汪政府消散後，人們對於汪政府的後設評價為何？最終再以我自己深入第一手史料的感覺，擇要抄錄參列，方敢斟酌為言。

來日猶長，就勉強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