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審篇什非堪天下第一流文章

2020年06月25日撰稿

2023年05月20日校補

依從社會主流意見而行的人，充其量只能是中等之材，蓋上乘的發明在一開始都不被看好甚至為眾所鄙棄，頂級學者的青年時光遂常遭學界老成持重者的群體壓抑而沒沒無聞。亦或可以這麼說，接受主流評價體系並獲得認可的新創內容其實都是第二流的，因為他們都是被審查過和被編輯過的，缺乏真正粗邁質渾的原始律動感。那些被主流平台所刷落的物件中，一定有著不少的第一流作品，是人類最寶貴的睿智結晶，可惜卻被貼上「垃圾」的負面標籤，弗見天日。

在這邊談一下我對於學術的看法。有不少人誤以為基於學術學位、學術經歷、學術職位、學術論文、學術平台、學術研討會、學術專案獎助，所發布出去的篇什才具備專業價值；卻忽略了學術群體其實是一種具有政治性的利益群體。此一群體固因具備較社會平均水準來得高的專業能力而深獲社會信賴，但並不表示該群體就只會不斷追求進步而沒有僵化退步的空間。實際上不少研討會背後都有政府官方、大企業商團贊助的影子，某種程度來說依稀有著不可見的非獨立性──即其實然乃是半附從性的。

我個人認為，學術職位和評價機制不應該成為一種區別高下、尊卑的器械。不過案諸簡冊，人類的史實過往顯非如此符合理想型。漢代今文經、古文經之爭其實就反映了這點，以現代人的觀點來看，今文經、古文經都具備著某種史學研究的價值，但在漢代時人來看則包括了社群義理之爭、學術聲望之爭、官職利益之爭等政治面向，只能尊今斥古，至鄭玄揉合今古文為一家已是很晚期的事了。 

同樣的情況在清末也發生過。清代主流官員群體掌握著歷史知識的詮釋權，因此對三皇五帝的舊說習而不疑，對這些既官復儒的士紳來說，三皇五帝的一整套學問就是信史，乃中華學人千百年間客觀學術考定的主流成果，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只有很少數如崔述、廖平等人才隱約感到不妥而提出新說，使得他們提出商榷的時候面臨到主流官員群體的巨大阻力，如非西學的引進和政體的劇變，新說很可能僅係曇花一現而毫無著根之機。

中華民國初期積極衝破這個主流限制的是顧詰剛先生等人，他和同道乾脆自己創辦刊物，累積成《古史辯》的巨著，拒不接受清望儒者的審查譏諷，以徹底推翻「層疊壘造的古史」。試想，如果將顧詰剛先生挪到21世紀接受現代學術審查，而審查群體是晚清各部院尚書諸公，則顧氏會落得如何下場？自然是一篇論文都發表不出來，沒沒無聞一輩子。

現代史學在西方已經發展400年左右，在東方也稼接100多年了。在打破晚清「層疊壘造的古史」之餘，也業已擁有了充分的時間來製造「層疊壘造的新史」。這種情況並不會因為台灣是民選社會而有所趨避（如台獨史觀言必稱「清領」、「日治」，台灣非得是南島語族起源地），也不會因為大陸高度經濟發展而擺脫掉陰影（如多元一體、馬列主義、蘇秉琦所質疑的兩個怪圈、史學附和各地文創商機......等干擾）。歐、美、日各國的史學界更難保不會有類似的問題，畢竟他們層疊累積新史的時間更長──反對他們的學者也不乏倡議「東方主義」、「去歐洲中心主義」的異調──所以別用無謂的字句強制要求別人凡事都必須符合學術文獻回顧、每必依靠學術高標的套路，將之作為攻訐的標語。那是沒有用的，因為史實就是史實，史實不會因為研究工具的美化而改變，畢竟粗糙的徒手勞動亦可耕耘出一片茂盛的花園，沒有誰能規定學術範式（或學術平台）就等同於史實本身。

【英國】Tony Becher、Paul R. Trowler（合著）、唐躍勤、蒲茂華、陳洪捷（合譯）《學術部落及其領地-知識探索與學科文化》，2015年10月，北京大學出版社，ISBN：9787301236338，第102葉～第103葉：「專家評審體系在維持了整體水平的同時也認可了個人的成就。然而，和許多有用的社會體制一樣，這種評審小組也存在弊端。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投訴。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那些已經享有聲望的人往往以犧牲那些沒有名氣的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換取自己的特權。另一個問題是，在那些高度專業化的領域，廣泛公平的評價是非常有限的，因為評審人員的選擇有時候只能從那些相關專業的熟人中來選……或者從有限的幾個專家中來選，這些人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地位而抵抗對手的學術觀點。還有另一個弊端是，有些人認為專家評審具有不可靠性。專家組意見不統一是常有的事，特別是在＂科研的邊緣領域＂，在這裡＂獲得科研資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機會＂。先不管可靠性的問題──即評審一致性問題──評審的有效性都值得懷疑，因為他們往往不能正確預測優勝者：在我們研究的一個領域（代數學）中，被拒絕的科研提案（申請國家科學基金）實際上比那些獲得資助的提案更具有可行性。」第104葉：「實際上，專家組的評審，就算是在純科學領域，都不是一個仔細的、重複驗證他人工作的過程，而是一個帶有偶然性的過程」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10月7版4刷，ISBN：957150050-X，第5葉〈三版改名自序〉：「我有一個經驗，凡考證某一問題，不可能把所有有關的材料，一次搜羅盡淨，勢必有所遺漏。但若引導的方向錯了，便常繼續發現與自己結論相反的材料，此時只有對自己的結論，重加考慮，加以改正或放棄，而應以近百年來一些『權威者』所經常採取的文過飾非的態度為大戒。……首先立說的權威，假定繼續做學問，則對自己立說的漏洞，必能有所發現。假使由立說者自己把漏洞親口親筆表達出來，這該可以減少一般人少走許多冤枉路。但近百年來的風氣決不如此，不僅絕少自己發現自己錯誤之事，並且對他人所指出的錯誤，要便是『概不答辯』，以保持自己的身分。要便是運用以『游辭』為『遁辭』等方法，使問題更陷入魔瘴。甚至促使受到卵翼的幫派後生出來為他吶喊，或運用政治力量給對方以打擊；這是中國在傳統歷史文化的研究上，經常陷於泥淖之中的重大原因之一。」

部分令人景仰的史學名家，在他們青年時期亦面臨同樣的遭遇。老成學者賜給他們的是毫無道理的挫折，對學術進步製造了阻礙。很難想像那些處在學術巔峰的學人為何不願提攜後進，反倒是壓制晚生，這與我們對於學問通達必致心性寬仁的常識大相逕庭。以下摘錄相關書序、日記、年譜的相關紀錄，如果我以後真的能有點微末的一、二成就，理當時刻引自省察，匡正己缺：

（1）賈鵬濤《楊寬先生編年事輯》，2019年10月，中華書局，ISBN：9787101139419，第9頁：「1930年庚午　先生十七歲……將《墨經校勘研究》一文投寄《燕京學報》，但此文並未發表。關於此事原委，先生在自傳中這樣寫道：……學報主編容庚（一八九四 ─ 一九八三）親筆回信，大意是：這篇論文很有見解，切中時弊，準備採用，只是學報下一期改由顧詰剛先生主編，已將論文轉交……我自己畢竟是個中學生，學術的根基還差，……因而立即寫信給顧詰剛，誠懇地說明接到容庚先生覆信，十分高興，但我是一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發表時如見有不妥之處，請即刪削改正。」第10頁：「等到新一期《燕京學報》出版，不見我的文章，……長期得不到回信，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我第一次和學者通信，使我感到很失望，……直到抗日戰爭初期童書業從北平來到上海，論及這件事，他說：顧詰剛先生一直為扣押我投寄《燕京學報》文章的事感到抱歉，當委託他編輯＂古代地理專號＂時，曾談到這點，要他出面寫信給我約稿，並且說有機會請代為表示歉意。我推想，一九三○年春天顧詰剛剛接手主編《燕京學報》，可能他顧慮到發表一篇中學生的論文評論不少名家的失誤，怕出什麼問題，因而就遲疑拖延下來。」

（2）逯耀東《魏晉史學及其他》，2014年6月2版1刷（1998年1月初版），東大圖書公司，ISBN：9789571930947，第4頁：「進了新亞研究所，拜在牟潤孫先生門下。……所謂研究所月會，由錢穆先生親自主持。……輪到我報告，提出的報告是〈試論漢匈間之歐脫〉，文章以文言文寫成，兩週前已分送諸導師與同學。不過，想想有所不妥。因為和錢先生的《國史大綱》有相左之處。錢先生對歐脫的解釋，取其原始義，即韋昭所謂『界上守屯處』，……我則取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的引申義……擴大為『農業與草原民族間的緩衝地』。因此，我請示師父牟潤孫先生，是否要刪去與錢先生牴觸之處。牟先生說錢先生不一定會記得。但錢先生不僅記得，而且記得很清楚，並且很堅持。對我作了非常嚴厲的批判。……這次月會從下午兩點到晚上六點多，是新亞研究所月會空前絕後的一次。老夫子真的生氣了。以後在新亞研究所的幾年，我不敢 再見錢先生。直到他定居外雙溪素書樓，才再親近錢先生，多所請益。月會的第二天，一位沒參加月會的學長，走進我研究室，怒沖沖地指著我說，我不該冒犯錢先生。」

（3）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增訂版）》，2020年2刷，香港城市大學，ISBN：9789629374020，第73葉～第74葉：「八十年代初開始了關於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並且在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出現了一些分歧和爭論。為了維護這兩者的歷史地位，陳雲提出加寫共和國成立前『歷史的回顧』。……在這種號召下，一些老同志寫共和國成立前如長征、抗戰、解放戰爭等地回憶錄，以及理論界和史學界有關的研究，就空前繁榮起來……正是在這個時候，發現了陳雲的所謂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他也寫出對有關調查的《答覆》。從此就出現：張聞天的總書記變成了負總責，《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毛澤東會上的發言『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等等。雖然沒有看到有關總書記變成負總責的正式文件，但遵照黨史研究中的『人治』、『只惟上』的不成文規定和『與中央保持一致』的紀律，史學界照例聞風而動，迅速跟了上來。連一些學者才發表文章論證張聞天被推舉為總書記的原因和經過，再寫文章時已是論證負總責了。一些史書和領導同志的回憶錄，已出版的只好算了，此後的基本上都照改。包括一些不同意的人，或者只好改，或者被審查和出版機關給改了，否則也許出不來。……張聞天從總書記變為負總責，恐怕就是不『惟實』、只『惟上』的結果。而且為了圓此一說，在正式黨史上竟然否認向忠發和博古當過總書記，還製造了其他不少矛盾。」

（4）【澳洲】Trevor Bryce（著）、蔣家瑜《譯》《安納托利亞勇士　赫梯人簡史》（商務印書館，2022年4月，ISBN：9787100207386）第16頁：「一位更早的學者曾在15年前就把該語言視為印歐語，……阿瑪納泥板中有兩篇是法老和一位國王之間的往來信件，……不同於大部分的阿瑪納泥板，它們所用的語言並非阿卡德語，而是當時的一種未知語言。1902年，挪威學者J. A.克努特松（J. A. Knudtzon）在未能翻譯信件的情況下宣稱，它們的語言是印歐語中的一支。他當時顯然並不知道它是赫梯人的語言。因為那時的赫梯人只是從近乎3000年的默默無聞中剛剛重現。遺憾的是，克努特松失去了深信不疑的勇氣。他在學術同行們持續不斷的反對聲中妥協了。他們聲稱這個想法過於荒謬。畢竟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已知語言都屬於閃米特語族，……一種與拉丁語、希臘語、英語和法語等相關的語言在如此早期的歷史上就出現在世界的這片區域，這種想法非常荒唐與牽強。因此克努特松迫於壓力，放棄了他的主張，赫羅茲尼不得不重新開始。」第14頁：「此項工作由捷克學者貝德日赫‧赫羅茲尼（Bedřich Hrozn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最終完成，……儘管哈圖沙泥板上的未知文字所記錄的語言依然晦澀難懂，但它們在字面上是能夠看懂，或者可以發音的。……在研讀文本時，赫羅茲尼偶然間遇到一個句子，……」第15頁：「他的發現的真正意義在於這句話所得出的結論──赫梯語屬於一個非常龐大的語系，我們稱之為印歐語。」

（5）劉豐《開啟你的高維智慧》（2017年5月，中國青年出版社，ISBN：9787515346649）第3頁，劉宏毅〈推薦序一　指月之手，指點文明的方向〉：「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從發表到被學界接受用了三十年，其原因不是大咖們提升了自己的認知，而是那些反對者都去世了。可見，人類要走出自己的認知侷限，超越現有的低維狀態，不再孜孜汲汲於無謂的物質積累，關鍵在人類自己。」